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E-40 FORUM综述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理论”话语与“政策-制度”话语的良性互动与相互转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期待并呼唤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为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理论 ” 话语和“政策-制度 ” 话语的良性互动与相互转化，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秘书处共同主办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19”在四川成都成功举办。本次论坛聚焦于“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纪念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与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发展”、“关于十九届四中全会理论成果的解读与阐释”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四个方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要不断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等科学论断，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重大理论命题，与会学者围绕这一命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引，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紧密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在与时俱进中加以创新。复旦大学石磊基于政治经济学建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六个重大问题，对新经济发展与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结构改进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新经济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被世界认同的，包括新技术、新市场、新工艺流程在内的新经济。中国的新经济涵盖了这一部分，但更包括由中国自身结构转型所产生的现代经济形态，而中国所涵盖的两部分新经济概念恰恰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提出了非常多的挑战。新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速度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以及交往方式。此外，还特别强调政治经济学不能只在生产层面上做功利主义的解释，它在社会经济关系上所呈现出来的镜像还需要更充分科学的解释，社会政策领域也需要这样的解释。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卢荻批判了“中国恶化发展中国家的去工业化趋势论”(Crowding-out)和“中国压低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论”(Under-cutting)。他认为，在世界资本主义愈趋新自由主义化、金融投机化的环境中，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始终坚持着生产性导向，中国的对外经济活动对于促进世界发展极具积极意义。从政治经济学的立场看，更根本的问题是价值的创造和分配，表现为对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推动作用。发展中经济体的生产性投资不足、从而生产结构趋向初级化，根源不在于能力，而在于诱因。中国能否成功地成为新自由主义金融霸权的掠夺性积累的替代者，这不仅取决于能力，还取决于意愿，取决于生产性导向和投机性导向背后涉及的（国内、国外）政治经济势力的对垒。

四川大学张衔从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出发，结合中国经验事实，对宏观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深度考察。他认为货币政策体系内部存在冲突，中央的货币政策不能直接作用于非商业银行市场主体，通过商业银行传导，实现中央银行的调控目标，中央银行宏观调控遵循逆周期行为准则。但商业银行是自主的盈利机构，且利率具有顺周期性。因此，在经济下行时，商业银行为了避免系统性风险，必然会因惜贷而导致经济恶性循环。同时还强调：（1）市场经济必然存在周期，原因不是货币供给不足，不是企业负担过重，而是再生产比例失调、生产与消费等的冲突、周期性产能过剩；（2）保持市场调节，用扩大政府需求对冲产能过剩的后果；（3）中央银行的主要责任是最后贷款人和对银行的监管。制定经济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经济运行的周期性，经济的周期性无法通过强制措施予以消除。

复旦大学孟捷区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理论”话语和“政策-制度”话语，并认为两者既有差别也有统一，如何正确处理好两种话语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他强调，要承认“政策-制度”话语是中国改革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要的推动力，没有它的改变，我们很难想象有我们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政策-制度”话语的生成机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而且突出这两种话语的差异可能是现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矛盾。

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要系统化认识和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理论问题。西南财经大学刘灿指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要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出发，遵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核心层→保护层→重大理论问题→理论框架→系统化理论”的路径。虽然政治经济学在近几十年取得很大进步，但政治经济学现有研究框架还不能充分容纳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因此要不断深化学科认知，充分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继承和延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同时关注和适当吸收西方经济学（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等“非主流经济学”各流派）、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努力推动学科的开放式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沈越从否定民营经济的错误观点出发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历史界限进行了论证，批判了社会上流行的否定民营经济的错误观点，认为错误的关键在于混淆了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错误地把共产主义目标当成社会主义甚至初级阶段的任务。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定位符合中国国情，但却没有完全摆脱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错误，只是暂时绕开了它，一旦气候适宜，否定民营经济之类错误言论便会出现。同时他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仍有不足，需要根据中国经验进一步发展。应慎言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其时间节点不由生产力绝对水平决定，而取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否还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回顾七十年的艰苦奋斗历程，总结中国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并对我们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加以反思和改进，有利于中国经济理论的持续创新发展。

