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我头一回去哈佛报到入学，是在大雪纷飞的冬夜。开出租车的黑人小伙子一路口哨，拉着我沿校园兜圈子（好多讨些车钱）。
我正求之不得，贪婪四顾，看那些银装素裹中的庄严校舍、肃穆铜像、神圣教堂：当年这教堂钟声长鸣，迎接独立革命；华盛顿总司令戎装佩剑，检阅这校园里驻扎的民兵、臼炮和战马；这夜空下爱默生观星象、祈神示，发布美国文学独立宣言；这雪地里站着哲学大师詹姆斯，与同事喋喋不休，争辩“绝对精神”；这一幢幢古老校舍，住过几代总统，他们乘马车、火车和汽车去华盛顿从政，直到人们称这条世代宦途是国家一号高速公路。
车头一转，我冲进灯光灿烂、音乐阵阵的哈佛广场。酒吧、影院、露天舞台挤满了出来夜游的青年。我印象中的“哈佛人”冷漠孤傲，满脸挂着“天才的惰性”。可眼前竟是满街寻开心的顽童，还有与之结伴相游、直冒傻气的“克莉菲”们 [ 哈佛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本科生的通称。]。
冷峻与散漫携手，传统约束与现代自由并肩而行，似乎是哈佛给我这个新生的第一印象。不久我又发现，有些老教授讲课时，是要饮酒润喉的：他们口占名言，立诵拉丁，讲至神采飞扬处酒盏一举，台下鸦雀无声。我自相劝慰道，中国夫子托茶评点“窈窕淑女”，实与之相去无多。
赵一凡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美国的留学生，改革开放后译介美国文化思想的第一人。曾任哈佛中国同学会主席。
后来照章敷衍，礼服与领带常备，幽默和玩笑渐通。到了高年级，若有老师在开讲和结束仪式上不备酒点款待弟子，心中反会抱怨功课“太干”。等我通过了博士资格大考，照例被同学拖去，浇一头一身的香槟，是谓“成人受洗仪式”——竟不可惜那套衣服了。由此发现：美国文明与酒，原本难分难解。
● 酒神与清教徒
希腊神话里的酒神巴克科斯，据称是宙斯和塞墨勒的私生子。他生在印度（一说埃及），由众女神以葡萄喂大。成人后四海游荡，教人民广植浆果、提取玉液。不料传教来到毒龙子孙建立的忒拜王国，被国王彭透斯绑架，硬要以蛊惑罪杀掉酒神。巴克科斯大显神威，肢解了暴君彭透斯，再以神杖敲击石壁，令美酒汩汩涌出，流遍大地。于是万众欢呼，世愁尽销。
酒神巴克科斯，又叫狄俄尼索斯，是宙斯和塞墨勒的儿子，即卡德摩斯的外孙，他被封为果实神，又是首先种植葡萄的神。
酒神带上他的葡萄王冠、青藤神杖，跋山涉水而去。身后却留下了各国人民纪念感怀他的酒神节（ Bakkhanlia），以及让学者着迷的图腾崇拜、原始狂欢。
说来奇怪，美国人竟是西方民族中拒不信奉酒神教义的一支：他们天生只爱喝那不甜不苦、既没血性又无雅趣的可口可乐。据说是因祖宗造下大孽，逃去新大陆后入了清教，假充正经百余年，害得子孙见酒就怕，一灌即醉，窝囊至极。直到他们打赢了第一场世界大战，成为天下首富之国，还念念不忘祖先遗训，要厉行赎罪家规，保持俭朴世风。
by Andy Warhol
1919年，美国国会滑天下之大稽，通过宪法第 18条修正案，即《全面禁酒法案》。结果激起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禁酒与反禁酒大战。禁酒时代，黑手党和走私团伙发了横财。青年人长期偷喝甲醇掺制的劣酒，受害匪浅。联邦政府大规模稽私，花去无数冤枉钱。就连政治家竞选，也要声明自己是干派还是湿派——老百姓并不在乎他们属哪个党。一直闹到 1930年，才有纽约等七州初步开禁。至今多数州仍保留了许可证售酒、重税课征酒类产销的制度。青少年饮酒和酒后开车，更是受到严格管制。
20年代美国的“酒神与清教徒大战”，打翻了祖宗牌位，肢解了传统文化躯干。当时的清教遗老呼天抢地，斥责饮酒作乐为万恶之首，唯恐祖业因此覆灭，文明在酒色中瓦解。与之相反，新文化旗手们声嘶力竭，指控旧礼教吃人，禁欲苦行压抑民族个性发育，窒息新生思想。后来的学者专家折中裁判，各打五十板，宣布那场耸人听闻的“禁酒之争”，仅仅表现了美国青春骚动期的“爆发性心理危机”。当时的两派既没有认清自由开放、自负其责的意义，又误解了自己血液中的遗传基因和行为习惯。也多亏那场糊涂论战，学界加紧对民族文化根、早期文化思想史的研究。“二战”之后，美国学（ American Studies）研究日益成熟发达。美国人终于大体上把握了本民族的历史根源、文化背景与心理结构，这才摆脱了“逃学顽童”“欧洲人失落的外甥”之类有伤国体的绰号，洋洋得意地自称起“山姆大叔”，或自贬为“丑陋的美国人”。
