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学老师打响图书馆保卫战

撰文 |  李昀

编辑 |  曹颖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在挂职锻炼之前，杨素秋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建成一座图书馆。

2020年9月的一天，她到政府大院报到。从这天起的一年里，她将担任西安市碑林区文旅局副局长一职。此前十年，她一直在陕西科技大学教授文学和美学课程，涵泳在文艺之美和学生的青春活力之中，虽然愉悦，但生命的拼图好像始终缺了一角——书籍与校园之外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

于是，当陕西省第七批博士服务团推荐文件下发至高校，杨素秋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并如愿成了一名挂职干部。新任务之一，是尽快在辖区内建设一座公共图书馆。

刚收到指令时，杨素秋兴奋得就像火柴遇到了火种——那些她对书的爱与梦，终于可以在现实中被擦亮了。然而在建馆过程中，她遇到了未曾想象过的阻力。

有的阻力来自内心：一座公共图书馆，该如何平衡选书人的口味和大众审美？如何摸清、满足不同人群的阅读需求？如何调配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书目的比例？

更尖锐、更沉重的阻力来自外界：图书馆大多采买的是2.5折批发的馆配书，书商提供什么就买什么，为什么只有你在挑肥拣瘦？选定书目必须遵照评审条例，为什么你要逾越边界？公共文化服务没有经济效益，为什么你还要折腾？

她将困惑和困难一一记录下来，有了《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这本书，讲述一个读书人如何参与一场和书有关的纷争。

一座地下图书馆

“外形优雅，巨大的玻璃窗，窗外要有树，还得是老树，绿叶轻摇，窗边座位抢手。”

这是杨素秋心中一个理想图书馆的样子。

直到她来到碑林区图书馆的施工现场，才发觉接手的是一个黑暗的大工地。

西安市中心钟楼下，南大街39号，穿过森源实业大厦的门，杨素秋靠着一盏小灯向地下走去，每下一级楼梯，她的心就坠一下。直到一片无光空间出现在眼前：颜色不一致的墙皮、张牙舞爪的电线、缺了几块的天花板，这番景象，让杨素秋和同事相顾无言。

图书馆原来的规划区里勘探出了文物，一直停滞在考古阶段，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评定条例要求，2020年底，国家各地区县级图书馆必须到位，且最低面积三千平方米。眼见着最后期限将至，领导们一致决定：必须寻找一个现成场地做临时过渡期图书馆。

在寸土寸金、旺铺林立的碑林区，馆址最终只能选在地下。

杨素秋的任务是：必须在三个月时间里，将此地完成改造，交付运行一座符合标准的图书馆。

“我们应该以多大的热情来建设它？”杨素秋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

这座图书馆作为过渡期建筑，未来会被更好的代替；一些工作完全可以交给商人，比如挑选设备、撰写参数、计算价格，不必费劲亲劳。更何况，这座图书馆，从一开始就不被所有人期待，一名处长曾直接批示“我不同意”四个大字，理由是：世界上没有一座图书馆是建在地下的。

接到任务的杨素秋，就像一个带着丑孩子的母亲，处处碰壁。

但一想到这里即将坐满寻求心灵滋养的读者，她还是决定尽量把这个孩子打扮得体面、漂亮。为此，她必须涉足一些陌生的领域。

这个从小“热爱浪漫的阅读，连别人说的银行利率调整都听不懂”的大学老师，开始从头学习：颗粒板、多层板和实木板的差异；照明标准；固态硬盘和普通硬盘哪个更适合电子阅读……

很快，她又被另一道门槛绊住了：预算。

一平方米面积的装修预算只有五百元左右。她必须在每一个细节上精打细算，让外观让步于实用，消防分区不能省，帮助盲人阅读的一键式智能阅读器、助视器和一体机一定要有……剩下的，“只把墙、天花板、地面弄干净，铺平整，估计钱就花完了”。

