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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专业的大众看中国画，往往感到面目相似，难以看出门道。但即使是普通的书画爱好者，待看过十几幅潘天寿的代表作后，大约也能从众多山水花鸟画中，一眼认出他的作品。与潘天寿同时参展的画家，常常不愿把作品放在他的画旁，说是相形之下自己的画会被“吃掉了”，夺去了观者的注意力。
潘天寿的中国画风格强烈，雄浑强健，90岁的黄宾虹曾赞扬他，“阿寿的画，力能扛鼎”；构图也极具“标识性”，强调“画贵能极”。比如画花鸟，凝练几笔单线便勾勒出山石而不显单薄，有“潘公石”之美称，且山岩巨石常占到画面的五分之四，构图先立险再破险，角落里可能画上两只青蛙、鸽子，松树穿过石头，如此等等，丝毫不感气闷局促，反而奇险峻拔中别开生面。位于杭州南山路的潘天寿纪念馆，考虑到长年累月悬挂陈列真迹，不利保存，欲请人临摹复制品，一度人选难求。潘天寿桃李满天下，弟子中名家众多，但学生们都承认老师“那股子气厉害”，“学不到手”。
1961年，潘天寿在画室挥毫作画。从1958年担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至“文革”前，潘天寿进入了艺术的鼎盛时期，即使是小幅的小品也神完气足，丈二巨帧更是强骨雄风，大气磅礴不可一世
潘天寿有两方著名的常用印“强其骨”“一味霸悍”，听着就气势逼人，少有文人惯常的清淡含蓄。他自言“一味霸悍”的“霸”，与“春秋五霸”的“霸”相同，是褒义；“霸”住一幅画不容易，也是表达画家对画面的控制能力。他一向主张，“一民族之艺术，即为一民族精神之结晶。故振兴民族艺术，与振兴民族精神密切关系”，所以他的画一扫晚清以来的萎靡纤弱之气，是其强健人格精神的外化。
1897年3月14日，潘天寿出生于浙江省宁海县冠庄村，就在当年，父亲潘秉璋考中了冠庄唯一的秀才。他原名天授，字大颐，据说天生长脸、有寿者相，故取号寿者、颐者。1903年，震惊中外的宁海教案爆发，大里村与潘秉璋同榜的王锡桐发动起义，反对教会势力。起义军进驻冠庄时，潘秉璋在自家院中大摆筵席犒劳，以示支持。不久，王锡桐攻下县城，但很快被镇压，清军开始四处清缴余党。潘天寿的母亲因害怕丈夫被牵连，忧惧惶惑竟致身染重疾，很快去世了。所谓中西文化的冲突，潘天寿早在童年就已体会一二。
潘天寿7岁上私塾，就开始痴迷绘事，背着先生临摹《三国》《水浒》的插图。他14岁走出大山，到宁海县城的新式小学从头读起。一套《芥子园画谱》成了最早的“启蒙老师”，爱若至宝，临摹不倦，一生的宏愿就此定下，“我从十四岁那年下决心搞中国画，以后从来没有动摇过”。
1915年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公开招生，潘天寿以策论第一名、总分第二名的好成绩从6000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他一生没有接受过专门艺术学校的训练，浙一师便是他的最后学历。此时的浙一师名师云集，而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当属李叔同。
李叔同教图画课，以西画素描为主，第一节美术课就让大家对着枫叶素描。画惯国画的潘天寿非常不适应，“觉得慢慢改，细细擦，即便画准了，也意思不大”。他最后用白描勾出一片《芥子园画谱》中的枫叶，只得了60分。好在李叔同学贯中西，因材施教，并没有勉强，反而给予他很多鼓励。1918年，李叔同突然剃度出家，一时震动了文化界。潘天寿受老师人格感召，曾找到弘一法师，表示自己愿同入空门。弘一说佛门并非绝对清净，劝他在家修为一样返璞归真，书赠他一副对联：“戒是无上菩提本，佛为一切智慧灯。”这副对联陪伴潘天寿多年，一直挂在书房中，现藏潘天寿纪念馆。弘一为他树立了人生价值的典范，人品对书画的熏陶，审美与眼力的提高，是潘天寿在浙一师5年所获的最大教益。
《秃头僧图》，1922年，潘天寿，水墨，纵66厘米，横132厘米，现藏潘天寿纪念馆。题款狂草云，“一身烦恼中写此秃头”，写尽当时苦于名师指点的彷徨，大写意线条的奔放遒劲，已可预见到后来的“天惊地怪见落笔”
