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了，由于近日要看的书太多，我不想在批评鲁迅上浪费时间。今日误以为是周一，而实际上是周日，于是便有了种喜从天降、多活一天的错觉。想着公号文章好多天没有写了，不如将今日这意外增加的时间用掉一点。
上篇文章 (也叹中华文化之花果飘零 | 熊培云) 只有一小段提到了鲁迅，本意是为了抗议许多公号被封的。没想到大多数留言竟是批评我对鲁迅的看法，有些人就直接开骂了。实话说，这种“太岁头上动土”的感觉并不好。由于历史原因，直至今天，仍有两个人在中国是不能被轻易批评的：一是毛泽东，二是鲁迅。前者毋庸讳言，政治自然是主要原因。至于后者，则要复杂得多。关于这一点，我后面会有文章展开。当然，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在1949年后的中国被圣化。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通盘否定鲁迅，他在文学上是有些成就的，但在其他很多方面，我实在不敢恭维。比如逻辑水平、政治见识、舍本逐末的对国民性的批评等等。而这一些和我喜不喜欢胡适没有一点关系。在我这里，胡适也是可以被批评的。可惜的是，许多研究鲁迅的人，缺少对鲁迅的批评，而只是在解释他何以成为“民族魂”。如果我有足够的时间，我倒是愿意多做一点。
比如我在钱理群先生的讲座文章《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中就读到这样一段话，“……我现在成了习惯，无论面对什么问题都要想起鲁迅。而且每一次都确实能够从鲁迅的研究里面找到新的资源，得到启发。所以这些年，即使在我不讲鲁迅的那些文章里面，还是可以看见一个鲁迅生命的存在。而且我只要面对青年，就情不自禁的讲鲁迅了，因为我从进入学术界开始就给了自己一个定位，就是做鲁迅与当代青年的桥梁，我一直坚守在这个岗位，看来要坚守到我死为止，这已经成了我的历史使命和宿命。”
这段话读来很悲壮，在某种程度上也令人感动，但经不起分析。前者，让我想起马斯洛的话——一个人如果手里只有一把锤子，那么看什么问题就都是钉子。迷信上帝的人相信上帝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迷信组织的人相信组织伟大、光荣、正确……可是，人是不能过于迷信的。不是说吗，就算是一个宿命论者，过马路也要看红绿灯。至于后半部分，我也不认为这是学者的态度。如果钱先生将自己的使命定为让青年人像他一样去迷信鲁迅，我有些不解的是，这究竟是做学问，还是搞宣传？
如果读者反对我的上述观点，容我以后说得更细致一些。
在研究方面，我更喜欢唐德刚先生的态度。我是通过唐先生的《胡适杂忆》开始认识胡适的。后来我通读《胡适文集》，并写了《错过胡适一百年》一文。算是我的一篇读书心得。唐德刚对胡适从来没有到迷信的程度。在《胡适杂忆》中，他批评了胡适在经济学方面的不足，同时在其他行文方面也多有调侃。
比如唐德刚批评胡适没有在1917年拿回博士学位是因为“花心”：
胡适之这位风流少年，他在哥大一共只读了21个月的书（自1915年9月至1917年5月），就谈了两整年的恋爱! 他向韦莲司女士写了一百多封情书（1917年5月4日，《札记》），同时又与另一位洋婆子‘瘦琴女士’（Nellie B. Sergent）通信，其数目仅次于韦女士（1915年8月25日，同上）。在博士论文最后口试（1917年5月27日）前五个月，又与莎菲（陈衡哲）通信达四十余件！在哥大考过博士口试的‘过来人’都知道，这样一个神情恍惚的情场中人，如何能‘口试’啊？！这样一位花丛少年，‘文章不发’，把博士学位耽误了十年，岂不活该！（《胡适杂忆》，增订本，1999）
作为胡适的入室弟子，唐德刚的这段文字，算是有些随心所欲，也因此受到了来自夏志清先生的批评。夏志清列出了胡适当年的成绩单，英文成绩少时也有80分，多时为96分。更别说与韦莲司写信交流或者恋爱也是有益于提高他的英文成绩的。
这些都不是关键，我想强调的是唐德刚对胡适的这种态度。这是学者对学者的态度——可以欣赏他、爱护他，但并不仰视和包庇他。也是因为这种平等的态度，尤其在我将胡适与董时进先生对比时，我很快发现了胡适身上的不足。胡适先生盛名虽然远在董时进之上，但就对中国具体问题的分析方面，董时进有更独到之处。关于这一点，亦容后再叙。
原本想写篇长文批评鲁迅及其研究者钱理群，前些天在路上一共拟了二十个小节，但是实在没有热情和精力一次写完，毕竟手头有更要紧的事做。今天从文本分析上略谈鲁迅的逻辑。
先回到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那场著名的有关文艺自由的争论。当时，一些左翼如瞿秋白、冯雪峰、鲁迅等人从阶级斗争的立场主张将文学一分为二，于是便有了好的无产阶级文学和坏的资产阶级文学（反动文学）。而以胡秋原、苏汶、梁实秋、戴望舒等为代表的另一派则主张文学具有创作与审美的独立性，不为政治左右，不应做政治的留声机。由于不支持左翼对文学的粗暴划分，这些人甘为“第三种人”。