一片白兮兮的墙面多少有点惨淡，杨素秋想加上一点色彩。

为了省钱，她亲自上阵，手绘效果图，兔子画得像猫，用来示意的台阶怎么都画不出透视感，歪歪扭扭的，画着画着，杨素秋先把自己丑笑了。

图书馆的匾额由“长安榜书家”石宪章之女、西安市书法协会主席石瑞芳自愿撰写，但这么好的字，却因为没有设计经费，找不到好的衬底。杨素秋请朋友给一些建议，但方案却被物业屡屡否决。因为临街招牌只能用白色做底，想要在一楼门头挂匾，一年还要交三万元。

为此，杨素秋硬着头皮托关系、求人情。一番苦工下，图书馆的硬件终于渐渐成形，但还没等她把一地鸡毛扫进簸箕里，新的难题又来了：一百万元图书采购经费，被人盯上了。

书目保卫战

建设图书馆的消息刚放出来时，很多书商就开始主动靠拢，把杨素秋挤得无法动弹。这些人个个比杨素秋有“经验”、懂“规矩”、讲“关系”。

杨素秋学到一个新词：码洋，即书籍封底上的定价乘以册数。大部分的书店滞销书、没有受众的自费出版物和学术垃圾，都可以以极低的折扣卖给图书馆，从而获得超出经费的码洋——这是馆配书的惯例。图书馆成了库存倾销处。

一位商人告诉她，自己可以以2.5折供货，一百万元经费可以买到四百万元码洋书籍。商人劝她：“领导来检查，书多，你比较有面子。”又说：“谁还会一本本翻看书的质量啊？主要是数量。”

杨素秋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公共图书馆往往被三流书籍霸占，为什么爱读书的人会选择去书店而不是图书馆。

于是，她决定一个人守住选书质量的大门。

馆配书都是现成方案，几分钟内可以配齐。而一本本选书，不仅成本更高，也更费时——这种做法让书商们不满，连领导们也不理解：图书馆是公益场所，“坏书”不影响“政绩”，何必要舍近求远？

杨素秋对书目的严格把关很快引来了注目。暗地里，流言蜚语在不断流窜。

在工作最艰难的时候，她梦到自己在游泳池中央下坠，几乎快要溺毙，从水里伸出手臂，却抓不到任何东西——这种心情，对应着她在白天的经历：一位领导托人带话，警告她必须取消全部书目。

没有人能帮到她。

那段时间支撑着她内心秩序免于坍塌的，是三本书。

一本是《苏东坡传》，“苏东坡可不是当了一年挂职的官，而是干了几十年，或贬或提，他有没有一次向恶势力屈服过？”

一本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讲的是平庸的恶，是个人在体制内不作为、不行动、不思考的后果。

最后一本是《无知的教师》，书里说：“任何被教的人，只是人的一半。”杨素秋用这句话鼓励自己，她告诫自己不能懒政、懒学，“希望自己能编不能编的书目，能做不能做的工作。”

杨素秋坦言，当年选择挂职锻炼的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挫掉一点身上的书生气，但此时发现：正是这一点意气，在关键时刻救了自己。一个为建设图书馆而受挫受气的人，一直在文字中啜饮着直面现实的勇气。

凭借一己之力，杨素秋只能以一个大学文学老师的眼界，选出自认为的“好书”。为了让图书馆变成大家的，她需要得到更多读书人的支持。她给五十位朋友发去邮件寻求选书建议，力求审美上的差异化，最终朋友们的回复拼凑出一份色彩斑斓的书单。

生态学青年学者王焓推荐的书目和科学有关，其中有一本《给年轻科学家的信》，为求学阶段的她编织了一个充满热情和好奇心的梦；咖啡师夏目是漫画迷，他推荐了《夏目友人帐》，这本书里有很多可爱的妖怪，他希望来到图书馆的小朋友们可以感受异世界的温暖和有趣；高中语文老师王彦明推荐了《诗歌手册》《诗的八堂课》，他希望被困在应试教育中的学生们也能乘着诗的微风，飘向更远的地方……

