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传·理论|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中的“跨文化”涵义

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 是一个正在探索中的有关全球传播的整体性理论和实践框架。这一框架对传播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后殖民文化研究(post-colonial cultural studies)、传播与发展研究(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以及跨文化研究（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等相关领域进行批判性反思，以求更全面和深刻地理解全球传播和文化变迁的过程与动力机制，并通过学术实践促进人类传播和文化秩序向更平等和包容的方向转型。 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术的当代发展，这一研究取向聚焦权力这一核心概念，以挑战西方中心主义、文化本质主义和媒介中心主义为己任，将传播、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等问题放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和互动过程中来分析，强调社会体系的动态转型与历史性演变过程以及传播与文化的社会历史嵌入性和社会主体的能动性。 一方面，它强调源于西方的强势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所主导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的划时代影响，对任何传统主义和本土主义(nativism)倾向保持警觉；另一方面，它尤为关注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在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碰撞与摩擦中的特殊历史文化资源和所形成的多样现代性，包括挑战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以及这种挑战的主体等问题。

2008年，在本人与葆拉·查克拉巴蒂（Paula Chakravartty）合编的著作《全球传播：迈向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Global Communications: Toward a 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一书中，我们首次把特定的“跨文化”概念（transcultural）与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相结合， 提出了 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基本框架 ，并围绕国家、市场、社会这三个相互构建的权力场域，通过不同文化背景学者的具体研究来展示这一框架所开拓的全球传播研究新视野。【1】同年，在《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一书中，本人在分析有关中国传播的现有研究框架的不足的同时，从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视角分析了改革开放语境下中外传播体系整合的过程、动力机制、意义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文化矛盾和张力。【2】此后，本人在一系列文章和学术访谈与演讲中进一步勾勒了这一研究框架的基本内涵，并通过具体的项目展示了其在“从全球到村庄”的研究、教学和社会实践中的初步运用。【3】 本文从“跨文化”一词的不同涵义和知识社会学背景切入，回到这个框架提出前后的传播学术语境和翻译问题，并结合相关最新学术资源，进一步探讨这一框架的基本思路。

在英文传播学文献中，有三个不同的词，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它们的中文翻译只有一个，都是“跨文化传播”。在阐明本文所对应的transcultural/跨文化（相关名词有跨文化——transculturation, 跨文化性——transculturality, 跨文化主义transculturalism） 一词在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框架中的特定涵义前，有必要先解释更为学界所知的其它“跨文化”概念的涵义。英文语境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最为普遍，它已经是传播学中的一个建制性的学科名词。中文语境中的跨文化传播与英文主流传播学中的这个概念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跨文化”视角起源于19世纪人类文化学家所探讨的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问题，这一基于西方中心主义和“文明等级论”的学术视角，“有着深厚的殖民和种族主义色彩”，以“如何使西方的殖民主义政策在东方得以顺利推行”为目标。【4】作为以美国为主导的主流传播学的一个有很强应用性的学术分支，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传播起初主要关注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间交流问题，它的发展几乎与冷战之初出现的传播与发展或现代化范式同步，在学术政治上也与其同构，同时回应战后美国全球扩张的传播和文化霸权需要。这个领域的经典著作，美国人类文化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的《无声的语言》，就是作者为美国国家培训驻外官员的经验之作。【5】总之，“跨文化传播研究肇始于冷战之初，其初衷是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向全球延伸影响力的过程中的一种人际交往策略”。最主要的是，“虽然相关研究和培训从一开始便有浓重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背景，但是研究本身并不关注国家和权力问题。”【6】这里需要补充的是，阶级问题也被排除在跨文化研究之外。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更促进了跨文化研究在外交、国际经贸、教育等领域的运用和学科本身的发展与扩张。作为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的分支领域之一，Intercultural/跨文化传播的当下定义不再突出不同文化中的人际沟通和个体间的传播问题，而是在整体和制度层面关注“世界上不同文化之间和之中的传播理论和实践，不同文化、国家和族群的媒体制度的比较，国际传播的其它方面，以及传播与国家发展间的关系。”【7】

尽管intercultural/跨文化传播概念的内涵从人际沟通层面扩大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所一直关注的制度和国际传播领域，其作为一个源于美国的建制性应用研究领域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性视野和批判性价值取向，尤其是后者对美国文化帝国主义、跨国资本和跨国阶级关系、国家性质和权力问题的关注，有内在的矛盾。这也许部分解释为什么以欧洲学者和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为主体的国际媒体与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AMCR）至今没有“Intercultural/跨文化传播”这一分支和兴趣小组。

