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后基因组时代的到来，各种新技术为诊断和个性化治疗创造了非凡的可能性。例如，在基于医学遗传学和临床精神病学的精神病学科，目前研究发现，几乎所有主要的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强迫症、重度抑郁症、焦虑症以及自闭症等都具有复杂的遗传因素。因此，了解精神疾病的遗传学基础将对病症的分类和管理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在NGS等新型基因技术如火如荼的今天，分子医学与临床精神病学的结合并不尽如人意，仍有许多困难亟待解决。
一、缺乏科学有效性
精神病学特征的多基因结构由许多常见和罕见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小变异体、拷贝数变异（CNV）和大染色体重排等相互作用因子的组合决定。精神病基因组协会（PGC）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WAS）数据已经证明，精神疾病的遗传有相当比例是共同遗传变体的总体效应。与候选基因的经典研究方法相比，只有全基因组方法才能部分地了解复杂的遗传结构，并提供对精神疾病生物背景的分析。尽管全基因组方法取得了成功，但目前利用这些结果修改现有诊断策略的前景依然不甚明朗，因为缺乏确切的临床证据证明其有效性，从而极大地影响了精神障碍分子测试的潜在的应用前景。
二、确切分类尚未定型
术语“内表型”被定义为基因与病症之间的中间性状。内分泌型与精神障碍结构中的基因元件更接近，尽管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关于内表型的定义和分类仍然存在着很多混淆。目前，按照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中所列出的症状以及所观察到的临床表型分类，精神科疾病被认为缺乏生物基础。而到目前为止，基因组研究还没有提出任何替代系统，精神障碍的遗传倾向往往会跨越这些描述性的类别。为了进一步探索精神障碍之间的分子的重叠，NIMH推出研究域判定（RDOC）倡议。RDOC的主要目标是在生物背景和人类行为的基础上开发一个主要精神病学特征的新框架。RDOC尝试将表型与潜在的生物结构和当前DSM-5分类学的遗传倾向联系起来。基于遗传标记建立的精神障碍新分类学的辩论正在进行之中，最终希望开发一种基于生物学的诊断系统。
三、伦理问题日益突出
新出现的基因组学技术，如NGS技术创造了探索患者DNA谱，进而评估遗传变异的可能性。与20世纪90年代对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热情相反，当代对遗传学成就的看法似乎是模糊的。精神疾病预测性的遗传检测引发了诸多伦理问题，如尊严、歧视、创伤和社会污名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即使NGS有潜力识别数千个序列变异体，甚至可以解开整个基因组，但目前还不可能将这些发现与复杂的神经精神病学特征联系起来。实际上，由于基因与环境条件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个体基因型的表型相互作用的结果仍然是不可预测的。另外，对预测性遗传测试结果的所谓远见解释可能是非常不道德的。与大多数其他医疗保健领域不同，精神病基因检测的伦理问题被认为是不寻常的问题，因为其强调精神病学的双重性质，即社会规范和生物依赖功能。此外，遗传风险的可能成为精神疾病进一步发展的契机。例如，精神分裂症的高生物风险信息可能导致患者环境中表现高亢情绪，这对精神分裂症病人是有极大负面影响的。
另外，预后、长期病史、产前检测、疾病的偶然发现等方面出现了不同的伦理困境。是否解释、披露与有关诊断指标无关的变异以及未经请求的发现仍然是一个根本问题。普遍认为，应当基于专家委员会的建议和患者自己选择的方式，来决定是否披露基因组检测结果。无法准确预测最终表型也是对精神疾病的产前基因检测的限制。最终，每位患者都应了解基因组测试结果解释中的优势、局限性和挑战。WES或全基因组测序（WGS）之前和之后的遗传咨询是必要的，因为存在心理伤害的潜在风险。考虑到这些困难，需要就有关这一问题的伦理层面进一步辩论。但是，目前仍没有如何处理这些调查结果的标准，伦理问题只能争论不休。
四、道阻且长，犹有希望
令人沮丧的是，尽管仍在努力，基因组检测结果与有效诊断之间仍存在巨大差距。但是，我们强调，只有规范化转变才能对精神病学实践产生根本性的改变，从而探索精神疾病的复杂性。系统方法的综合以及协调一致的跨学科努力为精神疾病的精确诊断提供了新的机会。即使相关的遗传标记的基因网络难以解释，但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各种组合最终仍有助于确定特定临床表型。至于伦理问题，求同存异，百花齐放的前提是科学理论的足够成熟。而最终，新知识的任何应用都需要前瞻性对照试验来证明发现的临床适用性，一切，希望犹存。
参考资料：
Genetic tests in major psychiatric disorders—integrating molecular medicine with clinical psychiatry—why is it so diffic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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