蒋介石
作者：陈明远
来源：《那时的文化界》
国防政府对八路军的发饷，一般遵守协议按时发放。例如，据记载，1939年6月周恩来的副官蒋泽民到西安领取48万元军饷。但遇特殊情况就拖欠，事后也会补发。比如1939年冬至1940年春，胡宗南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国防政府就对八路军停发军饷。但事件平息后，经中共据理力争，八路军在1940年4月份又领到拖欠了半年的军饷。
所谓供给制，就是军事共产主义。从1927年秋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开始，中共部队和机关就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而根据地的企业有的实行完全供给制，有的实行供给制 工资混合制。供给制下的人数，在土地革命时期有几十万人，抗日战争时期上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扩展到几百万人。
1927年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部队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民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了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工农武装，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25日中央发布《中央通告第五一号 军事工作大纲》，明确规定：“可正式命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不久，毛泽东、朱德又根据中央6月4日“关于你们的军队，可正式改称红军”的指示信，正式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接着，全国各地的工农革命军先后奉命改称为红军。
红军及苏区根据地的经济来源是怎样的呢？
红军的经费来源多样化。并不仅仅依靠红军小部队打土豪和军事缴获，大部队红军和稳固的红色根据地，主要还是要依靠税收。苏维埃政权也把当地出产的一些特殊物资运到国民党地方军阀控制的地区销售，以此获得很多经费。还有共产国际每月提供分支机构中共分部相当于30万银圆的经费，秘密支付美金或卢布。
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简称“苏区”，乃是农民起义的地方割据政权，红军日益壮大。1932年中共军委发布训令，统一规定红军部队伙食费每人每日大洋1角，或口粮1斤6两(旧秤1斤=16两)，菜金3分钱；相当于每月3银圆(约合2009年人民币180元)。出差人员伙食费每人每日大洋2角 (约合2009年人民币12元)。
零用费数目，指挥员与战斗员同等，但不定期发放。什么时候发放呢？ 通常是在采用武装暴力“打土豪”以后，基本上平均分配“战利品”。对于专业人员(医生、电报员、机修工等)每月津贴不超过大洋10银圆(约合2009年人民币600元)。中央和地方的干部待遇略低于部队。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种分配的内容主要是解决填饱肚子的生存问题，而并不保证“穿衣、住房”的条件。基本概念是“民以食为天”。
跟20世纪30年代的城市相比，这样的生活水准是较低的。但要是跟当地(特别是赤贫地区)一般饥民相比，这样的生活就可以满意了。
在“苏区”供给制下生活的文化人有瞿秋白、冯雪峰等，以及后来跟鲁迅笔战的杨邨人等，每月发给生活费20-50银圆不等。
1934年红军长征时脱离江西苏区根据地，转战经过14个省区：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原为四川一部分，1928年9月国民党决议西康特别区正式建为行省)、青海、河南、湖北、甘肃、陕西，其中包括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无人区，以及敌占区；衣、食、住、行几方面都遇到常人无法想象的难题，克服这些难题付出的代价通常不亚于征途中的战斗。
各主力红军长征出发前，大都由苏区政府保障军服供应，样式都是仿苏俄红军的八角帽、列宁装，缀红色帽徽和领章。不过农村根据地多靠民众手工制衣，样式、颜色不完全规范。中央红军从苏区突围前，每人发放了一套新军装，经过近3个月转战多已磨损。红军占领遵义后休整半月，被服厂日夜开工，为每人补充了一两套新军衣，此后行军9个月未能更换，到达陕北时多数人已衣衫褴褛。红四方面军从川陕苏区开始长征后，进入荒凉的川康边藏区达一年多时间，布匹难得，指战员们用羊毛和牦牛皮自制毛衣、皮衣。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各部队人员服装颜色杂乱，但唯一统一的标志是仍戴着一顶红五星八角帽，徐特立老人的红军帽就是自己在长征路上做成的。
长征途中的粮食供应，主要靠打土豪，就是没收地主富户的财产(主要取银圆)购买衣食用品，少数由捐助、欠借农民存粮的方式解决，筹粮筹款成为各部队一大重要任务。中央红军西征出发正值秋收后，地主大都谷物满仓，便于没收征发。对贫苦农民，红军采取花钱买粮，或开具借条，不许无偿索取。长征中最缺粮的时期，是进入人烟稀少的川康少数民族地区这段时间，部队执行民族宗教政策，不允许打土豪，主要是用银圆向土司购买粮食。据记载：“阿坝地区藏、羌、回、汉各族人民为供给前后在此过往的10万红军的粮食作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到延安后曾说过：长征在川西北，我们是欠了藏族、羌族人民的债的。
红军征途中的宿营，在有老百姓的地区通常分住民房，不论如何疲劳仍要求指战员保证缸满院净。在进入高原荒僻地区后，民房难寻，为执行宗教政策又不允许进寺庙，部队只得野外露营。住宿条件最困难的阶段是过草地。晚间有时找不到一块干燥地面，许多人只好坐在背包上背靠背依偎着取暖。天亮时，有些战士怀抱枪支，因冻饿已长眠不醒。