就其本身而言，正如德国哲学家沃夫根·维尔茨（Wolfgang Welsch）所批评的那样，intercultural/跨文化概念无论在描述性和规范性层面都有不妥之处。【8】这里的问题，又要追溯到“文化”这个十分复杂的概念本身。在英文语境中，“文化”最初是一个过程的名词，由原先对动植物的培植和养殖到16世纪早期延伸到人的某一个方面具体能力或特征的培育或涵化。这两个层面的意义直到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一直是这一词汇的主导意义。此后，“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名词才被广义化和抽象化为其主导性的现代意义，指一个民族、社会或一群人的整体的、区别于另一群人的特征和习俗。这一已经成为现代经典意义上的“文化”概念的流行，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和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过程相辅相成，以至于“文化”往往被等同于“民族文化”。【9】在现有的跨文化研究中，文化概念更是往往被“作为等同于社会的概念”使用，强调以“共识”和“共享”为特征的所谓“共同文化”，而不是英国文化研究中的批判性概念，尤其是文化作为“相互对抗的意义网络”和“意义上抗争的必然性”【10】。

然而，这一现代主导意义上的“文化”含义不但把原有词义中的“培育”或“涵化”过程的内涵去掉了，而且突出了一个族群内部的同质性和外部的分野，也即每个族群作为一个“岛屿”或“领域”的存在。【1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跨文化传播学者单波、肖珺主编的《文化冲突与跨文化传播》一书认为，无论是inter-cultural, cross-cultural, trans-cultural, “都有一个共同预设，文化是有边界的，因此才有‘在……中间’（inter）,‘交叉、穿越’（cross），‘贯通、超越’（trans）等的说法。”【12】

虽然这样的“文化”概念在一个依然以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欧洲主权民族国家概念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学术研究相互同构，也有其存在的形式上看似平等的当下世界主权国家体系的现实基础，【13】但是，它的局限性和所带来的问题也不言自明。第一，去过程化为去历史化、尤其是去阶级性和斗争性的文化本质主义理念、甚至西方种族主义世界历史叙事提供了基础。实际上，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瑟杰克·罗宾森（Cedric J. Robinson）早就揭示，一个白人的欧洲本身是通过排斥古希腊和北非的历史性相互依存关系所构建而成的。【14】第二，正如沃夫根·维尔茨（Wolfgang Welsch）所言，这一概念对内部同质性和与外部分化性的强调，不但在描述上是无效的，而且在规范上是危险和不可取的。这是因为，在描述层面，这样的文化概念不能反映现代社会内部多民族融合的事实和阶级与阶层、性别等分野间的巨大差别；在规范层面，这样的概念会因为过分的文化身份诉求，有导致分裂甚至政治冲突和战争的危险。【15】

Intercultural/跨文化传播旨在处理不同文化间的传播问题。跨文化性或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 subjectivity）概念的提出，正是针对不同文化之间的承认、理解和沟通问题。在一个多于两种文化的社会里，多元文化性（multiculturality）和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也即倡导不同文化间的包容、尊重和共存——前者作为一种状态，后者作为对这种状态的倡导——作为一种比殖民主义的文化同化或文化沙文主义政策更理想的规范性理念而被倡导。比如在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从1972年开始，就成了国家政策。然而，无论是interculturality/跨文化性还是multiculturality/多元文化性, 它们都基于前面所讨论的特定文化概念，而正因为这个把文化岛屿化的基本概念本身有局限，这两个概念也不能真正解决问题。【16】

作为中文跨文化概念的第二个英文对应词cross-cultural，与第一个英文对应词intercultural在对文化概念的理解上，没有根本的区别。单波教授在其《论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一文中，把cross-cultural一词理解为“交叉文化或交叉文化地域”，把这一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问题理解为“我们如何在文化的多样性和交互性中实现对话与合作”的问题。【17】 与intercultural 概念所定义的“不同文化间的”语境相比，cross-cultural突出的是文化间的“交叉”和“穿越”的意涵。

相对于intercultural 和cross-cultural这两个跨文化概念，以transcultural为英文原词的跨文化概念在中文传播学界可能相对陌生。单波教授把“trans-cultural”理解为“超越文化”，把这一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理解为“我们如何超越分裂的文化碎片，创造有生命力的公共文化空间”的问题【18】。总之，inter-cultural, cross-cultural 和trans-cultural被认为是构成“跨文化”的三种语境。三个词前缀不同，其所涉及的“文化”概念是一致的。在前面所引的《文化冲突与跨文化传播》一书中，“intercultural”、“cross-cultural”和“trans-cultural”三种语境共享“文化是有边界”的预设。【19】本文无意挑战“文化是有边界”的这一观点，也认同“如何创造有生命力的公共文化空间”这一问题意识，但是希望补充：在英文语境中和对“文化”一词的理解上，intercultural/cross-cultural 和transcultural 之间有重要的时空和全球政治历史涵义差别，或者起码有不同的侧重。