复旦大学史正富认为，只要举措得当，未来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不会低于8%，并且完全可能达到10%。具体而言，通过将社会总生产性资产分为企业拥有的微观资产和支撑企业生产的更广义的全社会共有的基础性战略性资产（BSA，Basic Strategic Assets），他提出了宏观-战略投资的概念，并认为宏观-战略投资同微观-利润驱动型投资可以互生共持，前者为后者创造需求、要素及技术；后者为前者创造用户与功能拓展。据此，通过打造宏观-战略投资基金体系，进行专业化的基金运作，构建宏观金融工程，用货币供给双轨制对冲市场化金融的失灵，将央行作为国家发展规划的中枢执行机构，他提出了功能货币论的概念，并认为通过这种办法可以确保经济进入高速度与高质量增长的黄金年代。

西南财经大学丁任重系统概括了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五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强调发展的经典论述，并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国理论界和实践界对发展概念认识的演进过程。具体地，内涵层面体现为对增长与发展这两个不同概念的认识的转变；实践层面体现为经济增长方式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目标层面体现为由追求高速度增长向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最后他指出，两位数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保持中高速增长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但是在追求一定速度的基础上要兼顾提高发展质量，仅仅靠高速增长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云南财经大学龚刚认为现有对中国经济高增长动因的解释是以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为比较基础的，着重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是推动中国高增长奇迹的最为根本的动力。但对市场经济所具备的其它机制，如激励机制等却甚少关心。由于市场经济能为我们提供高能激励，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坚持市场经济，坚持改革开放，坚决纠正诸如“民营企业退场论”等错误思潮。另外，考虑到市场经济的缺陷，在坚持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应坚持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合理介入。政府介入有利于弥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失灵，为社会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以减少市场参与者的生存性压力。中国过去四十年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因为坚持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的效率并不在于配置资源，而在于激励。

安徽大学荣兆梓通过比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制度创新红利分享空间的差异性以及社会主义条件下创新红利分割点的移动方向，认为不同的经济制度红利分享空间存在差异，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显著低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无论利益分割点如何移动，社会主义再生产都将朝向提高人民福祉、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然而，当前的问题是创新红利分配策略面临着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针对企业成本压力大，生产企业利润率下降难以应对的问题，他进一步指出，一是要协调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的同步增长，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速与经济发展速度同步；二是要多方面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化解劳动报酬提高的利润压力，提高市场竞争力；三是要加快推进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完善创新型国家的体制和机制，在国际科技竞争中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捍卫发展中大国的发展利益，从生产力落后的陷阱中强势突围。当然，要想同时做好这三件事，关键在于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经济能够取得巨大成就得益于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东北财经大学庞明川认为健全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就是要解决宏观调控制度内生的问题与制度体系的完善问题，从客观上增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在他看来，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社会主义制度性质表现在：（1）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宏观调控作为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也必然会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2）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形成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较为完善的阶段；（3）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宏观调控，是宏观调控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机结合，基本思路是总量调控+结构性调控（既要解决市场失灵、又要实现公平正义）。

复旦大学周文认为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深刻揭示新中国70年年伟大成就背后的理论逻辑，是当代经济学急需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伴随着中国正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为引领中国经济更好发展，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为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我们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尤其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推进经济学研究的高质量发展。在他看来，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大警示就是，我们的经济学家们要担当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尽快合力推进探索和总结新中国70成就背后的经济学理论逻辑，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此外，他还强调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没有任何关于中国减贫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系统化理论阐释，缺乏中国样本，他们的理论最多只能算作隔空喊话。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南京大学范从来认为中国金融改革是经济金融共生型渐进式改革，是以需求为导向的改革。中国的金融改革是经济改革产生市场化的金融需求，在此基础上进行金融改革，并通过金融改革支持经济的渐进式改革，实现了经济金融的同步发展。与主要发达经济体、转型经济体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实践不同，中国并未简单地遵循金融深化、金融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的理念，而是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根据经济转型和发展阶段的特定需要来进行金融市场化改革。在金融改革的内容和方式上，中国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并且取得了更好的改革成绩。他将金融改革的中国经验归纳为：（1）金融改革要孕育在经济改革之中，服务于经济改革的需要；（2）金融改革的方式应该视经济发展的阶段、经济转型的程度而定；（3）金融改革要处理好金融效率提升和金融稳定的关系，政府因素和市场因素都不可或缺。