长征中的红军受到大批敌军围追堵截，主要靠快速行军摆脱险境。当时胶鞋是难得的宝贝，布鞋不耐磨，每个指战员身上都带两三双草鞋，一路行军一路自己打草鞋。
“红军都是钢铁汉”。靠着钢铁般的意志，克服衣食住行方面的特殊困难，创造出了人间奇迹。
1936年12月1日，朱德、毛泽东等19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为全国民族唯一之路。”12月12日，西安兵变，蒋介石被迫同意联共抗日。随后，国共开始一系列谈判，核心是红军改编问题，中共要求编成4个军，12个师。国民党只同意红军编成3个团。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抵达杭州，向蒋介石出示了中共新的十五条意见书，其中关键内容是改编后的红军总人数不少于4.5万人，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的经费，由国民政府拨付。这次谈判又没有达成协议。
(当时国民政府拨付张学良的东北军每年军饷200万银圆。)
“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国民革命军失利，损失惨重。蒋介石同意中共红军改编三个师的番号。只要求整编后的红军赶快出兵。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在洛川会议后发出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共辖3个师，每个师4个团，共12个团。当即收到了国民党政府发给的第一批30万银圆军饷。
国防政府对八路军发饷数目，是根据协议对三个师按4.5万人计算，每月发给军饷法币63万元，其中生活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5万元，医疗补助费1万元，米津贴补助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当时法币1元合抗战前1银圆)以后几年略有增加，但总数没超过75万元。军饷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军需局领取。如115师参谋长周昆领取该师第二批军饷8万元。
1937年4月国防政府给陕北提供粮食和被服。
1937年9月起，改编后的八路军陆续进入山西境内抗日。11月初，太原失守。毛主席当天就致电周恩来和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指出：“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再扩大3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隐蔽地扩大部队兵员。
1938年，日本采取南北对进的方针，调集6个师团30万兵力夹击徐州，造成河北、山东等平原日占区兵力空虚。毛主席及时抓住机遇，做出从山区到平原开展游击战的决策。八路军分散游击，发展部队。1939年八路军扩大5倍，兵员达25万人。
国防政府对八路军的发饷，一般遵守协议按时发放。例如，据记载，1939年 6月周恩来的副官蒋泽民到西安领取48万元军饷。
但遇特殊情况就拖欠，事后也会补发。比如1939年冬至1940年春，胡宗南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国防政府就对八路军停发军饷。但事件平息后，经中共据理力争，八路军在1940年4月份又领到拖欠了半年的军饷。
1940年八路军扩大了10倍，达到40多万。这些部队大多靠自己征集给养。国民政府只对原协议中的4.5万人发饷。八路军兵员虽越来越多，但以独立团、军分区、武工队的名义，八路军的正式编制依旧是3个师的番号。
1940年8月20日，彭德怀打响了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歼灭日、伪军约7000人，彭大将军打出了“百团”旗号，暴露了八路军实力。因国共合作协议中的12个团变成120个团，到1940年10月，国民政府暂时切断对八路军供应。1940年12月，国防部长何应钦宣布停发延安方面的军饷，当时延安抗议说，还有10月份的20万元军饷没有领取。
1941年开春，延安就开展了大生产自救运动。
按照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时对蒋介石的要求，每月应发给新四军经费18万元。实际只给了新四军每月8万元。后经叶挺和项英多次要求，增加到每月13.5万元；另外江北的新四军每月经费3万元，由安徽省政府廖磊、李品仙提供。
1941年1月新四军在领到补齐之后的欠饷后1940年4月出发，1941年初皖南事变，被宣称是“叛军”，也就再也没有给新四军发放军饷了。
国民党从1941年以后，完全停止发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
1937年9月，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财政部制定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供给制标准”为：分区、县、乡各级干部，一律每人每月生活费3圆9角，计粮食2圆、菜金9角、津贴1圆。
1938年8月，陕甘宁特区财政厅规定调整津贴标准，分为5等，从“分区专员”以下分别为：4圆、2圆5角、2圆、1圆5角、1圆。
1939年1月，八路军参谋部规定各机关部队的供给制标准为：
粮食标准分两种：每人每日1斤半(合750克)、1斤4两 (合625克)；
菜金标准，按人员类别分四种：每人每日4分、5分、7分、1角；
夜间工作的报务员等，每人每月发给夜餐费1元5角；
生活津贴分四等：
(1)最高一级，主席、参谋长、政委、局长等，每月5元；
(2)处主任、科长、团营级干部等，每月4元；