潘天寿毕业后回家乡做了小学教师，课余全都献给了创作，发奋勉力程度惊人，每天可画一刀纸（一刀为100张，不过潘公凯解释应不及现在的尺幅大小），只是苦于无名师指点。1923年，为求得艺术的发展，他下决心只身赴沪。经友人诸闻韵的引荐，得以登门拜访大画家吴昌硕。吴昌硕当时年近八十，早已名满画坛，公认为海上画派的领袖人物。他为人随和，亲自接待了这位浙东乡下来的年轻人，待看过他的书画后，吃了一惊。画中不羁的才气是掩不住的，更对潘天寿落笔不凡的狂怪、构图的大胆印象深刻，他后来写了一副篆书集句对联送与潘天寿：“天惊地怪见落笔，巷语街谈总入诗。”书画泰斗如此奖掖后学，使潘天寿在上海名声不胫而走。
1929年潘天寿（右三）与林风眠等人随团赴日考察美术教育
虽未正式拜过师，但两位忘年交一见如故，潘天寿这个名字还是吴昌硕改的。吴昌硕给予他充分肯定外，又以非凡的眼力，入木三分地送其以诫勉。潘天寿回忆：“我在年轻的时候，便很喜欢国画；但每自以为天分不差，常常凭着不拘束的性情，和由个人的兴趣出发，横涂直抹，如野马奔驰不受缰勒。对于古人的‘重工夫、严法则’的主张，特别加以轻视。这自然是一大缺点。”吴昌硕某日看过他送来的山水画后，写了一首七古长诗赠予他，末几句所说“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一跌须防堕深谷，寿乎寿乎愁尔独”，“他深深地为我的绘画‘行不由径’而发愁”，被潘天寿引为一生的训诫。
吴昌硕于1927年仙逝。潘天寿在沪5年，有名师带领，使他真正深入领会到文人画的精髓堂奥，野马式的奔驰也有所自省收敛。他天性聪颖，学吴昌硕学得很快，却又陷入了没有自家面目的境地。他不肯拘泥于吴派风格，一度凡画得太像吴昌硕，就马上撕掉重画。许多朋友不理解，认为他太“野”，不识时务，叫他“寿头”（吴地方言里迂愚蠢笨的意思）。潘天寿干脆自认这一绰号，还取号“阿寿”，表愿一意孤行。倒是老师吴昌硕最理解他，生前对弟子们评价：“阿寿学我最像，跳开去离我最远，大器也。”
抗战期间，中国画同样遭遇过尴尬境地，甚至有人直斥“国画无用”。潘天寿随学校各地辗转，八年中，他或许也有感与时代的距离，很少提笔创作。学者王鲁湘分析，潘天寿此时投入到中国画画学的研究当中，思考中国画如何革新的问题，是让传统的生命力在自己身上延续下去，“让自己变成一颗文化的种子，考虑一旦亡国的事实出现，要把文化的薪火传递下去”。
1949年后，中国画的地位再次跌落，被认为难以表现现实，是文人士大夫趣味，不能为新时代服务。西画的画家更受重视，因为造型能力好，能画人物、画情景性的绘画、画重大历史题材，中国画种里也是年画、漫画更受欢迎，因为适合用作宣传。当时的艺术教育，也以苏联为标杆，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素描是造型的基础”。1950年中央美院刚建院时，干脆没有设立中国画系，而改为“勾勒课”。
1950年，杭州艺专改为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潘天寿在抗战时期任校长时恢复的国画系，再次取消，与油画系合并为绘画系。副院长江丰一进院就约谈潘天寿，“以后不要画山水、花鸟了，改画人物画”。潘天寿曾努力想跟上形势，他随着师生一起下乡体验生活，参加土改，画了一批如《踊跃争缴农业税》等人物画。他自嘲是“六十六，学大木”，感到非常困难。有人回忆他一改自己作画从来不打稿的习惯，先用铅笔起草，一个个人物反复修改，最后用毛笔工笔勾勒，这种工整细致与他“天惊地怪见落笔”的创作个性很不相近。
1958年春节，潘天寿与儿子潘公凯（右）在杭州灵隐寺冷泉亭
他后来的弟子画家朱颖人，回忆当年年轻时，进校后根本不识潘天寿，反而对其还有些不以为然，因为“以我们学西洋画的标准来看，人物画得不正确，这个技巧线条，我感觉到没什么”。后来做过中国美术学院院长的肖锋回忆，潘天寿说，“我是跟不上这个时代了，但有一条我始终要坚持的，中国民族的艺术不能在我们手上断根”。
潘天寿失去了上课的权力。他和一批老先生，被安排到校图书馆的民族美术研究所，潘天寿任主任。他们感到“无事可干”，就为学校鉴定收藏了一批古画，分类造册，装裱修整，同时还收买了一批字帖碑拓，使得国美的国画系成为全国收藏古画最多的国画系。和学生们一同出去写生时，他也忍不住叮嘱，劝他们“脸要洗洗干净”，为的是保持中国画明朗开豁的特点；告诫他们要多看好画，对于格调不高的作品，当心“把眼睛看坏”，“事后洗洗眼睛”。时至今日，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作为全国唯一的重点科系，无论从教学规范与成果而言，均为全国之首。院长许江介绍，今天国美国画系的学生，都保持着直接临摹古代精品原作的教学传统，条件相当难得，得益于潘天寿等老先生们为美院充实了中国画资料库，其教学理念也传承影响至今。
