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导言
2021年1月20日，美国勉强完成了总统权力的和平移交，但华盛顿特区的国民警卫队至少要到3月份才会撤出，其官方理由是为了确保2月8日美国参议院将开始的对特朗普的弹劾的平稳进行。对已经卸任的总统还进行弹劾，虽然在合宪性上很有争议，但其政治含义是不让特朗普今后再有参政机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特朗普的7400万支持者选民
对美国政治的未来走向的作用。无论我们的价值立场如何，理解特朗普支持者的诉求，对研究美国政治和国际关系均有重大意义。正如布朗大学非裔美国经济学教授Glenn Loury( https://www.brown.edu/Departments/Economics/Faculty/Glenn_Loury/louryhomepage/ ) 所说，特朗普本人只有第二位的重要性，关键在于理解他的支持者代表的政治地基的“板块漂移”（tectonic drift）。本期公号介绍三本有关著作，分别是“大合流”，“故土的陌生人”和“第四次大觉醒和平等主义的未来”， 供读者进一步研究参考。本文原载于“实验主义原理”公众号，感谢授权转载！
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是“铁锈带”（ Rust Belt ）的失业或受到失业威胁的制造业白人工人阶级。
（“铁锈带”地图）
这一观点不无道理，特别是2016年大选中白人工人阶级在一些关键的摇摆州（如属于“铁锈带”的宾州和威斯康辛州的部分选区）对特朗普的支持可能是他当选的决定性因素。但“铁锈带”的白人工人阶级显然只是全美支持特朗普的7400万选民的一小部分。尽管如此，理解制造业全球布局变化的机理还是非常重要的。本文介绍的第一本书“大合流”就是研究1990年以来新型全球化（全球产业链）的一部精彩著作，2016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作者是瑞士国际关系和发展学院的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教授。
（《大合流》英文版封面）
鲍德温的主要洞见是从“三级约束”（Three-Cascading-Constraints）来理解全球化进展的机制。人类交往活动受到三种成本的约束：交通运输成本，思想交流成本和人本身流动的成本。在历史进程中，三种约束条件渐次放松。1820年以前，由于三种成本都极高，人们基本上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小共同体内，除了少数贵族，大多数人的生产和消费都被捆绑在同一地点（例如，英国普通人19世纪之前很难享受到印度和中国的茶叶）；1820年之后，由于蒸汽机和蒸汽船以及铁路的技术创新，交通运输成本大大降低，出现了生产和消费的第一次松绑 （First Unbundling）, 但思想交流成本和人本身流动的成本仍然很高，电报和固定电话的发明还是不能把思想交流的成本真正降下来。因此，生产和消费的第一次松绑导致了“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的全球化, 即工业生产集中在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从而加大了与其它欠发达国家的差距。1990年代之后，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的革命带来的移动电话和互联网，大大降低了思想交流成本。信息技术的发展遵循摩尔定律，即计算能力呈现指数增长，芯片的性能每18个月就会翻倍。而吉尔德定律则表明，带宽的增长速度要比运算能力的增长快三倍，即每6个月就会翻倍。梅特卡夫定律进一步指出，一个局域网对用户的效用和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由于第二种约束条件（思想交流成本）被信息与通信技术所放松，全球范围的生产协调成为可能，生产和消费的第二次松绑 （Second Unbundling）带来了“大合流” （The Great Convergence）的新型全球化，即发达国家纷纷把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如苹果手机主要在中国苏州等地组装），从而缩小了发达国家与其它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和收入的差距。实际上，以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全球收入的比重已经发生了惊人的逆转，如鲍德温的图1所示：
