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设崩塌”！司马懿出仕前拒绝曹操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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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宣帝纪》如此描写司马懿的早年：

少有奇节，聪朗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心。

这不免十分有趣。众所周知，西晋由于得位不正，始终对于政权的法理塑造头痛不已，甚至回避关于“忠”的讨论。然而，《晋书》开篇之始，却未如《汉书》《后汉书》一般对于王朝开创之祖进行神化，反倒不惜笔墨，将司马懿塑造成一位儒教信徒，甚至是一位忧国忧民的节义之士，委实值得深思。

“大汉纯臣”

既然是节义之士，其后发生的事件也便顺理成章了。

《晋书·宣帝纪》记载：

汉建安六年，郡举上计掾。魏武帝为司空，闻而辟之。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坚卧不动。及魏武为丞相，又辟为文学掾，敕行者曰：“若复盘桓，便收之。”帝惧而就职。

又按《太平御览》所引《晋书》《晋阳秋》亦述此事，大略相同。由此可见，司马懿心存汉室，“不欲屈节曹氏”，故而托病不仕是晋代官方正说，唐人不过承袭而已。

倘若掩去姓名，只读到此，恐怕读者还以为是在读《诸葛亮传》。然而，细究史料不免疑窦重重。

同是《宣帝纪》，于此事之下紧接着便记述孙权称臣之事：

军还，权遣使乞降，上表称臣，陈说天命。魏武帝曰：“此儿欲踞吾著炉炭上邪！”答曰：“汉运垂终，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权之称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谦让者，畏天知命也。”

面对孙权送来的迷魂汤，曹操十分清醒，反倒是司马懿热衷于吹喇叭、抬轿子，称之为“天意”，大汉纯臣果如是乎？

又按《三国志·文帝纪》，时当延康元年 （220） 冬，正是汉魏禅代的关键时间点，又是司马懿领衔劝进，为曹丕篡汉送上临门一脚：

督军御史中丞司马懿、侍御史郑浑、羊祕、鲍勋、武周等言：“……臣等闻有唐世衰，天命在虞；虞氏世衰，天命在夏。然则天地之灵，历数之运，去就之符，惟德所在。故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今汉室衰，自安、和、冲、质以来，国统屡绝，桓、灵荒淫，禄去公室，此乃天命去就，非一朝一夕，其所由来久矣。”

听其言，观其行，司马懿入仕之后的所言所行，与心存汉室，“不欲屈节曹氏”的官方形象大相径庭。相反，此公不但“屈节”，更是时代的弄潮儿，利用一切机会为曹氏篡汉加油鼓劲，甚至赤膊上阵，以便从中取利。

那么，既然司马懿“大汉纯臣”的人设纯属虚构，其早年出仕的坎坷经历自然也需要打个问号，至少其进退狼跋的动机必定另有文章。

休戚与共

历来学者多以河内司马氏为“儒家豪族”代表，而以曹氏为“法家寒族”的代表，故而认为司马懿与曹操所处社会阶级不同，立场天然敌对。

但实际上，曹操出仕为洛阳北部尉即为司马防所举。易言之，司马懿之父为曹操的举主，后者即为前者的门生。有了这层关系，司马懿之兄司马朗年22岁便被曹操辟为掾属，其三弟司马孚则为曹植辟为文学掾，有迹可查的家族成员无不出仕魏廷。按查史书，司马氏与曹氏非但不是什么冰炭不容、你死我活的关系，反倒是水乳交融，休戚与共。

拨开迷雾

明确了曹氏与司马氏的关系，再看《晋书》的记载，不免有些滑稽。

所谓“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汉末正当士族形成的前夜，家族网络是士人安身立命之本。父子兄弟无不吃着曹氏禄米，与曹操风雨同舟，唯有司马懿这位“耻食周粟”的节义之士矫矫不群于其间，委实令人哑然失笑。

事若反常必有妖，检《北堂书钞》所引《魏略》，赫然出现了司马懿出仕事件的另一个版本：

晋宣帝好学，曹洪自以麄疏，欲屈自辅帝。帝耻往访，乃托病拄杖。洪恨之，以语太祖，太祖辟帝，乃投杖而应命也。

易言之，征辟司马懿的对象不是曹操，而是曹洪。

曹洪是曹操从弟，此公是标准的武人做派，为人吝啬，举止粗俗，宾客多行不法，名声恐怕欠佳，加之身份有限，自然不入司马懿的法眼。须知，司马懿之兄司马朗可是曹操亲自征辟，相较之下，曹洪伸来的橄榄枝未免不够分量。果不其然，待到曹操得知此事，也让司马懿享有司马朗同等待遇，此公便立马“病愈”，“君命召，不俟驾而行”了。

《魏略》是曹魏中郎鱼豢所著，是时人述时事，较之晋人著史颇少忌讳，于魏晋之间常秉笔直书，且史料形成时间较早。其所述司马懿待价而沽之事与此公其后投机于汉魏禅代的功名利禄之徒形象若合符节，自然较为可信。

