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朋友车上，十五分钟的路，听他抱怨了好几次。
“这车怎么转弯不让直行，太傻了”，“这人怎么这样，横穿马路也不看看有大货车开过来”，“唉，你说修路怎么连块指示灯都没有？”
他那副样子，特别像暑假电影里，城里人第一次去参加森林徒步，一会嫌弃这个一会嫌弃那个，看起来真够讨厌的。
是吧，装什么外国人？第一次在国内开车吗？
可是，身边有谁不在抱怨呢？只要你出一趟门，我保管你对世界的意见比海更深。
坐趟高铁，恍若置身野生动物园，总有人跟野牛一样大声讲电话：喂，那笔两千万的款子什么时候打过来？小孩像野生猕猴一样，在通道里上蹿下跳，惊声尖叫，还有那股熟悉的臭味，混杂着体臭，脚臭，厕所臭，各种不可细说的体味，在时速300公里每小时的列车上，依然顽固地飘荡着。
昨天有个新闻，说某外国专家，在高铁上碰到几个说话很大声的家长，带着几个同样吵翻天的小孩，外国专家以文明世界的力量站起来劝了一句：请你们说话小声一点。结果被一个成年雌性动物打了一耳光，眼球出血。
外国专家太耿直了，机智如我，上车就摆出一张冷漠的脸，塞上耳塞，既然每次出门都看见无数不文明场面，到底还有什么可义愤填膺的？可看到充斥车厢的中华土特产直男，留长指甲，撅大肚子，一口烟臭，热爱抖腿，大声喧哗……每一个点都能让我分外不悦，脑中发出一连串牢骚和抱怨，恨不得把眼白翻到大气层。
不应该啊，我们明明处于同一片天空下。
翻开《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生活史》，这本讲述瑞典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中产阶级发展历史的书，该书从头到尾，都充斥着浓浓的嫌弃，抱怨，牢骚。
中产阶级对农民什么都看不惯，第一章对时间的认识转变，抱怨农民毫无时间观念，记不得自己的纪念日，当中产阶级过生日时，农民吃惊地张大了嘴巴，后者只过秋收后的传统节日。中产阶级惊讶地看到，农民没有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分，你可以长驱直入他的卧室，叫醒睡觉的他，主人一点惊讶没有，农民对动物很残忍，对妇女，小孩都毫不客气，他们还大大咧咧在餐桌上打饱嗝。
太可怕了，当时的中产阶级礼仪里，只会教人如何文雅地掩盖身体自然发出的声音，比如咳嗽和打鼾，但是打嗝和其他类似声音已经沉默到从不提及的程度，根据定义和默认的共识，它们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好了，19世纪的瑞典中产阶级为农夫的打嗝声万分惊讶时，2017年的你，走在大街上，听到那熟悉的吐痰声，依然只能在内心翻一个白眼，如果翻给那个男人看，他可能会很诧异地问你：那应该吐哪里？
19世纪的农民也是这么大大咧咧，在他们看来，污垢被看作积极的，脏兮兮是好事，不常洗澡代表不会轻易感到冷，污垢和分泌物为身体提供了额外保护，农夫相信污垢孕育着生命，俗话说：农夫的手应该脏到下粒种子都能长出来。
我读书的时候，总会碰到南方的同学吐槽北方同学一星期只洗一次澡，十几年过去了，中华土特产直男信奉用手盘串是一种看起来很酷的修行手段。他们还痴迷于一种名叫男人味的东西，一股冲天的汗臭，真直男也。
反之，那些经常把自己洗得特干净，闻得出香水味，止汗露味，沐浴露味的男人，连个汗味都没有，那也叫男人？
然而大势所趋，20世纪的瑞典农民开始越来越重视卫生，书中有一章，名为富裕与穷人味，农民发现环境卫生的基本改善可以消灭多数折磨人的疾病。清洁成了种时髦，一个没有气味的世界是优雅的，贵族的。
在中产阶级倡导下，身上有异味，成了最无礼的行为。香水喷太多是庸俗，但身上有味那绝对不可饶恕。
西方世界的势利眼可比东方厉害多了，今天你碰到带口臭的吸烟男士，最多也就是撇开一点头，还得用隐蔽的方式。书中摘引了一段写于1937年的文字：你可能喜欢一个杀人犯或强奸犯，但是你不可能喜欢上一个有口臭的人——我是指习惯性口臭。无论你希望他有多好，无论你多么欣赏他的头脑和性格，如果他口臭，他就是可怕的，而且你的内心深处会讨厌他。
下等人难闻，这就是瑞典中产阶级收到的教育，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障碍，一个中产阶级者，绝不会爱上一个臭乎乎的人，从身体感受上排斥，认为农民是未开化的，工人是野蛮的，不卫生的公开场面是兽性行为，阶级仇恨转化成一种感觉，占据了文明人的内心。
对农民和工人的不满，才使得中产阶级确立自己的位置，只有靠有秩序，有纪律和无可挑剔的干净，他们才能成为中产阶级。
合上书，我终于知道了过去自己翻的那么多白眼，无非是在积极向往着中产阶级的文明生活，尽管如今的中产阶级在东西方文化里，早就被黑得上天入地，虚伪，矫情，不堪一击。
但是，只要上了高铁车厢，听到那熟悉的大声吐痰声，看到把脚搁在椅背上的大老爷们，闻到空气中混杂的臭气，我多希望自己赶紧成为那矫情的中产阶级，大家一起，满腹牢骚，积极抱怨，没有嫌弃，哪有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