(3)股长、科员、译报员、秘书、连级干部等，每月3元；
(4)文书、管理员、教员、排级干部等，每月2元；
(5)最低一级，勤杂人员、战士等，每月1元。
按照日用品的购买力，当时(抗战头两年)法币1元约合今日(2009年)人民币30-50元。但1939年以后全国各地物价飞涨，货币迅速贬值。供给制的标准改为以实物计算。
在游击区，由于抗日游击队的流动性很大，缺乏比较固定的经费来源，因此，没有也不可能有比较固定的供给标准。
1940至1941年是抗战最艰苦的两年，也是边区部队、机关工作人员物质生活上最艰苦的两年。在日本帝国主义“扫荡”、国民党封锁及自然灾害的侵袭下，抗日根据地的财政遭到了极大的困难。
毛泽东在1942年写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回顾当时的困难情况时说，我们曾经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但是，我英勇的解放区全体军民，并没有被困难吓倒。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一方面组织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地实行“生产自救”。在陕甘宁边区，生产范围以农业、蔬菜、畜牧为主，也经营一些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
自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后，其他各根据地凡有条件的，都程度不同地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挺过了1940 1942年的严重困难时期，适当解决了机关、部队的生活需要，基本保证了部队指战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
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3年1月间，还规定了如下的自给标准：
机关自给方面：(1) 九个月以上的蔬菜；(2) 每人每月肉2斤，调料6元；(3) 每人每年过年过节肉2斤；(4) 每人熟毛2.5斤，单鞋1双，衬衣1件，肥皂2条；(5) 每人每年文化娱乐费50元 ，修理补充费120元；(6) 照顾小厨房待遇的病号所需的开支。个人自给方面：毛巾2条，牙刷2把，精盐4两(125克)，单鞋1双，袜子2双，用公家发的熟毛打成毛衣1件，毛袜1双。
毛泽东1943年11月在《组织起来》一文中说：
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18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 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
1935年以后“法币”曾代替银圆在全国流通。但是作为一个地方政权(具有国家的雏形)，江西苏区也曾发行自己的钞票“苏维埃国币”。延安时期更使用过几种货币。
最初红军带到延安的钱是“苏票”即苏维埃国币，又称苏币。早在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便创立了国家银行，7月7日开始发行统一的新纸币“苏维埃国币”，面额为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共5种。苏票一元与银圆一圆或法币一元相等值。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以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办事处的名义，继续发行过一些苏票，但流通有限。
1937年9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更名改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随之，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办事处也相应的改名为陕甘宁边区银行，承认并流通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逐步收回苏票。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1月28日边区政府委员会决定独立发行陕甘宁边区自己的货币“边币”，1月30日颁布法令禁止法币在边区范围内流通。2月18日，陕甘宁边区银行正式发行边币，票面为一元、五元、十元。“边币”与光华券一样，票面上都标以中华民国纪年，但大红着色，妇女纺纱、羊群等图案已经具有鲜明的解放区文化特色。
1944年5月，边区银行(名义上为贸易公司)发行货币代用券“流通券”，全称为“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面额为五十元、十元两种，规定每元当边币15元，实际发行后比价为每元当边币20元。
在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主要是依靠外援。
陕甘宁边区财政，除取之于敌(即在战争中夺取敌人的辎重、粮秣和资财，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以充实抗战经费)外，主要是依靠国民政府拨款以及外援与捐献。
外援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国民政府给八路军的军饷，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外援占边区财政收入约50%到85%。