我亲身历验的新英格兰民俗和哈佛校风，正是这成熟又年轻的美国当代文化生动的折射。它像一个笨厨子，将鱼和熊掌作了一勺烩。又像一个疯癫艺术家，硬把狂欢的酒神、阴郁的清教徒捏合一处，塑成一尊双头连体像。
当代美国思想家中，最能体现酒神气质、清教徒精神完美统一的人，大概要数派瑞 ·米勒先生（ Perry Miller，1905—1963）。他生前既是加尔文教义和清教思想最出色的阐释者、名扬西方的美国文化史权威，又是个放浪无羁、嗜酒如命的哈佛名士派教授。我入学时，这位大牌教授早已作古。模糊听说，老先生是像李白那样仙逝而去的 ——不过没投扬子江，而是彻夜工作，大量饮酒后死在他那酒瓶与书籍杂陈的办公室里。
我读了他的几本书，深为其学识和文采所折服。又听到一个校园笑话，很能说明他对美国文化研究的巨大贡献。说是米勒教授死后，他系里来了个木头木脑的低班研究生，考试时答不出“美国历史、文学和文明从何处开始”[ 一说“五月花”号登陆，一说 1776年，任由学生狡辩]。该生抓耳挠腮，忽生一计，恭笔写下：“所有这些神圣玩意儿全从米勒开始。”这一句话的答案，居然压倒别人十几页的宏论。米勒究竟是何等圣贤？
米勒父母是新英格兰人，老派绅士淑女型人物。他自己在芝加哥喧闹刺激、五方杂处的文化环境中长大。 18岁想去当兵打仗，未如愿，就逃学去了西部和纽约。接着当水手漂洋过海，遍游墨西哥、非洲和地中海。世界之大，启迪了他对历史学的崇拜。异邦风俗的玄妙，促使他立志研究本土文化。浪迹三年，他重返芝加哥大学。读完本科，又攻美国早期文学研究。博士论文他要写清教思想，导师劝他小心，莫要在学术荒地里毁了自家的前途。可他执意孤行，终以《马萨诸塞正教》一文获得学位，成为该领域的后来居上者。哈佛发表他的论文，又邀他任教，放手让这个豪放热情的芝加哥青年去深挖冰冷僵硬的新英格兰思想史。直到米勒功成名就、当上终身教授，与麦提尔逊、勒文、贝伦、摩根等著名学者一起，在哈佛建成首屈一指的美国学研究中心。
米勒在哈佛执教三十余年，先后写成专著 6部，论文集 3卷，编撰教材和文选 16本。以上基础工作，基本上填平了美国早期文化史的断沟裂谷，澄清了原始混沌中的多种民族形成要素，进而勾勒出美国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的基本格局。这些贡献不能一一列举。这里我只抽取其代表作《新英格兰意识》（两卷本，约 60万字， 1935—1953年），用读书笔记的简明体裁，临摹一幅美国文化起源草图，以供国内学者参考。
赵一凡：《哈佛读书札记》，三联书店，2016年7月
● 大背景解说
现代美国文化是杂乱混合、兼收共存型的“熔炉文化”。在其形成期，却有孤立封闭、清而又纯的一个核心构造：清教思想。这一构造坚固细密，凝聚力强大，曾经是统治新英格兰地区[ 前身为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即现在的波士顿地区。]长达百年的泛宗教意识形态。
此种清教思想，在资本主义精神与工商经济催化下，发育为北方的“扬基文化”。与此同时，美国南方的“骑士文化”，也在切撒匹克海湾殖民地[ 现在的弗吉尼亚州。]与黑奴农业经济的基础上长成。
扬基（Yankee）与骑士（Cavalier）合成了美国民族文化的雏形，触发独立革命，自成一国。南北战争中，扬基文化击败骑士文化，取得正统地位，又兼并吸引了残存的印第安文化、黑人文化、各种移民文化，造成开放型的文化复合体。所以，清教—扬基文化，乃是美国文化的中心和主流。作为维系一统、衔接历史、派生其他（诸如西部牛仔文化、青年楷模文化、后现代反文化）的关键机制延续至今。派瑞 ·米勒辛劳终生，既是为了“文化寻根”，也是要弄清楚清教思想这一核心构造的形成、发展与裂变经过。
● 开拓荒野的使命