四川大学蒋永穆基于新中国70年的农业发展道路，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探索历程归结为“技术为主阶段”、“技术与制度并重阶段”、“制度为主阶段1”、“制度为主阶段2”，并着重指出：（1）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般规律，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运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关于农业现代化的认识不断完善，并在若干重大理论问题上实现了突破与创新；（2）“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形成与完善，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指导，又与我国基本国情和具体农情相结合，同时积极跟踪世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趋势，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3）总结70年来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朝着科学、全面和系统的方向演进，其根源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积极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调整和完善农业生产关系，不断探索和开拓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科学论断，第一次系统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谱，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指明了前进方向，与会专家学者从多个视角进行了深刻解读和阐释。

西南财经大学刘灿对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行了解读，认为系统化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理论问题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理论体系的重大任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构建了分析基本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的理论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从基本生产关系层面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理论问题，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化的经济规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而更好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对此，东北财经大学庞明川认为这里主要涉及到宏观调控制度和宏观调控制度体系两个概念。从总体上看，宏观调控制度是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则是关于宏观调控各方面制度的集合，形成了从宏观调控体系到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的上升。经过长期探索，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宏观调控制度体系”是由外生的政策变量到内生的制度安排。

针对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振中提出,根据恩格斯对按要素分配的分析方法，我们应该深入思考三个问题：一是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能否用一个共同的尺度来衡量各自生产要素的贡献？二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衡量上述生产要素贡献所固有的内在尺度并以此来分配收入，那么这种可以使多种生产要素通约所固有的内在衡量尺度是什么？三是如果我们找不到可以衡量上述多种生产要素贡献所固有的内在尺度，那么依据什么机制按生产要素贡献来分配收入？在恩格斯所处的19世纪，按土地、资本、劳动这三种生产要素来分配收入只能靠一个完全外在的偶然的尺度即竞争或者强者狡诈的权利来解决。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需要进一步思考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以何种机制来参与分配。

西北大学白永秀认为如何准确理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定位是新时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并指出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定位为基本经济制度不仅有利于持续不断地发展市场经济，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特征——平等互利的人际关系，而且有利于从根本上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深度结合起来，毫不动摇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还概括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现机制：（1）构建平等互利的人际关系的实现机制；（2）构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机制；（3）构建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4）构建职能明确的政府与市场协调运行机制；（5）构建科技创新的举国体制与工匠精神引领创新相结合的机制。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面临着诸多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与会学者分别围绕“互联网+”、国有企业改革、房地产市场改革、医疗改革、科技创新和区域发展等新时代中国经济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1、关于“互联网+”

南京大学洪银兴对“互联网+”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的解读和研究。在他看来，伴随移动互联网进入新的经济时代，经济发展也体现出了许多新的特征，即“互联网+”的时代特征，这不仅是对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化经济的一个高度概况，而且反映了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进步。“互联网+”和“+互联网”的频繁互动已经逐渐渗透到了产业发展的各个领域，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正在通过互联网的作用全面实现互联互通。他进一步指出，“互联网+”在体现积极经济效应的同时，依然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特别是当前部分效应还只是作为一种趋势而存在，要想转化为现实尚且需要一系列的辅助条件。另外，考虑到“互联网+”的各种市场行为都在互联网平台上，甚至比虚拟经济更虚拟，所以对“互联网+”市场的监管和建设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关于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杨瑞龙论述了为什么不能按照“竞争中性”原则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指出“竞争中性”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国企改革原则，“竞争中性”与国有企业的宏微观制度属性存在冲突，而国有企业分类改革能够有效解决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其逻辑可以为“国民共进”提供一个理论分析基础。分类改革分别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划分了生存与发展的边界，它们不仅能和平相处，而且能共同发展，从而既能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又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在于逻辑清晰，鼓励、推进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混改”是提升民营企业投资信心的重要途径与突破口。国企“混改”不仅要“混”更要“改”，其主要参照标准就是民营资本的参与程度。为了让“分类改革”的政策落地，需要：（1）“宏观分类”标准客观化；（2）在明确“微观分类 ”的前提下推进“央企”的“混改”；（3）本轮“混改”需要触及到“央企”的“总部”；（4）积极创造条件，引入员工持股制度。