如前所述，传统的intercultural/跨文化概念基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强调内部同质性和外部异质性的文化概念。相应地，intercultural/跨文化传播作为一个问题，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有密切关系，而其作为一个建制性的应用传播学分支，则成长于20世纪战后美国在非西方国家和地区进行政治经济扩张的需要。与此相反，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中的transcultural/跨文化概念源于后殖民的语境，它所强调的是文化的混杂性、过程性、生成性和抗争性。也就是说，“贯通、超越”并不是transcultural 概念的核心意涵。不同文化在碰撞和斗争中“转型”才是这一概念的核心。

确切地说，尽管“trans-cultural”的确可以被理解为“超越”文化（“trans” 被作为“文化”一词的前缀，用“-”分开），作为一个形容词的“transcultural”与“intercultural” 和“cross-cultural”这两个词不一样，并不是在“cultural”之前加了“trans”这一可以被理解为“贯通、超越”的前缀而出现的。实际上，从后殖民学术史的角度，“transcultural” 这个词是首先作为名词 “transculturation”一词的形容词形式而出现的，后者可以追溯到古巴学者菲南多·奥梯茨（Fernando Ortiz）早在1940年就用西班牙语出版的一部名为《古巴反论：烟草与蔗糖》（西班牙原文标题为Contrapunteo Cubano del tabaca y el azúcar）。1947年，这部书的英文版以Cuban Counterpoint: Sugar and Tobacco为名，在美国出版。【20】在该书关于transculturation/跨文化现象及其影响一章中，作者创造了“transculturation/跨文化”一词，用以分析古巴与西班牙殖民主义者间不平等的文化碰撞和由此产生的后殖民文化转型过程。也即，如果说基于intercultural一词的跨文化概念带有西方文明等级论和19世纪殖民主义以及20世纪战后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胎记，其话语主体是爱德华·霍尔这样的欧美建制学派者，那么，基于transculturation一词的transcultural/跨文化概念是后殖民语境的产物，其最初话语主体是后殖民国家和地区关注本地社会发展和文化转型的学者。在这个意义上，跨文化研究的确进入了姜飞教授讨论的“后殖民语境”【21】。

正如艾菲尔德·赫尔曼（Elfriede Hermann） 所阐发的那样，菲南多·奥梯茨特定的跨文化概念包含多重含义。【22】这些含义包括以下三个层次：1）当不同的文化碰撞时，彼此产生强烈的影响。在西班牙与古巴的殖民关系中，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起被锁进一个痛苦的文化转型过程；施动者本身也被这个过程所影响；2）这个过程充满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暴力，归根结底包含权力关系，而且必然导致殖民地原有文化的失却和连根拔起 ；3）这不是一个消极的概念，而是一个能动的概念，包含碰撞之后新文化的生成之意。如果一定要把这个词从字面上拆开理解，那么，“trans”作为前缀强调的是转变、转型、或衍变、嬗变的意思，即“transformation”（转化、转型）或菲南多·奥梯茨（Fernando Ortiz）本人在论述时用的“transmutation of cultures”（文化的衍变、嬗变），而不是“transcendence”(超越)；同时，“culturation”(文化化)则突出了文化的过程性——在论述中，作者用两个相反的过程——“deculturation” （去文化化）和“acculturation” （涵化） ——的总和来解释“transculturation” （跨文化）。【23】总之，基于transculturation一词的跨文化概念在菲南多·奥梯茨（Fernando Ortiz）所描述的具体语境下，可以被理解为不同文化在权力关系不平等的殖民碰撞中互相转型，形成新文化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包含原有文化因素的失却和改变以及新文化被吸收。这一特定的跨文化概念为分析不平等权力关系中的文化交流和全球传播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24】

虽然艾菲尔德·赫尔曼在出版于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认为，菲南多·奥梯茨的著作一直没有在人类学界和文化研究界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这部书1947年的英文版在长期绝版后，于1995年得以重新出版并在2001第三次重印。这足以说明，这一长期被忽视的开创性后殖民学术成果，终于受到广泛关注。不管是否追溯到菲南多·奥梯茨，与他最初的定义相关的transcultural/跨文化概念过去20多年间在后殖民文化研究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并最终扩展到了全球传播研究领域。