由此可见，司马懿出仕的纠结波折，仅仅在于辟主的地位高下，易言之，究竟是曹洪还是曹操本人而已。归根结底，是待价而沽问题，而非价值观问题。

由此可知，所谓司马懿与曹操的对立大体皆属晋代史官的创作，通过构建曹、马对立叙事，为司马懿日后“自作家门”，司马氏最终取曹氏天下而代之提供法理依据。

不得不说，晋代官方的史观构建颇为成功，甚至影响了现代学者，将魏晋禅代这一简单的权臣篡位理解成了士庶之争、儒法之争。

只需去除这些涂脂抹粉、云山雾罩，司马懿早年的出仕经历便显得极为清晰：曹洪闻名征辟，末了被待价而沽的司马懿装病拒绝；其后曹操亲自征辟，司马懿立即出仕，并被安排与曹氏政权接班人曹丕交游，其后仕宦一片坦途。

真实的历史大体便是如此的平平无奇，盖因河内司马氏本就与曹操集团关系密切，同气连枝，原本就不存在什么波诡云谲。

伯乐与千里马

《魏略》虽较为客观地记录了司马懿出仕始末，其记述中却缺失了重要的一环，即司马懿开罪于曹洪，后者“恨之，以语太祖”，自然不会是什么好言语，司马懿又如何得到了曹操的垂青？

检《三国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有载：

“（荀彧）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锺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

如此即一目了然，正是得到荀彧的举荐，曹操才亲自征辟司马懿。

荀彧名高海内，不但是颍川士人的领袖，更是曹操集团实际的二号人物，又长期执掌典选重任，社会影响力无远弗届，搭上了荀彧的关系网，真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也难怪司马懿立即抛弃伪装，“投杖应命”了。

荀彧在司马懿出仕后不久便因反对曹操称魏公而被“隐诛”，史书对于二人的交往记录亦付之阙如。然而，颍川荀氏依旧是天下望族，通过这层关系，司马懿便可以交际于颍川士人圈，从中受益无穷。

司马懿显然对荀彧的提携之恩感激不尽，亦投桃报李，大力提拔其后人，如荀彧之子荀顗即为其所简拔，终至“佐命晋室，位至太尉，封临淮康公”。荀勖亦为西晋开国功臣，荀氏与司马氏相交之密切可见一斑。

荀彧何以属意于司马懿，史无明文，很可能出自其兄司马朗的推荐。然而，司马懿与曹操集团另一位重臣崔琰的交往，则明确无误地受益于司马朗的人际圈了。

《三国志·崔琰传》有载：

始琰与司马朗善，晋宣王方壮，琰谓朗曰：“子之弟，聪哲明允，刚断英跱，殆非子之所及也。”

曹操任丞相，崔琰“为东西曹掾属徵事”，执掌选举人才的重任。司马懿亦大体于此时步入政坛，成为相府掾属，能够得到崔琰的器重，自然于仕途大有裨益。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曹丕、曹植两兄弟相煎正急，为争夺接班人位置闹得不可开交。崔琰恰恰便是曹丕的坚定支持者，甚至不惜在曹操就立储之事“函令密访于外”之时不惜破坏政治规矩，公然表明态度。

无独有偶，司马懿在仕宦之始便被安排“使与太子游处”，成为曹丕的心腹班底，联想到崔琰对司马懿欣赏有加，这番布局极可能出于此人的手笔。

正是这番安排，让司马懿不但成为曹丕的心腹，其在中央最初的朋友圈也就此展开。《晋书·宣帝纪》载：

“（司马懿）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与陈群、吴质、朱铄号曰四友。”

吴质是济阴人，以文才著称，是曹丕的心腹宠臣，日后又向魏明帝曹叡大力推荐司马懿。《三国志》注引《质别传》：

时司空陈群录尚书事，帝初亲万机，质以辅弼大臣，安危之本，对帝盛称“骠骑将军司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陈群从容之士，非国相之才，处重任而不亲事。”帝甚纳之。

即便是明帝时期，吴质都可以对司马懿的政治地位上升起到关键作用，可以想见，在关系更为密切曹丕时期，司马懿受此公的益处自然更为可观。

被吴质贬损的陈群更非凡人，此公出身颍川名门，祖父陈寔以德行重于天下，父陈纪，叔父陈谌，亦有盛名。陈氏素与荀氏齐名，有“五荀方五陈”之论。陈群年少知名，为孔融所赏识，后又受荀彧推荐，为司空西曹掾属，主府内官吏署用。司马懿得以与如此身处人事要冲的名士为友，自然受益无穷。

然而，正所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司马懿既为曹丕一党，看似攀龙附凤，实则充满风险。此时曹植在储位之争中占据上风，曹丕空有副丞相之位，局势却风雨飘摇。崔琰这位伯乐力挺曹丕之后，很快便被曹操猜忌，以莫须有的罪名锒铛入狱，最终被逼自尽。可以想见，倘若曹植胜出，依附于曹丕的司马懿必然万劫不复。然而，经过一番明争暗斗，曹丕笑到了最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作为嫡系的司马懿自然鹏程万里，前途不可限量了。

此中得失，观看司马懿另一位伯乐——杨俊的事迹便不难发现。

杨俊是河内名士，司马懿兄弟最初显名便是出自此人手笔，《三国志·杨俊传》：

司马宣王年十六七，与俊相遇，俊曰：“此非常之人也。”又司马朗早有声名，其族兄芝，众未之知，惟俊言曰：“芝虽夙望不及朗，实理但有优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