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之殇是国家之殇，如何解除中产阶层的焦虑？

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无疑，中国面临一个艰难的坎儿了——2014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评论员文章，首度提出要“适应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到中高速的转换”，即全面进入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面对“三期叠加”的挑战，国际方面的声音是：中国首先要做的是设法让占总人口40%的中产阶级更加富裕，他们是中国消费的真正驱动者（《彭博商业周刊》）；中国应该从自己的中产阶层抓起，避免“中等收入陷阱”（IMF驻华首席代表席睿德）。

《求是》杂志也有相关论述：“相对于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处于社会中间阶层，在经济条件、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等方面对社会的满意度较高，求稳定求安宁是中等收入群体普遍的共识。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会大大缓和社会矛盾，为改革和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著名经济学家贾康指出，让经济保持持续较高增长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办法。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我们要问的是：既然中产阶级被认为是能够真正拉动消费的力量，那为什么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敢或不能消费？

也许，中国的中产阶级真的太焦虑了。

全球咨询行业鼻祖合益集团（Hay Group）近日发布了一项研究报告称，过去八年时间内，中国的真实工资增长幅度达到了10.6%，名列全球第一，但是，这八年间，中国房价的增长幅度，远远地超过了这个数字。

一个年轻人一年的工资加起来不够买北上广的一个小厕所，这是铁的事实。晚几个月买房，就相当于直接损失掉百万资产。抢抢抢——涨涨涨——限限限！在未理顺机制的情况下，“炒房团”拉动了投机潮，民众又形成“羊群效应”式的抢房潮，导致近些年我国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价格一路“高”歌，难以遏止，这已无法由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来解释，更多体现了“动物精神”和“羊群效应”支配下纷纷做出的非理性选择。

房地产业多年来“非理性繁荣”，中国中产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观更屡遭诟病，根本无法将其视作国家经济发展的“脊梁与支柱”。看看这身边的怪诞现象——假离婚吧！

从9月30日到10月8日，横跨整个“国庆黄金周”，先后有21个城市密集出台房地产调控新规！南京、深圳等城市在此次国庆限购令中更是直接针对假离婚进行了官方“回击”，让人想起美国著名黑色幽默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的那句名言：“我不知道月亮上是不是住着人，如果有，他们一定把地球当作他们的疯人院。” 人不为人，即使财富走向“中产”，而又何来中产的尊严？

细数当下中国中产的安全焦虑症，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环境安全焦虑，雾霾连篇的日子不好过，“同呼吸，共命运”，是一种逃无可逃的焦虑；资本安全焦虑，会不会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财富的隐形缩水？多年努力工作才获得的积蓄，害怕资产遭遇大环境的崩塌，害怕泡沫的破灭、财富的贬值；制度安全焦虑，即对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各种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的焦虑——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完善的机制可能还需要多年及几代人的不懈奋斗，所以他们焦虑在当下；心理安全焦虑，天津滨海爆炸事故、雷洋事件等，让一众中产阶层从繁忙生活中惊醒，担心下一个无端受伤的会不会是自己。

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虽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心中的理想居所，但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世俗精神，几乎都是奉“入世”哲学为圭臬。这种理念尤其体现在中产阶层身上：期待被社会认可、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他们期待在完善了如上所述的各种社会保障、彻底消除焦虑之后，去真正地享受有钱有闲、无所惧怕、一身轻松的好生活。

2016年春节前后，朋友圈及互联网上出现一大批由农村出身知识分子和媒体人撰写的回乡笔记或随笔。如《失落的乡村：一位大学教授的乡村笔记》、《一位80后干部的回乡随笔》等等，还有那个曾在一时之间引起全民公愤的著名假帖《上海女孩跟男友回农村过年，第一顿饭后想分手》。为什么这些文章的创作、传播以及讨论，都能集中在春节期间发酵呢？

中产，尤其是通过教育以及个人奋斗拼出来的中国新中产们，他们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艰辛积累财富、解放思想打拼起来的，于是就更加坚定地了解自身不希望回到过去的决心，也就是说，他们一定要为自己、为自己的后代捍卫住留在这一阶层的资本。而对“故乡”的反思，又何尝不是他们对于自身时时刻刻、缺乏安全感的一种警示呢？