真正健康的阅读

过去，杨素秋始终在以读书人的姿态衡量一座图书馆的价值：选书的品味是否高级？

从小，她受父亲影响喜欢读书。后来，她一路文学专业念上来，博士毕业后在大学里担任文学老师。可以说，在美的国度中，杨素秋已经不自觉地做了半辈子的臣民。

但是，在图书馆的用户里，杨素秋属于少数派，更多的其实是阅读量有限的普通大众。

图书馆运行后，有读者反馈，“名家名作高高在上，让人不敢靠近，希望多一些通俗的励志类成功学和鸡汤类读物。”这和杨素秋认为应该倡导的“优美而充实的阅读”存在分歧。

在建设图书馆的过程中，惯持的阅读理念需要更新，她逐渐意识到并承认，“美”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考量价值的第一维度。

最终，她选择理解和接受，允许这些她自己永远不会读的“机场书”，被摆到了名家名作的旁边。朋友看到后指责：“这些书真的是你挑的吗？你怎么会挑这样的书？”她反问：“图书馆是谁的钱办的？是纳税人的钱。那么，纳税人想要读这样的书，要不要买？”

“而且，为什么一个人不可以去读这些书？”杨素秋说，“如果这些书能够抚慰他/她的心灵，或者给他/她的工作带来帮助，或者教会他/她一种可以上手的方法论，那么就是有价值的。”

在离开政府岗位两年后，杨素秋依然关心着碑林区图书馆的图书借阅率，结果发现：在每个月借阅次数最高的前300本书中，有260本左右是儿童书。成人读者之缺乏，大大震撼了杨素秋的认知。

“可能政府本身也有责任，公共文化服务的推广做得不够好，或者我们的活动还做得不够吸引人等，但我认为软性的、意识层面的问题是更关键的，大家都不愿意非功利地读书了。”杨素秋说。

她观察到，很多家长带孩子来图书馆，只要求借阅那些立竿见影的速成书，比如课外必读书目或者作文指南。教育如此，遑论对自身的要求了。

杨素秋把真正健康的阅读比喻成一栋坚固的建筑，有地基、有门窗、有严整的钢筋结构。而现代人的阅读方式追求速度和堆砌，“从这儿拉了点碎瓦，从那儿弄了点水泥，最后身体里充满了垃圾建材，是个豆腐渣工程”，外界的风一吹过来，这些材料就全被卷跑了。

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追求行为与目标之间绝对笔直的连线，即使在象牙塔内也无法幸免。回到校园之后，杨素秋感到自己学生的阅读，也在不可避免地被推往这个方向。她经常看到一些研究生身上背负的压力，为了完成一个课题，他们必须把自己挤进一个狭窄的研究通道，当他们终于完成课题，甚至连一页书都不想再看，这种把书当工具的阅读已经抽干了所有可能的愉悦感。

对于这些学生面临的困境，杨素秋想以自己这一年的挂职感受作为提醒：“不管年轻人选择什么工作、什么单位，你作为一个年轻人自带的新鲜、锐利，很可能过一段时间就生锈了。这个时候你得想一想，你愿不愿意把这个生锈的部分再拿出来擦一擦、抹一抹，这样你就可以再坚持得久一点。”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挂职期间，杨素秋认识了一些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她去到孩子家里，发现书架上几乎没有书，他们的父母大多是卖菜、卖水果的摊贩，平时根本没有时间带孩子去图书馆。这样的事情见多了后，杨素秋开始思考：图书馆能为社会带来的最大改变，到底是什么？

现在，她认为图书馆的价值，应该落在那些没有条件阅读的人身上。

“图书馆的最大受益者，其实并不是那些书读得最多的人。那些人自己家里有很多书，相当于已经吃得很不错了，图书馆再给他们提供点鲍鱼。而有些孩子家徒四壁，一本书都没有，图书馆就是要让他们先吃饱。”杨素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