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弟买房”是当代女性最大的枷锁

一个96年的女孩在杭州工作3年后，由于长期“遭受”原生家庭的索取，导致心理压力大“意外去世” （依照“调解视频”判断应该属于“自杀”） 。事后女孩生前所属公司对家属补偿6万元 （出于人道主义补偿 ），但三天之后 当事女孩父母突然再次向公司提出41万元索赔 ，然而在交涉的过程中 强调是要“为弟弟买房”。

要知道，仅凭以上媒体的简述性报道，是不太可能看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只能是从概括的层面对基本事实有个粗略判断。不过，但凡要是看过具体的“调解视频”，总还是能看出一些端倪的，虽然呈现出的报道画面是经过后续剪辑梳理的结果，但是“当事人们”基本的表情和情绪却是无法编排的。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既然当事女孩已经成年，而且“意外”不是发生在所属公司里，那么责任的定性尺度，就很难让所属公司去承担“主要责任”。 并且，透过“调解视频”来看，我们可以确切地讲，女孩所属公司的 老板是个“好老板”。

坦率地讲，作为私企能保持早上9点上班，晚上6点下班，全年加班不超过5次的单位确实已经算是良心单位。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要把“女儿的想不开”归于工作压力过大，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所以，“调解视频”看到最后，即便女孩的父母觉得心有不甘，但是也开始意识到“女儿的死”不只是钱的事儿。

当然，对于一个人的消极赴死来看，归根结底自己的责任才是最大的。 之所以这样讲，并不是为当事女孩的父母撇清责任，而是就具体的责任划分尺度而言的。但是，作为逝者来讲已经不在人世，所以对于既定的责任就只能归于次要责任去追问。

因此，出现女孩家属和女孩生前所属公司的纠缠不清，也就变得不那么意外，即便调解对峙过程中充满尴尬。 因为从始至终，女孩父母的诉求就是“女儿的人命”不能“太便宜”，以至于他（她）们只能看见自己失去的女儿，却看不见女儿生前处于抑郁的痛苦和无奈。

父母眼中的“放心孩子”，“亲子关系”很好，是该被全面地戳破。 在一定程度上，基于“调解视频”的实证，当事女孩和父母的关系的“好与不好”，可能大概率是理解偏差造成的。这里面包含父母对女儿处境的判断偏差，也包含女儿对父母索取的判断偏差。

就父母对女儿处境的判断偏差来讲，这是“报喜不报忧”的一种普遍存在。 但真要是爱自己的孩子，就不可能不去实地的关心孩子，而是停留在言语层面。所以，这也给父母们提个醒，对于太让人放心的孩子，也要给予适当的关心，确保让孩子知道你们是爱他（她）的。

而女儿对父母索取的判断偏差，这其实应该是从小形成的认知问题。如果只是短期内的索取，但凡有正常思维的人，都可能会跟父母讲出自己的处境，而非是内心硬挺，直到抑郁袭来，彻底崩溃。从这个层面上而言，当事女孩的死，原生家庭的责任较大。

另外，通览“调解视频”，我们会发现当事女孩的父母不仅没有法理意识，更没有既定的反思意识 （起码视频画面中表现的不足） ，而所有的指向都是自己抚养女儿不容易，并且还用具体的抚养费用去算账，所以对于41万元的索赔，想必也是经过详实计算得出的数目。

只是，如“调解视频”中的“和事佬”所言：“很多父母认为自己把孩子养大，孩子将来就应该反哺我们，我们的老年生活就应该让孩子负责，其实这样的父母是极其自私的，因为他（她）们在爱孩子的过程中是有条件的，他（她）们并不是无条件地去爱”。

这种情况下，孩子也是能感受到的，以至于孩子达不到父母的条件时，是无法相信父母曾经是爱自己的。可事实上，如果父母真的是全心全意的爱自己的孩子，给足够的尊严，孩子是非常愿意来反哺父母的，而不是父母去“要求这”，“强调那”。

与此同时， “为弟弟买房”不仅是个深水炸弹，也可能是最为真实的隐秘真相。 说到底，子女对父母进行反哺或是对兄妹进行帮扶这是没毛病的，但是前提是要有尊重和尺度的。而对于当事女孩的绝望，可能最大的问题在于父母在既定的索取过程中存在偏爱。

因为但凡细看过“调解视频”，我们会发现，最初当事女孩的父母是不承认自己索取女儿的事儿，但是随着当事女孩所属公司老板的当面对峙，他（她）们就没再去否认什么，即便开始的时候也是极其歇斯底里的。从这个层面去看当事女孩的父母，可能之前的索取也跟弟弟有关系，直到索赔过程中彻底被戳破。

不得不承认， 女性在“从夫居”的体系下，就是典型的“婚恋货币”。 就因为她们在原生家庭的存在感不强，也这导致“嫁对人”会变得尤为重要。所以回到现实版“樊胜美”之死事件中，她最后之于父母的意义，也只不过是“为弟弟买房”的“尸筹”存在，而非是父母真要为她的死讨个明确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