在2008年出版的《全球传播：迈向跨文化政治经济》一书中，本人与合作者正是通过参考不同文化背景的后殖民学者的研究，用这一概念所包含的不平等世界体系中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和转型的内涵，来丰富和扩展后“9.11”或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正如我在下一节会进一步讨论到，我们最重要的学术动机，就是克服现有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欧美中心主义倾向，及其在文化以及种族、后殖民主体性等问题上相对于1960到1970年代早期文化帝国主义批判者的退缩以及与“文化研究”的分裂，重访早期文化帝国主义批判者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去殖民化运动背景下所秉持的反帝反资立场和社会革命视野。【25】我们在1980年代以来的欧美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在所关注的媒体和信息商品化、传播产业的资本控制和产权集中、信息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管制等议题之外另辟蹊径，把传播现象所涉及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和现代化、地缘政治变迁、民族文化认同、种族、性别等问题放在后9.11语境和全球视域下特定的国家、市场以及社会动态互构关系分析的中心地位。书中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学者所做的具体研究，涉及中国、俄罗斯、欧盟、东亚、北非和阿拉伯世界、印度、委内瑞拉、巴勒斯坦、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复杂的内外传播权力关系，北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媒体关于伊斯兰的叙事与美国在中东的帝国主义战略的关系，美国社会内部的西班牙语媒体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族群与文化政治指向，以及非洲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产业与美国非洲裔族群作为文化消费市场的联系等。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在勾勒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传播政治经济权力与内外文化政治关系及其演变过程的同时，也凸显了美国作为一个多族群现代帝国内部复杂交错的传播与文化政治图景，展示了意义和身份问题是如何处于理解美国内外传播关系的核心地位的。我们把这一整合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研究资源来讨论全球传播问题的努力叫做Toward a 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迈向一种跨文化政治经济。【26】

基于以上的分析，把源于transculturation这个描绘文化转型和生成过程的词翻译为“转文化”或“文化转型”也许是比较合适的。如前所述，与“贯通、跨越”相比，这里强调的是“转型” 和“衍变”的含义。前者不一定强调“跨越”者主体性的变化——见了面，打了招呼，彼此相互理解和承认，没有发生冲突，你还是你，我行我素；后者强调主体性的变化和新文化形式的产生——不仅仅见了面，而且有了碰撞和摩擦，在此过程中产生变异，转化为新主体，形成新的文化形式。【27】

值得强调的是，这样的跨文化概念包含了中文中用来翻译西方现代culture概念的“文化”一词中“文”和“化”二字的原意。在汉语的词源中，从简单的百度搜索便可知，“文”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易·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 “化”指改易、生成、造化（如《庄子》：“化而为鸟，其名曰鹏”）。西汉以后，开始有“文化”两字连在一起的用法。因此，19世纪末，“当时学界先贤在翻译英文Culture时，运用了‘文化’一词与之对应，堪称巧思绝对，颇具匠心”。【28】总之，在以“多族群文化互化”过程为核心的中华文化语境中，transculturation这一概念并不难理解。例如，赵汀阳教授在《天下的当代性》一书中，就把“中国综合文化的形成方式”称为“化”：“化是变易，不是一方改变而总是互化。因此，化区别于宗教的皈依(converting)，而是多种文化对存在秩序的合力重构。”【29】

的确，本人在第一次把自己出版于2011年的“Challenge of China: Toward a 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英文文章编译成中文出版时，曾考虑过把“transcultural”翻译成“转文化”或“文化转型”，以区别于现有的强调文化的边界性甚至往往有本质主义倾向的其他跨文化概念。这样一来，把“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翻成“文化转型政治经济研究”，“也许更贴切”。【30】然而，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用“跨文化”一词。这有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尽管本人意识到这一概念与现有有关跨文化传播的三个英文概念的理解有区别，但毕竟这些概念针对的都是同一个领域的问题或相同的现象。可以说，intercultural, cross-cultural, 和本文特定的transcultural 概念代表了跨文化概念的三层不同内涵——第一层是基于沃夫根·维尔茨所批评的文化概念的不同边界中的文化主体间的理解和交流问题；第二层（无论是cross-cultural， 还是被理解为“贯通、超越”的trans-cultural）是基于同样的文化概念的多种文化主体间理解、交流进而可能的跨越，与第一层只有很少的差别。第三层与前两者的区别更有实质性，包含对前两者共享的文化概念本身的现代民族主义理解的扬弃，这一理解强调本来就没有纯粹的、属于一个族群的文化，文化本身意味着混杂，是相互吸收和融合的过程，在群体和个体层面都是如此。在这里，对文化这一母概念的理解和殖民与后殖民学术语境的区别，才是理解不同跨文化概念的核心所在。这是围绕“文化”这一概念的学术话语政治的一部分。因此，与其发明一个全新的“转文化”或“文化转型”概念，还不如用强调混杂性、过程性和后殖民抗争性与创新性的文化概念，去挑战、丰富和发展甚至最终替代原有“跨文化”概念的内涵。