图1显示，1820年到1990年间的“第一次松绑”时期，G7发达国家的收入占全球收入之比从20%上升到67%，但这一比重在1990年后的“第二次松绑”时期逐年下降，目前已经回到19世纪初期的比重。类似地，以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全球制造业的比重也发生了惊人的逆转，如鲍德温的图2所示：
图2显示，G7发达国家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份额从1970年前的70%下降到目前不到50%，而G7所丢失的份额几乎都被6个新兴工业化国家（I 6）获得，而其它发展中国家(图中的RoW)的制造业份额则从1990年以来没有什么变化。在6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韩国，印度，波兰，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中，中国的制造业份额增长最为突出，从1970年的3%上升到目前的20%左右。
有趣的是，为什么1990年以来“第二次松绑”时期的全球制造业转移主要集中在6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呢？鲍德温认为，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虽然大大降低了思想交流成本，但还是未能放松第三种约束，即人本身流动的成本。一般性的跨国生产协调可以通过手机和电邮来解决，但重大决策和关键技术协调还是需要面对面的沟通。飞机飞行时间的约束和管理者和工程师的海外费用，导致跨国公司采用“小范围，高密度”的选址方式，这就是生产和消费的“第二次松绑”只使得少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快速工业化的原因。
令人兴奋的是，鲍德温指出，“第三次松绑”已经初显端倪， 即降低人本身流动的成本的技术已出现，只是目前还十分昂贵。“遥控机器人”（telerobotics）和“远端现身”(telepresence)技术将实现劳动者和劳动服务的地点上的分离，当中国工程师可以通过“遥控机器人”修理非洲国家进口的中国设备时，“大合流”的全球化就可以惠及所有国家。
但是，在这一“大合流”的美好图景中，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工人阶级相对受损是一个事实，如鲍德温上面图2所示。他们支持特朗普的把制造业带回美国的政策是可以理解的。不过，“铁锈带”的白人工人阶级显然只是全美支持特朗普的7400万选民的一小部分。为了理解对特朗普的支持的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我们需要介绍第二本书“故土的陌生人：美国保守派的愤怒与哀痛”。
（“故土的陌生人”英文版封面）
此书2016年由位于纽约的“新出版社”(New Press)出版，作者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阿莉. 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教授。她从2011年开始，用了5年时间在路易斯安那州对“茶党”(Tea Party)成员进行访谈。“茶党”是2009年兴起的保守主义社会运动，2010年共和党在国会中成立了“茶党党团”(Tea Party Caucus)。有些学者认为，茶党运动是受科赫兄弟(Koch Brothers,美国第二大非上市公司的所有者)出资的智库操纵的，霍赫希尔德通过深入访谈，认为这种看法至少是很不全面的。茶党的基层群众基础是对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的救助政策(bailout)的反弹。该政策用政府的税收救助了大银行和大企业，却没有减免普通居民的住房抵押贷款，这就强化了茶党的基层群众的反对“大政府”的倾向。
霍赫希尔德在调研中发现了一个“大悖论”（ The Great Paradox”）：受惠于政府医疗补助的基层茶党群众却反对奥巴马医保方案，受害于污染企业的人却投票支持要求撤销联邦政府环保署的共和党议员，受益于联邦政府税收转移支付的“红州”却要求降低联邦所得税税率，受垄断企业之害的小企业主却和垄断企业一样反对政府监管。这是否说明茶党成员都是些“不可理喻”之人呢？
霍赫希尔德并不这样看。她在书的序言中说，“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身处进步主义阵营，但近年来，我开始想更好地了解右派人士。他们是如何形成自己的观点的？我们能否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奋斗目标？”五年间，通过对4个焦点小组共40人的访谈，以及对另外2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人—教师，社工，律师和政府官员—的访谈，并辅之以和芝加哥大学“综合社会调查”(GSS)统计分析的对照，她发现理解茶党成员（他们在2016年都投了特朗普的票）的关键在于“深层故事”(“The Deep Story”)，从而解开了“大悖论”之谜。“故土的陌生人”的第九章的题目即是“深层故事”，其中一些段落值得较详细地引用：
