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一个正派的社会
不会强迫别人做圣人
我和谁都不争
I strove with none
和谁争我都不屑
for none was worth my strife
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Nature I loved, and next toNature, Art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I warmed both hands before the fire of life
Walter Savage Landor（1775-1864）
英国诗人兰德这首短短的小诗，是杨绛生前钟爱多年的句子，大概是因为兰德的诗照见了她的心，仿佛今生今世的注脚，岁月轮回，静水深流。
说起来，“谁也不争”的哲学，比淡泊的道家更强硬、更决绝，更像是狄奥根尼的那一句“别挡了我的阳光”。“我与谁都不争”，是对现世一切的不屑，包括现世的阴暗和崇高的道德。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杨绛谢世以后，有论者提出争议，认为这一对夫妇在动荡的年代，选择“默存”，也就是选择了逃避对知识分子道德责任的承担。
面对社会不义，知识分子是否有权保持沉默，他的道德责任何在？这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问题，从永恒的原则出发答案不言而喻，知识分子的本性决定了他天生就“应该”是普遍真理的捍卫者，社会不义的批判者。然而，对某个具体的人物，假如要做道德评判，首要的原则，是必须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任何抽离历史语境的判决，都是无效的、空洞的乃至冷酷的。
在众人争先恐后上台表态、呼喊口号的时候，有人在红色狂潮中悄然隐身，做一个沉默的“逍遥派”，虽然算不上什么高尚的美德，也是要有一点洁身自好勇气的。在那个年头，不人云亦云，不落井下石，不揭发批判老师、同事，是很需要一点内心的定力与良知的。钱锺书夫妇虽非道德英雄，却是有所不为的狷者，是黑暗时代中的正派人。他们在“不自由意志”之下，做出的是虽非英雄、却不无自尊的自觉选择。
02
“从今以后，我们之间只有死别，没有生离。”
据说这句话是当年月下之盟，清华园古月堂前，一袭青布大褂，一双毛底布鞋，满身浸润着儒雅气质的钱锺书，对清秀活泼、娇俏可人的杨绛诉说的绵绵情话。
我开始不大相信，因为钱锺书一辈子是“孩子气、没正经”（这是他去世十年后，杨绛回忆钱基博对儿子的评价），不大可能说出这样徐志摩式的情诗，但是后来看到这两张照片，我信了——即便钱锺书没有对杨绛说过这样的话，他一辈子也是这么做的。
这是七十二岁的钱锺书和七十一岁的杨绛，互相帮对方理发。钱锺书用剪刀，杨绛用电动推子。
在他们生前，钱锺书的著作，都是请太太题签；杨绛的著作，也都是请先生题签。
写《围城》的时候，钱锺书“锱铢积累”地写，杨绛“锱铢积累”地看。她笑，他也笑；她大笑，她也大笑。有时她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不用多说什么，彼此已经心照不宣。
他们是活在二十世纪的沈三白和芸娘，用寻常日子云卷云舒，柴米油盐花开花落，书写一部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浮生六记》——尽管杨绛一辈子瞧不起沈复的那种小文人酸气，也并不喜欢这部温润小书，但是到底却模仿它的名字留下一部《干校六记》。
杨绛晚年回忆说，其实钱、杨两家“门不当户不对”，钱家是旧式人家，重男轻女，女儿虽宝贵，终不如男儿重要；杨家是新式人家，男女并重，婚姻自主，职业自主，这样的“洋盘媳妇”，其实并不适合钱家那样的旧式大家族。
可正是这样的媳妇，终其一生，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锺书的一生淘气和一团痴气。杨绛自陈，从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避居孤岛，一直到晚年相濡以沫，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项工作终身不改，这就是做“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但杨绛终身不觉其苦。钱锺书一辈子最可贵的地方，他的天性，他的淘气、痴气、天真，因为有一个杨绛，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成了普天下独一无二的钱锺书。
在二十世纪文化史上，钱锺书是用来爱的，不是用来学的，谁学谁傻。他是一个孤本，最大的价值就是“后继无人”。可如果没有杨绛，大概也不会有这么一个孤本。
03
万人如海一身藏
一九九六年底，八十六岁的钱锺书卧病在床，已经快要走到生命的终点。靠近年关时，中国文联主席团决定聘请钱锺书为荣誉委员，并且颁发景泰蓝盒装金质徽章一枚。当杨绛代领回奖章，向钱锺书一一交代时，钱锺书一言不发，只将双目译闭，表示拒绝——杨绛说，钱锺书是个狷介谨厚的书生，生平从不接受任何荣誉勋章、荣誉学位等等。
五年以后，中国现代文学馆通知杨绛，要将她作为代表人物列入馆中，她立刻打电话，要求撤出。文学馆的徐伟锋来信慰留：绝大多数作者都争着想进入馆中，您是唯一一个自动放弃的，像这样特立独行的，全中国大概也没有几个。
杨绛随即回信说，“请不要忘记，还有一个钱锺书也是不愿入馆的……他从不厕身大师之林，也向来不识抬举……我如果不向馆长说明他本人不愿、恳切请求把他撤出，我就对不起钱锺书了”。
与他们“天下谁人不识君”声名相比，钱锺书杨绛夫妇一生令人称道的，是他们在生活中的诸事含忍，在名利面前的深自敛抑。一百岁那年，杨绛接受采访，说过这么一段话：
细细想来，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宁静。你骂我，我一笑置之。你打我，我绝不还手。若你拿了刀子要杀我，我会说：“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要为我当杀人犯呢？我哪里碍了你的道儿呢？”所以，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我穿了“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别人，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这样，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张扬个性。所以我说，含忍和自由是辩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
百年中国，能像杨绛这样通透明达，洞若观火并且持之一生的知识分子，凤毛麟角。从这个意义上说，她够得上我们尊一声：先生。先生在长达百年的生命里，始终保持住不争不慌的状态。在她身上，时间有如香料，捣得越是细细碎碎，香得越发浓烈。先生的一生，也如明灭之中划过的一根火柴，用幽幽微光照亮茫茫苍穹。愿我们也能和先生一样，在年轻时候认真历练中每一次成长，然后能在长长的岁月中优雅的老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