正因为这些现实的焦虑，中产驱动消费的力量显得并不充足。

在前不久召开的G20工商峰会上，习近平主席答外国记者问时特意指出，外界关于中国经济走向存有三个疑问：中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稳定增长？中国能否把改革开放推进下去？以及，中国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产之殇将是国家之殇。那么，如何解除中产阶级的焦虑和顾虑？著名经济学家贾康和苏京春博士在《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四条建议。

在《引领“新常态”和跨越“陷阱”之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章中，贾康和苏京春为当下中国中产的每一种“安全焦虑症”都找到了对应的良策。

首先，“现代国家治理”从制度变革角度，立在解决最深层次的关于制度安全的焦虑；而“现代市场体系”和“现代财政制度”配套在一起，试图从根源上挤出泡沫、抑制房价、发展实体经济、增加收入、拉动内需，稳固整个中产阶级。“现代政治文明”，正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建设法治社会，无疑对症了当下中产的心理安全焦虑；“现代发展理念”则对症如雾霾代表的环境安全焦虑。

方法已经有了，剩下的要做的就是践行了。上到中央的部署，下到地方的落实，环环相扣，方能走上健康发展之路，而这其中能预见到将会发生各种复杂的情境，以及波折。“壮士断腕”，就是这样一种决心。

破解焦虑之后，接下来要紧的则是重新找到拉动经济增长的新的突破口，即动力源。

《中国的坎》一书中指出：“关于经济增长动力的全图景，首先应该肯定需求的原生意义，人活着就会有需求，有需求才有各种各样被激活的动机和满足需求的创业、创新活动。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创业、创新活动的动力实已传到、转移到供给侧，供给是需求元动力（第一推动力）之后由响应而生成的最重要的“发动机”与增长引擎。从更综合、更本质的层面上讲，经济发展的停滞其实不是需求不足，而是由供给（包括生产要素供给和制度供给）不足所引起。”也就是说——“‘三驾马车’所强调的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三大方面的分别认知，只有联通至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才有可能对应地成为各自需求的满足状态。”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如何能够在接下来彻底调动和释放中国中产的消费需求潜力，其方法正在于要加强“消费供给”：仅从需求侧看消费，带有过强的静态特征，这与现实产品市场中产品更新日新月异大相径庭，许多新消费动力的产生并非因为消费需求发生了变化，而恰恰是对消费的供给发生了变化。增长动力需在供给侧实现。从供给侧创新，改变产品市场的数量、机制、构造和联系，也改变需求的种类、范围、激励和方式，才是形成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动力，让中产生活更加美好的引擎。

激励和创新要坚守，放松约束更是锦上添花。在放开的过往的这些约束条款中，对中产影响最大的包括：“放开二胎”政策，可以缓解“一胎”引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并提振消费，中远期可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夯实和谐社会根基，同时还可对冲一部分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以改造应试教育和去行政化为重点的教育改革，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创新人才，这也是中产关心的问题之重中之重；解除“金融抑制”，如PPP政策，支持提升社会资本持股比例、引入民间资本、完善股权激励和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等等，从中获益最大的也将是整个中产阶级；在再分配领域，开征房地产税，改革个人所得税，研究开征遗产和赠与税，完善养老保障，发展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加快建立健全覆盖全民的医保体系……这些围绕供给侧端要素的改善，是激发整个中国中产阶级活力的“强心针”。

对于“福利赶超”，《中国的坎》一书中对此有深刻揭示：“拉美经济体过早、过急地照搬发达国家已经实施的社会福利制度，造成了拉美国家在经历马尔萨斯均衡、步入经济赶超阶段且经历了一定时期的发展后，没有能够保持可持续稳定发展的后劲，掏空了经济发展和持续改进民生福利的基础，并触发了其后的社会矛盾，导致矛盾激化与社会不稳定局面。”

观照目前中国中产心理现状，你不难发现类似之处！这就是值得警惕的地方：第一方面，经历了一段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后，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导致社会各个阶层对福利的要求意愿增强，影响着社会经济生活；第二方面，所有居民都抱有“福利赶超”的心态，最直接、最关心、最期待的就是增加收入，具体包括增加津贴、奖金、实际收入，以提高购买力和生活水平，形成了一种“大众情感的政治主张”，即所谓的“民粹主义”倾向。“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结果不仅是福利不可持续，还会影响发展的后劲，痛失好局之后所有社会矛盾全被激发出来，引发社会动荡，使国力从此一蹶不振。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休戚相关。中国的中产还能过得更好吗？也许要看以上四条建议能否真正见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