清教—扬基文化是从盎格鲁—撒克逊母体文化中分离出来的一支。造成它分离的历史原因，则是 16世纪宗教改革，以及 1642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1534年，英国教会向罗马教皇宣告独立，自称国教（Anglicanism）或新教（ Protestantism）。1571年，伊丽莎白一世颁发国教教义《三十九信条》，宣布宗教改革结束。却有激进派坚持改革，要求进一步清除腐败，纯洁教会组织。这一激进改革派，即所谓清教（ Puritanism）。清教徒因反对英国王室的宗教专制和经济压榨，屡遭镇压迫害，无法在英国立足。于是一部分逃往北美避难，大部在国内酝酿革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又迫使许多清教徒赴美）。
最早定居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有两支。一支由威廉·布拉福德（ William Bradford）牧师率领， 1620年底乘“五月花”号抵达。这批难民（ Pilgrims）冒险横渡大洋，来这荒蛮之地挣扎求生，其痛苦磨难，并不亚于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在海上签订生死与共的《五月花号公约》，立誓远离旧世界，继续清教试验，还要把北美大陆变成新的耶路撒冷。这寥寥一百余人，驻扎在普利茅斯殖民村，号称“分离派”，被后人看作美国信仰自由、政治民主的原始偶像。
米勒更重视另一支，即“非分离派”。它是约翰 ·温斯洛普[ John Winthrop，剑桥毕业的伦敦律师，因清教信仰被褫夺公职， 1630年率 17艘船移民赴美，连任殖民总监 12年。]领导的大规模移民团体。这帮人的移民背景与众不同：詹姆斯一世 1629年解散议会，引起平民抗议，他索性改用较体面的方式放逐叛逆。所以，温斯洛普顺水推舟，从国王手中争得了“敕封殖民公司”的名义。
只因有了“敕封”名义，温斯洛普等人便有幻想，自以为殖民成功即可争回脸面，不负祖国派遣。这一神圣使命感，驱使老温及其信徒吃苦耐劳，顽强奋斗。不料英国革命几起几落，海外殖民地逐渐被人遗忘。清教徒力图以北美为榜样，改造全世界的计划，落得个“傻瓜表演、观众跑光”的结局：整个试验失掉了意义，任务完成也无人验收。于是他们的身份发生疑问，自我性格难以确立，前进方向一再迷失。
荒茫大地，神圣使命。荒野与使命，就像两根巨大无形的绳索，从一开始就限定了美国人世代繁衍成长的格局。特纳教授著名的边疆学说，一再强调“荒野”之于美利坚民族重大的造型影响。米勒偏偏另树一帜，声言“使命”因素更加要紧。在我看来，这两家各有其长：孤独绝望中形成的神圣思想，必然强悍执著，从旷野上披荆斩棘开出的道路，方可谓得天独厚。
● 历史的玩笑
历史拿清教徒开的头一个大玩笑，即所谓“荒野使命”[ 见米勒论文集《开拓荒野的使命》（Mission in the Wilderness）]。造成他们世代争辩和困窘的另一个玩笑，史学家通称清教悖论（The Puritan Paradox），即如何在纷纭尘世、凡夫俗子之间，建立起近乎完美的圣徒教会[ 古罗马基督教神学奠基人奥古斯丁《神国论》认定：理想教会属于天国，世俗教会则不能严拒邪恶充盈的迷途羔羊于门外]。而且，建立教会后，又该如何摆平圣徒与庶民、自由与约束之间的矛盾关系。谁曾想到：清教徒的可笑悖论与严酷实践，几经历史的嘲弄折磨，最终演变成了民主与法制、权力与服从的辩证思想。
身为欧洲宗教改革的激进派，清教徒在新大陆立足未稳，就急着创办举世无双的纯净教会，实施政教合一的高压统治。他们身为资产阶级革命先驱，靠反叛和分裂树立起崭新权威。谁知刚找到一片自由乐土，他们便身不由己地排斥异己、捍卫正统，容不得他人侈谈改革或分离。
这些混乱现象，米勒认为是历史规律的无情所致。正如法国新教思想家加尔文，他以抗拒罗马教皇成名，历尽艰辛创立日内瓦神权共和国之后，他本人却也成了新教教皇 ——此人不但敌视平民教派，而且滥施压迫，处死西班牙科学家塞尔维特等 50多名异端分子。殖民地百年开发史上，三代清教领袖秉承中世纪的宗教统治术，设计出一整套政教关联的清教教义，米勒称之为具有“质朴风格”的“新英格兰规范”（The New England Way）。
这也是孤立无援、自生自灭的险恶环境下唯一明智的出路。否则，美国民主在它成型之前就早已失去自我保护能力，美国文化更不会有今天的开放与自由。