第二，尽管本人在原则上同意沃夫根·维尔茨和其他许多学者对现有“文化”概念和“跨文化”概念的批判，但是，如前所述，这样的概念的存在有其现有社会权力关系和现有世界秩序和地缘政治经济权力关系基础，在它们所代表的现有社会权力关系和全球政治经济权力关系的物质基础被彻底改变之前（比如阶级分化和民族国家的消亡，与西方帝国主义、种族主义以及霸权主义有历史性同构关系的现代主权体系的彻底转型），对文化和跨文化概念的主导性理解不会因为有了新的transcultural/跨文化概念而消失。这是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最后，虽然基于菲南多·奥梯茨的transcultural/跨文化概念包含“转”和基因变异的内涵，考虑到文化转型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相对长的过程，而中文中的“转”字不能充分表达长时态过程（除“转型”外，“转身”，“翻转”，“旋转”等都与短期行为有关），也不是最恰当的翻译。中文语境下，虽然“多族群多文化的互化”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型”这样的短语能表达transculturation 所包含的文化在时空中变异的含义，但是，我无法找到与这些短语相应的单个形容词，而即使最为简短的“文化转型政治经济研究”，当时也感觉“可能太拗口”。【31】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在中文学界，成立于1988年、致力于研究基于欧洲和非欧洲文化间的碰撞所引发的问题的Institut International TRANSCULTURA 已经被翻译成“跨文化国际学院”，而这里的“Transcultura”一词的含义与我们在2008年所首先提出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框架中的transcultural/跨文化含义一致。正是基于此，本人将“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译为“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这里，我不去讨论跨文化国际学院的学者所用的跨文化概念是否可以追溯到菲南多·奥梯茨。但是，其相关学者就跨文化主体性的最新讨论为本人在2008年的《全球传播：迈向跨文化政治经济》一书基础上丰富和发展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框架提供了哲学基础。

更具体地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汀阳教授与该学院创始人之一——法国哲学家阿兰·勒·乐比雄（Alaine  le  Pichon）2017年就跨文化主体性的东西方对话与本文所希望阐述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有共通之处。在这个对话中，赵汀阳教授提到阿兰·勒·乐比雄 “发明”了“跨文化”(transcultural)概念，而且这个概念尚未有明确的定义，这与本人对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作为一个尚在探索中的分析框架的定位恰好一致。【32】赵汀阳教授对这一“跨文化”概念的如下阐释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值得引用：

跨文化意味着不断地将外来文化的知识和理念加以内化，从而将已有的本土文化进行重构，进而发展为一个“共可能性”文化循环的过程。“共可能性”这个概念来源于莱布尼兹，他曾论证过一个在逻辑上最优的可能世界必定是万物共可能的世界。不难发现，共可能性的文化循环是与解释学循环相对应的概念：解释学循环说明了，在文本解释中，整体与局部的理解之间，或传统与当代理解之间，相互不断发生作用的内在循环模式；而共可能性文化循环则说明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作用的对外循环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跨文化并不是指像人类学家那样以局外人的眼光对外来文化进行考察，而是将他者内化吸收，并最终融合成为自己一部分的过程。不知是否曾经和你提起过，当代的中国已经因为部分地内化了西方文化而变成了一个混合型的跨文化国家? 【33】

总之，把英文“transcultural”一词译为本文所理解的“跨文化”，不但既包含了中文语境中“文化”这个概念的根源性内涵——即混杂性和生成性，也有上文所引的单波教授所定义的“trans-cultural”一词的含义，即“超越分裂的文化碎片，创造有生命力的公共文化空间”的规范性和前导性意义。正如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Said）所言，部分由于帝国，没有一种文化是单一和纯粹的，“所有都是混杂的、异质的”【34】，这样的文化在不平等权力关系下的碰撞是资本主义成为世界性体系后的常态，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创造性转型是超越原有文化边界的前提，而超越是构建人类共同体理想和实现“共可能性”愿景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