吉林大学李政认为国有与民营可以互相加持、和谐共处。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企改革，国有企业大力扶持民营经济发展，“国民共进”才是经济领域的新生态。他指出，新阶段改革重点应围绕全面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按照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着力加强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着力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着力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着力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激发企业活力，着力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着力改善国有企业改革环境条件，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培育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北京师范大学戚聿东指出新时期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在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动力与机制。他将现阶段国有企业问题概括为“六化”，即行政化、独资化、独治化、独占化、独享化、刚性化。在他看来国有企业的“六化”特征不仅在深层次上阻碍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且与新发展理念的要求也格格不入，因此，需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解决“六化”问题，以实现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真正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3、关于房地产市场改革

住房问题作为基本的民生问题，历来被高度关注。西南财经大学杨继瑞认为，人的需要，包括住房需要，历来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住有所居”是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民生保障制度的重要方面，要进一步完善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加强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公共住房建设和供应力度，扩大住房保障覆盖面，让更多市民实现住有所居、住有宜居。同时他指出，应该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住房的“六重属性”——消费品、耐用品、不动品、资产品、金融品、保障品——来选择房地产价格调控“支点”，综合施策，以科学合理的调控杠杆排列，形成房地产的长效调控机制。具体而言，（1）针对作为消费品的住房，需要鼓励有支付能力的人买房消费和租房消费；（2）针对作为耐用品的住房，应将租房消费作为一种常态；（3）针对作为不动品的住房，需要充分发挥土地杠杆对房价的制导；（4）针对作为资产品的住房，需要以房产税约束投资性购房；（5）针对作为金融品的住房，应严禁以融资形式投资购房和炒房；（6）针对作为保障品的住房，需要构建房地产市场稳健运行的“减震器”。

4、关于医疗改革

北京大学李玲通过回顾中国十年医疗改革进程，认为十年医疗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先行者，医疗改革的路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最好体现。十年医疗改革为全面深化改革积累了经验和方法，医疗健康是美国模式无法解决的问题。当前我国医疗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基层的公益性体制和大医院的逐利性体制无法协调，导致基层削弱、倒金字塔、患者趋高、看病难等问题凸显。尽管医疗保障实现了全覆盖，但医院的运行机制并未转变。因此，未来医疗改革的核心应是改革治理体系。要加强医疗人才建设，加强医院管理和监督，完善办医和管医的治理体系，调整医保政策，严格监管药品使用。此外，还要强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创新制度，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百姓需求的健康保障模式，利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打造智慧健康，发挥中医药和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优势。

5、关于科技创新

“中兴事件”深深地刺痛了国人，构建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已是刻不容缓的战略重任。国家科技创新研究院卢周来认为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验表明必须建立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创新体系。他指出，私营部门擅长采用成熟技术或接近成熟技术并将其转换为具有商业利益的产品，但在可实现长期回报的“种子”研究方面却并不擅长，直接原因在于周期太长、投入太高、不确定性太大。中国“芯”未能成为主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创新链路未走通，商业化没有完成。在创新体系中，政府（国家）应发挥“农场主”的作用，负责选择与培育“种子”，负责土壤与耕作环境；国家科研机构负责育种和育苗，并充当“全程技术人员”；企业负责后期管理与收成，并负责把收成转化为下一轮耕作的资本；国防部门是“农场主”的代理和最重要“帮办”，既承担育种任务，又负责全程导调和指引。

6、关于区域发展

山东大学黄少安认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新趋势逐渐由东西差距转变为南北差距。南方的大城市对周围地区，包括周围的省，关键是农村地区和周围的中小城市的带动作用要高于北方，并且南北城市的经济功能差异主要归因于南方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主导产业升级与劳动力流动，而北方则更多地依靠行政机制吸取资源，形成或扩大中心城市。这类吸取资源型发展为要么依靠较多的官方机构和国有大企业吸引人才，却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造成了人才的堆积和浪费；要么依靠强大的金融机构吸取金融资源，主要是吸走了存款，却很难向周围地区输送或发放贷款或其他金融支持；要么依靠行政力量占用周围地区的土地资源，为城市发展做贡献等等。这不可避免的会带来三类后果：（1）导致中国经济南北经济差距扩大；（2）导致北方中心城市与周围地区的经济差距拉大；（3）可能加大资源的南北不合理流动，影响国家长治久安。基于此，他提出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应更多依靠市场机制，避免走吸取资源型城市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