● 圣徒与契约
清教社会的组织，用米勒原话说，是以教会（Congregation）为内涵，以契约（Covenant）为形式。请留意：这也是清教—扬基文化的核心构造。清教徒的“圣徒教堂”，要比欧洲中世纪的腐败教会干净得多。他们按照天国模式（The Invisible Church）竭力仿造，从严控制，造出新世界拯救军的核心。
每个教堂（不像欧洲教会那样按教区分治），先由 5—7名圣徒（Saints）串联认同，组成教堂支柱。再经由“支柱们”的审核，逐步吸收居民中的合格者入教。每一教堂内部，都设有牧师、教师、助祭、俗务和神婆职位。一句话，这些清教教堂杜绝奢华，简化仪式，主动以通俗生动的布道词宣讲教义。
入教的苛刻标准和严格程序，更是令人咋舌。欧洲教会一般仅要求信徒为人老实、作风正派、初步了解信仰内容。清教教规则重视“应选证明”，即思想真正皈依的神圣经验[如梦见神示、目睹圣光之类。理论上说，每一个人都要历经应选、实践、正名、核准、赞美五个梯次阶段]。申请入教者，首先由老教徒认真考察，确认无疑后交教会审议。然后他还得当堂答辩，经全体教徒投票表决，最后诚恳悔过，庄重起誓。
当然，圣徒们深知：他们伟大艰巨的事业，不能单靠少数“上帝的选民”。教会庞杂了，有损清名，难以控制。教会置大群非教徒于不顾，那些人又会另立神坛，供奉邪说。必得有一种无所不包、政教兼顾的宽大理论，明白规定每个移民的责任与自由范围，协调社会管理与个人权益的关系 ——这便催生了米勒命名为“联邦神学”的清教契约思想（Covenant Thought）。
所谓“契约说”，源出于上帝与亚当之约。上帝造人，允其幸福，人则以服从天意为回报。中世纪基督教强调赎罪契约（Covenant of Redemption），即亚当毁约，犯下原罪，人类因此苦海无边，世代忏悔，以赎其罪。宗教改革中，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偏重抨击天主教的集权和教阶制度，揭露它骄奢淫逸、繁文缛节等腐败现象，并呼吁新教徒反省自身的劣根性和堕落本能。
另一著名神学家拉莫斯则引进新柏拉图主义人道观，在加尔文的“因信得救说”基础上，着重宣扬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万物皆表天意”，人能通过上帝造物安排（Technologia）理解神旨，争取获救。由此生成的恩惠契约（Covenant of Grace），便认为耶稣牺牲，表达了上帝拯救人类的仁慈意愿。尽管人性邪恶，天意仍会引导少数选民超越俗念，精神至上。
清教徒受加尔文和拉莫斯理论影响至深。他们渡海逃生，鬼哭神泣，无疑是“同上帝大吵一架”。老天会如何处置他们呢？也许降灾惩罚，也许容其将功折罪。于是选民们在恶风狂浪的大海上纷纷下跪祈祷。圣徒们趁机抛出比“恩惠契约”更进一步的“公众契约”。船上的男女老幼，为图得救，全体向上苍起誓立合同：苦我心智，劳我筋骨，不谋私利，共赴大难；成功是因天恩浩荡，神明保佑；失败则甘愿受诛，上刀山下油锅[ 参见《五月花号公约》与温斯洛普布道演说《基督慈爱之举》]。
此风一开，人人服从集体，事事公议表决。圣徒与庶民骈胁并肩，“同是契约中人”。接着村镇自治，推选代表，拥戴温斯洛普组建马萨诸塞殖民法院（不久又健全了英式两院制度），总揽神俗万务。山顶之城（City on the Hill）在波士顿海岸上巍然竖起 ——为它奠基的不是石块或木料，而是作为清教统治和日后美国文明牢固基石的公众契约思想。
清教契约理论具有综合包容性，它将神权政治、洛克社会契约论、基督教恩惠契约合成一体，又汇集了从柏拉图、加尔文到近代启蒙主义的民主自由思想。虽有内在矛盾（如原罪与人道，理性与蒙昧），毕竟幅度宽大，情感强烈，因而鼓舞斗志，启发积极，给移民以庄重责任心与心理安全感。另外，清教契约通俗易懂，商人、水手、工匠和农夫无师自明，奉其为敬业守法之本。清教领袖运用它处理各种行政事务，百试不爽，理直气壮如同上帝附体。对此，米勒开玩笑地总结道：“讲话的圣徒”领导了“沉默的民主”。他预言，一旦沉默的民主开口说话，清教圣徒就要让位给富兰克林这样的扬基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