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索尔·贝娄的小说《洪堡的礼物》，我读到文艺对社会政治仍然直接发生作用，表面是“内阁成员都要引用叶芝和乔伊斯的话；新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成员该了解修昔底德，或者塔西佗”，更深层次，“当他（洪堡）躺在卡斯特罗式沙发上读普鲁斯特或杜撰什么丑闻的时候，他预计三K党会把十字架烧在他院子里”——读《洪堡的礼物》，我反而认为，那是三K党（美国种族主义的代表性组织，奉行白人至上主义运动和基督教恐怖主义）的心灵仍算开放的时候，三K党的心灵仍愿接受文学撞击。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不管是坏的文化，还是好的文化，文化能够称为社会思潮，和社会直接互动——“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要出头了，民主终于要在美国创造一种文明，这也是凯瑟琳和我离开格林尼治村的原因。”甚至洪堡想，“如果斯蒂文森当选，就意味着文学的胜利”。读《洪堡的礼物》，贝娄的呓语，文学呓语之所以那时能独立当小说写出来，因为那时候文学的确是一种社会职业，你确实可以说一种文学，文艺思潮真的能影响到社会（读起来非常让人怀念的原因），到处是这样的大言不惭，振振有词的“以文学为业”的“实业感”，也就是知识分子的“实业感”。《洪堡的礼物》不同于《惶然录》那种名家写鸡汤的感觉。
那不仅是一个文学因为冷战的需要而"matter"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学和艺术仍然能够影响社会的时代——以一个矛盾的模式：社会允许一个知识分子以“固穷”和离群索居的方式产生并发表“反商业”（欧文豪语）的独立见解，和社会大问题摔角，社会认真地听取这种一开始是“非主流”的意见，而如今，我们只是围观流浪汉大师沈巍的意见，并归化他，并消除他“固穷”的状态而已，结果，某种独立人格终究什么影响也产生不了。
比如，在西方，实际上维多利亚时代的基督教式的“固穷”的观念在十九世纪晚期就被贫穷法案消除——贫穷变成了罪而不是一种德行，随性的同情也变成了有系统的共情。洪堡不是个穷鬼，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在一个文学和思想的影响力被尊重的时代获得了足够的财富和财务自由，但问题是，上一个时代基督式的固穷观念，是否有一些应该保留的遗产——即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这个问题在我们今天的时代表现为，一个富有甚至获得权势的知识分子如何保持本真。这实际需要的是一个财务自由的知识分子对“贫穷”的共情想象。《洪堡的礼物》的这段年代，也就是那些文学史和艺术史越俎代庖代言时代精神的书能确立的时代，这个年代从文学的角度完全能代写一本《光荣与梦想》（正是我当年读《流放者归来》的感觉——我还用去读《光荣与梦想》吗？）。但现在，或者说如果当代变成历史让后人读，我们会读到多少文化对社会的主动和直接的影响？实际上，我们已经很多年谈不上有社会思潮了，只有热搜。在我的记忆里，最后一部堪称算引领社会思潮的书是《中国可以说不》，不管那是不是有深度的书，那毕竟掀起过一段有争议的思考。之后的社会用不着一本书去引导，也自负得不用一本书去引导，这已经是不需要书和思潮就能行为自洽的社会和时代，书和思潮就成了社会和时代的玩物。如果仍然存在知识分子，也只是娱乐化和小丑化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就像余生奉献给综艺节目一样，此后都不会再有真正的传记了。我们也可能早已野蛮得不会有任何机会再去讨论什么哲人王的好坏。我们的时代，如果后来写成历史来省察，你更不会发现有什么先锋文艺，能够反过来影响社会，那种文学写世界甚至写动世界的感觉没有了，正如历史里也不再有思潮，也不再有传记，生命历程是注水的，猥琐的，七拼八凑的，前后不一的，最高境也是忠奸难辨的。文化完全是被动，直话变成不必要的恳切的绕话，完全都是碰壁后的多余自省，本来简洁清晰的价值观被这种碰壁后导致的自我穿凿得晦涩无力，这比曲笔都还不如。而社会是多么的硬气，多么的牛逼，它只会逼迫你来产生一些适应性的文艺，而对于已经适应社会的文艺，时间久了会破罐子破摔，开始寻求文化方便性的极致，就如我们在江苏卫视跨年晚会的提词器里看见的——唱《灌篮高手》的主题歌的时候，我们的注音全是汉字，比如“前面那素鸡大到塞个皮蛋”（日语原文：君が好きだと叫びたい；中译：好想大声说爱你），仿佛严肃对应着日语五十音图的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