1937年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政府每月发给八路军60万元(法币)左右的军饷，当时法币的价值较高，1元可兑银圆1元。另有海外华侨及各方进步人士捐款给八路军，这两项就占边区1937年至1940年财政收入的70%左右。
从1937年7月到1940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收到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计16405340元法币，(张扬：《陕甘宁边区是怎样“休养民力”的》，载财政部科学研究所编：《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平均每年在400万元法币左右。
陕甘宁边区，1938年11、12月，香港汇款50万元法币，孙夫人宋庆龄汇款6万元法币，重庆转来汇款8万元法币，西安1939年1 2月汇款59.0948万元法币，其他汇款7万元法币，5个月之间，捐款达到130万元法币。(贾康、赵云旗《论抗日战争初期的财政政策与方针》，载《预算管理与会计》2005年第8期。)
从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共收到国内外进步人士的捐款法币8120234.39元。1937年至1940年外援金额及占当年边区财政收入比率为(法币)：1937年，4563.9万元，占年财政收入77.20%；1938年，46.8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51.69%；1939年，566.4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85.79%；1940年，755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70%。
除外援外，其余的财政收入来源是少量的税收和行政性收费(包括没收款、罚款、土地登记手续费等)。这几项收入缺1937年、1938年的资料。1939年税收65.8万余元；没收款9.5万余元；罚款近1.9万元，土地登记手续费0.37万元，杂项2万余元，总计占年财政收入的9.17%。1940年税收196.4万余元，企业盈余42.7万余元；公产收入0.5万元，寒衣代金42.7万余元，罚款28.5万余元；杂项29.2万余元，总计占年财政收入24.87%。
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财政虽然困难，但精打细算，尚可维持，甚至有所结余，如1938年余10.3万元，1939年余8.4万元。但1941年，边区财政出现了严峻的形势，这年财政亏空567.2万余元。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无论大后方还是敌占区(沦陷区)都出现了通货膨胀与物价飞扬的经济困难状况，特别在1940年以后，都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
据西北财经办事处公布的《陕甘宁边区银行各种统计表》中，1937年至1945年间延安市物价总指数也在不断上涨：
(以1937年上半年平均物价指数为100计算)
1938年7月为153.3，12月为161.4，全年为143.1；
1941年为2228.9；
1942年为9904.0
1945年6月为1995825.0，12月为1825918.5，全年为1591495.4。
也就是说，1945年底延安的物价指数，是1937年初的18259倍。
女作家陈学昭当时任延安《解放日报》副刊编辑，她记载了1938年秋季延安的物价情况：
猪肉每斤0.5元、猪油每斤0.8 0.9元、山羊肉每斤0.35元、绵羊肉每斤0.4元。
白糖在延安一直很紧俏，价格不菲。
1938年秋，白糖每斤1元，而同时期在重庆售价为0.25元。
同一时期(1939年1月)重庆、成都的基本生活物资指数分别是：
重庆大米每斗3元5角、食盐每斤1角4分、猪肉每斤2角3分、机器工人工资每月30元、纺织工人工资每月18元(自给伙食)；
(重庆大米按每斗37斤，每斤14两计算。折合每斤9角5分。)
成都大米每斗2元、食盐每斤2角、猪肉每斤2角、机器工人工资每月30元、纺织工人工资每月6元(厂方提供伙食)。
(成都大米按每斗32斤，每斤14两计算。折合每斤6角3分。)
生活基础并不丰厚的陕北小城，生活指数比同时期重庆、成都偏高，但实行供给制条件下的革命队伍里的同志们，生活都是有保障的。
其实，无论物价如何涨落，对于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单位工作的“公家人”，影响并不大。当时在解放区，八路军、政府机关和学校，全部实行“供给制”，除了衣食住方面满足最低限度的需要，发些烟、肥皂、毛巾、牙刷，甚至妇女特殊时期所使用的卫生纸等日用品外，还有一点津贴。政府在采取各种手段，使得大家在革命的圣地，温饱着，并感受着平等。
与这些统计数字有关的另外两个生活指数是，当时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度量衡单位与惩治贪污腐败的标准。
1938年初，1斗为50斤。1942年3月22日，边区政府建设厅就统一度量衡问题发布命令，规定自5月1日起，在边区使用度量衡的标准为：尺用2尺正裁尺；斗用30斤斗；秤用16两制秤。
当时边区政府为取信于民，惩治腐败的力度很大。1938年8月15日，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其中规定：凡边区工作人员贪污法币500元以上者，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1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自首者，减轻或免除其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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