事实上，“第三种人”强调文学的价值时，并不表明他们是“艺术至上主义者”。在苏汶看来，文学作者追求艺术价值，和医生之讲医学，律师之讲法律一样，是他们的本行，这里面决不是定要包含什么“看不起艺术之外的其他一切东西”这种意味的。苏汶反对一些革命者借革命来压服人。因为那些人“处处摆出一副‘朕即革命’的架子”。
与此同时，苏汶特别批评了瞿秋白等人将左翼革命文学视为武器。“而他们之所以要艺术价值，也无非是为了使这种开口作用加强而已：因为定要是好的文艺才是好的武器（实际上应当说，好的武器才是好的文艺）。除此之外，他们无所要求于文艺。”“他们左一个意识形态，右一个意识形态，以要求作家创造一些事实出来迁就他们理想中的正确。”问题是，“整个的革命都可能有错误”，那些文艺指导家们如何保证自己正确？而且，越是在斗争混乱、空前变化的年代，文学越要保持其独立性，其好处在于可以帮助身处其中的人们认识社会。
鲁迅无疑是相信“武器文学”的。他直接否定胡秋原、苏汶、梁实秋等人的“第三种人”立场，认为在阶级对立的时代，想做“第三种人”是不可能的。在《论“第三种人”》一文中，鲁迅指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其后，他又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又论“第三种人”》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再次指出做“第三种人”之不可能。
鲁迅打比方说：
“所谓‘第三种人’，愿意只是说：站在甲乙对立或相斗之外的人。但实际上，是不能有的。人体有胖和瘦，在理论上，是该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种人的，然而事实上却并没有，一加比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文艺上的‘第三种人’也一样，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罢，其实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会分明的显现。”
我曾在评论课上和学生们谈到这篇文章。且不说常识告诉我们大自然中并非只有黑白两色，就本文而言，鲁迅的逻辑推理也是漏洞百出的。
按鲁迅的意思，当年的中国有两个阵营，一种是胖子阵营，一种是瘦子阵营。有胖子阵营里住的都是胖子，在瘦子阵营里住的都是瘦子。但是他接着又说了，人与人在一起，总还是可以分的。这不就是“胖瘦相对论”吗？既然如此，那你还坚决啥？
也就是说，无论是在胖子阵营里还是在瘦子阵营，仍可以分出个胖瘦来。胖子与瘦子，因此是相对的。既然是一个相对的比较，怎么得出一个绝对的胖子和瘦子的阵营，并且使他们水火不容呢？又凭什么说瘦子一定好，胖子一定坏呢？更别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人有可能变胖，也有可能变瘦，并没有一个绝对值。在此意义上，原先的胖子阵营与瘦子阵营也就根本不存在。事实上，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而不是一个非友即敌、非胖即瘦、非白即黑的世界。
在我看来，以阶级斗争立场否定“第三种人”，否定社会的丰富性，无异于肯定弱肉强食的政治而否定社会自身的价值。如果按鲁迅比一比就知道胖瘦的逻辑，这世界上何只有“第三种人”，更有第一亿种人，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在价值观与审美取向完全一致的人。
鲁迅曾经在演讲中说，胡适当年领导新文化运动是穿着皮鞋进来的，而后的普罗文艺是光着脚进来的。对于鲁迅否定存在第三种人的观点，梁实秋引用报章上的评论揶揄说，“鲁迅先生演讲的那天既未穿皮鞋亦未赤脚，而登着一双帆布胶皮鞋，正是‘第三种人’”。
梁实秋认为，强分作家为两个阶级，或左右二翼对于文学的发展毫无用处。在资产上有人贫富之别，但在人性上没有多大分别。由此展开说，如果仅就人性论，不光是第三种人不存在，第一二种人也不存在。但如果就文学所要表现的人性的丰富性而言，穿皮鞋的，穿帆布胶皮鞋的，赤脚的，在文学里都有位置。作家应该表达丰富的人性，而且要像狮子一样独来独往，而不是像狐狸和狗一样成群结队。
二十世纪的中国，梁实秋是位了不起的作家。主持《中央日报》副刊时他对部分抗日文学的批评，也体现了他身为作家的基本自尊以及对文学的爱。然而只是因为曾经批评了鲁迅，他在鲁迅那里背负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恶名。鲁迅虽然时而相信“胖瘦相对论”，但在“非左翼，即走狗”的逻辑框架下，如果他认定谁是个“死胖子”，那么谁就永远是个“死胖子”——而且还必须是个不道德的“死胖子”。
而历史亦有其内在的因果。如果一个国家只承认“至高无上的无产阶级文艺”，并圣化其荒诞的逻辑，那么它在几十年后走向“八个样板戏”，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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