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艾：
说到“范畴”，记得在您的《传播与社会》一书中，有篇关于意识形态“范畴”的文章，一些学生觉得读起来非常不易。
赵月枝：
那是我在1992年出版的最早的学术文章，来自我博士资格考试的六个答案之一，把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生产和意识形态与话语问题梳理了一遍。你说到有人觉得难，那是因为读者没有这方面的基础知识。实际上，负责我的这个领域考试的教授对我说，因为这篇文章是我这样一个博士生试图搞清楚这一领域的基本文献，我试图理解这个概念之演变的过程，对其他学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所以我的文章是好懂的。因此，他多年来一直把我的文章当做研究生课上有关意识形态这个问题的必读文章。
我对“意识形态”这个“范畴”之演变的“过程关系”知识考古使我有机会补充和完善在国内学到的哲学和文艺理论基础。实际上，如何把自己从中学时代就接触的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为全球史视野和后现代语境下贯通中西方，既能观照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能观照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是我一直在努力做的功课。比如，经典马克思主义以生产为中心、从商品这一概念切入，强调阶级分析、关注社会革命。在后现代语境下和全球分工体系中，如何处理生产和消费、现实和话语、革命和改良的唯物的、历史的、辩证的关系？ 如何在阶级政治和性别、族群、国族、宗教等身份政治的互动或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中把握社会变革的主体性问题？ 在信息或符号资本主义时代，如何处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关系？ 对中国来说，如何处理马克思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进而面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问题上或明或暗的东方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和冷战意识形态遗产？ 还有，如何在自己的研究中关照全球与地方、理论与实践、制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
有人或许觉得我的研究思路特殊，甚至难懂，而于我，这是我学术道路的“自然”发展。当然，当年留学被公派到加拿大，又瞎撞进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学重镇西蒙·弗雷泽大学，是我的幸运。我的思路之所以特殊，甚至“难懂”，是因为那些当年早已列入教科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常识及中国人原来习以为常的、从整体视角分析问题的方法，被西方主流的、现代化的实证社会科学的思路所肢解和边缘化了。由于这种思路反而变成主流，进而以去历史化和去政治化为面目的新自由主义“常识”成为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我们这种方法论就变得特殊和困难了。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正本清源，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在更加深入的东西方交流的条件下，重新激活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唯物历史观的角度来看，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一直存在。比如，一方面，“启蒙”和“法国革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在特定地点发生的事件；另一方面，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这些事件又是世界性的。同样，虽然资本主义起源于英国，但“资本主义的崛起”也是一个世界性的事件，一旦在英国出现了，它的扩张性逻辑就决定了别的地方无法重复它的历史，而只能在它所限定的条件下运作。
黄艾：
我们理解，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唯物史观，您跳出了“东方与西方”二元对立的逻辑，以整体的、联系的观点辩证地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您的研究既包容了全球化视角，又根植于中国的实际问题，那么您是如何将全球研究视角与中国现实问题进行有机统合的呢？
赵月枝：
刚才我们谈到了中国与世界的互构关系，世界与中国本身就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两者之间不存在二元对立的关系。因此，以一种整体的、全球史的视角进行思考的话，中国的问题实际上是世界的问题，而世界的问题一定包含“中国”这个部分。所以，主流学术中的“西方理论、中国例子”是一种悖论和被西方话语霸权误导的学术模式，它缺乏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够更为全面深刻地认识到世界本质，认识到世界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之中。如果总是希望“今天的中国”要和“昨天的美国”一样，断裂式地、孤立地看待世界的问题，是会受到各种挫折和打击，而且会使自己因为囿于这样的视角而走进认识论的误区，而一旦认识论前提是机械的、割裂的和去历史化的，你的问题意识一定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和自由主义传播学争论的一个隐性前提就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批判传播学派强调，中国的问题是世界资本主义问题的一部分；自由主义学者一方面以西方经验，尤其美国经验为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他们不愿意反思美国经验为何成为“普世理论”的基础，更不愿意将中国的问题放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加以分析。实质上，这种难以沟通源于认识论上的差异：一种是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而另一种是唯心的、去历史化的和机械的。因此，回到认识论问题，梳理清楚“你怎么看世界”的问题，这是最基本的出发点。当然，政治立场与认识论也是相互影响的，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深层的问题在于认识论。概览全局，如果我们今天还是在一个“中国落后、西方先进”“中国为何不可以像西方那样”，在假定前提里做学术，那就说明学术殖民主义的影响有多深了。
此外，现有的论调常因陷入线性的现代化框架而出现如下表述：城市是先进的，农村是落后的；城市是文明的，农村是愚昧的。实际上，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城市与农村并无先进与落后之分。纵观中国革命史，中国农村也并非是落后和愚昧的。受共产国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中国革命早期进行了城市暴动，工人被认为是最先进的群体。然而，当时中国的工业并不发达，工人阶级的数量并不可观。客观上，到城市里“受剥削”已经是比农民更好的命运了。反而是中国的农民，因他们受剥削受压迫的程度最高，使他们具有最彻底的革命精神，因此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讲，至少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叙述中，农民并不是落后的象征。当然，农民并不是天生地、自然而然地就有革命性和先进性，革命实践离不开组织和意识形态动员工作，而这正是人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的体现。
黄艾：
毋庸置疑，城乡关系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实问题之中最为突出的、最为重要的一组关系。您基于宏观的、整体的视角考察这一现实问题，探颐索隐、钩深致远，您是如何理解全球背景下城乡关系发展历史脉络的？
赵月枝：
我是先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后有世界体系理论和全球史视野，其后在这些大框架里通过学习阿瑞吉、林春、吕新雨、严海蓉等人的分析，而开始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的。从世界体系的角度分析，全球资本主义崛起的过程是城市剥夺农村的过程，它与资本家剥夺工人的过程互为表里：工人来自哪里？不正是圈地运动使农民丧失了所有的生产资料而成为“一无所有”的工人吗？因此，分析劳资关系，也一定要带有城乡关系的视野，没有这个视野，就是用割裂的方法看问题。
众所周知，英国在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通过向全世界众多地域进行殖民，向海外输出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从“全球”角度来讲，英国和欧洲是“城市”，世界其他地方是“农村”，是英国资本主义得以输出过剩产能和转嫁危机的地方。美国之所以能在早期发展农业资本主义，开拓大规模的美国式农场，有些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有：对土著居民土地的掠夺；对黑奴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大规模的海外移民；通过垄断和金融资本的政策，支撑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所有这些都是不可持续和不可重复的。中国面临不同的历史语境和现实问题。中国走自己的道路，意味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关系、建立平衡互哺的城乡关系。的确，农民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中的比例已经被大大缩小，但总人口数量依然非常庞大。关注农民自我生存问题，农村社区共同体的维系问题，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是中国面临的大问题，可我们的传播学对此没有给予充分关注。
因此，作为一个学者，首先需要面对现实或国情，其次要有学术道义和担当，不要一厢情愿地、教条化地拿别人的理念去研究别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