《鹰石山花图》，1960年， 潘天寿，设色纸本，纵 182.3厘米，横141.8厘米。嘉德 2015春拍中此画以 2.7945亿元成交，创潘天寿画作拍卖价格新纪录
1955年，潘天寿跟随彩墨系主任朱金楼等人，赴温州的雁荡山写生。他“杂以山花野卉”的近景山水的艺术实验，始于当年。在名作《雁荡山花图》中，借局部的小小一角，却让画意无限延展。此后的《小龙湫下一角》《雨霁图》等力作接连问世。这也成为被美术界所承认的“潘天寿一角”的构图模式，衣披后来者。
《小龙湫下一角》，1963年， 潘天寿，设色纸本，纵107.8厘米，横107.5厘米。这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潘天寿开始近景山水画艺术实验中的代表作，“潘天寿一角”的构图模式，衣披后来者
中国画的低迷也出现了转机。山水画上，一批国画家们开始以毛泽东诗词的诗意为画境，理直气壮地画红色山水。到了1956年，毛泽东批评美术界轻视民族遗产和虚无主义倾向。他曾批评江丰，国民党都没有取消中国画，共产党为什么要取消？1957年的双百方针后，中国画逐渐受到重视：齐白石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康生非常欣赏潘天寿的画，经他推荐，潘天寿也于1958年被选为“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这一年，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改为浙江美术学院（1993年改为中国美术学院），61岁的潘天寿出任院长。
1961年潘天寿（左一）给国画系花鸟班学生上课
此时尽管“花鸟画不能为政治服务”“中国画不能作大画”等言论已渐无人坚持了，但中国画教学中依然是人物为主，花鸟山水不过陪衬，长此以往这些画种恐后继无人。潘天寿任校长后，率先在浙美将人物、山水、花鸟分成三科教学。他主张中国画家不须三绝，但须四全（诗书画印），对书法尤为重视，还曾提出中国画家四分读书、三分画画、三分写字的建议。又于1963年倡办了中国第一个书法篆刻专业，开创了书法专类教学进入高等艺术学府的历史，并亲自授课。所以有人评价，潘天寿是为今天山水画、花鸟画的繁荣保存了苗子。
1963年，潘天寿与郭沫若（右一）相聚于杭州，切磋画艺
声誉日隆时期，潘天寿不忘中国画研究，提出了一生中最成熟和最具影响力的画论“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中西艺术是可以互相交流的，但是中西艺术交流的结果是要中国艺术和西方艺术拉开距离，而不是中国艺术表现的内容或者形貌、形式语言向西方看齐。”他的画也进入全盛时期，即使是小幅的小品也神完气足，丈二巨帧更是强骨雄风，大气磅礴不可一世。
1966年3月潘天寿七十华诞。他从无做寿习惯，但家乡亲戚还是联名来为他祝寿。他回赠了两副对联“流离真岁岁，笔砚永朝朝”，“七十春来何所得，古稀年始颂升平”，意气风发地把古稀之年当作新的起点。
1969年4月，潘天寿由心力衰竭引起昏迷，此后即卧床不起。1971年夏天，他身体似乎好了起来，还对妻子说：“我想总会慢慢好起来。好了以后，我帮你烧饭。烧不好，我想帮你买菜总可以的。”大儿子潘炘要为他修剪指甲，他也说：“留着吧，好起来我还是要画指头画的。”但可惜刚进9月份病情恶化，于9月5日辞世，享年75岁。
潘天寿和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并称为中国传统绘画四大家。潘公凯说，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是父亲想了一辈子的问题。回顾20世纪中西绘画碰撞的起起伏伏，每次中国画遭遇交锋冲击之时，都有潘天寿的挺立身影，他忧思抗辩，锤炼笔墨，开创新路，还倾其心力50载致力于中国画的教学育人，可以说用一生在捍卫中国画的文化精神。
（参考资料：卢炘《现代名家翰墨鉴藏丛书·潘天寿》；纯然、黄专《潘天寿艺术活动年谱》；潘公凯《飘散了的记忆——回忆父亲潘天寿》；《大家·潘天寿》；《文化大观园·潘天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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