“深层故事是个“感觉仿佛”（feels-as-if）的故事——这是一个情感讲述的故事，以象征为语言。它无关看法，无关事实。它告诉我们对事情的感受如何。这样一个故事令政治光谱两端的人们都可以退后一步，探索另一端人们看待世界的主观棱镜。我认为如果没有它，我们便无法理解任何人的政治观点，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因为我们都有深层故事…
茶党的深层故事聚焦国家边界内各社会群体间的关系。我构造了这个深层故事，以隐喻的形式描绘与我交流过的人们，其生活中的希望、恐惧、骄傲、耻辱、愤恨和焦虑。然后我在我的茶党朋友们身上做了测试，看看他们是否认为这符合自己的经历，答案是肯定的…
你耐心地排在一条长队中，宛如朝圣，队伍通往山上，你位于队伍中间，与你站在一起的也是信仰基督教的年长白人，绝大多数是男性，其中一些有大学学历，一些没有。
一过山顶便是美国梦，这是队中每个人的目标。排在队伍后面的许多人是有色人种——贫穷，有的年轻，有的年长，大部分没有大学学历。回头看很吓人，你后面有很多人，原则上你希望他们一切顺利。即便如此，你已经等了很久，工作努力，队伍却几乎没有挪动。你理应前进得更快一点。你很耐心，却有些疲惫。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前面，尤其是山顶的那些人…
骄阳似火，队伍没有动。抑或其实是在向后倒退？你已多年未涨过工资，也没听说未来有此可能。事实上，如果没有高中学历甚至本科学位，那么过去二十年，你的收入是下降的。对你的朋友们而言，情况亦是如此；实际上，他们中有些人已经停止了寻找理想工作的努力，因为他们感到对他们这样的人来说，好工作并不存在。
面对坏消息，你很从容，因为你是个积极向上的人。你不喜欢抱怨，总是心怀感恩。你希望自己能给予家人和教堂更多帮助，因为那是你心之所在。你希望他们会感激你的付出。但队伍没有挪动。在付出极大努力、做出巨大牺牲后，你开始感到自己停滞不前。
你想起自己的骄傲——比如你的基督教道德。你一直坚持正派生活、一夫一妻、异性婚姻。这并非易事。你已经历过一次分居，差点——或真的——离了婚。自由派现在说你的想法过时了，是性别歧视、同性恋歧视，可他们的价值观不甚明了。在当下世俗宽容的环境中，你想起过去的好时光，当你还是个孩子时，在公立学校、要进行晨祷，向国旗致敬，然后说出“在上帝之下”这句誓词…
看！你看见有人在你前面插队！你遵守着规则，他们却没有。他们插队，你就像在向后退似的。他们怎么能这样？他们是谁？有些是黑人。由于联邦政府推动的平权行动计划，他们在高等院校入学、实习、就业、福利金、免费午餐方面获得了优待，在人们心中占据了一定的秘密位置，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女性、移民、难民、公共部门职员——哪里才是尽头？你的钱从一个自由派的同情滤网中漏了下去，你无法控制，也不赞同。这些是你年轻时也梦寐以求的机会——如果你年轻时不曾拥有，那么现在的年轻人也不应享有。这不公平”。 ( “故土的陌生人“中译本第155页)
可见，在排队实现“美国梦”中出现“插队者”，是霍赫希尔德发现的茶党的深层故事的关键。“插队者”可以是移民，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和跨性别人士，甚至可以是植物（因为环保而失去就业机会）和机器人。而“插队”得以成功的关键在于得到联邦政府的支持，因此茶党的核心诉求之一是减低政府所得税，阻止向“插队者”的再分配。从这个视角，霍赫希尔德破解了“大悖论”：为何受害于污染企业的茶党成员却投票支持要求撤销联邦政府环保署的共和党议员？因为只要环保监管减少了就业，就必然相应增加政府的福利支出，而这就必然要求政府进一步加税，而增加的税收又会帮助更多的“插队者”。
至此，霍赫希尔德终于穿透了她所说的“同理心之墙”（empathy wall）, 理解了茶党成员为何抱有似乎“大悖论”的看法。打一个不甚恰当的比喻，作为美国东西海岸自由派左翼精英的一员，霍赫希尔德响应了中国文革期间毛泽东主席“知识分子应该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花了五年时间深入调研美国中下阶层的茶党成员（但茶党不是最底层，他们反倒认为最底层中有不少“插队者”）。在书的结尾部分，霍赫希尔德给她的自由主义左派朋友写了这样一封信：
“为何不去认识些你政治圈子以外的人呢？别管安•兰德；她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她的作品让你以为他们自私透顶，但你不会碰到这样的人。你或许会遇到一些很好的人，关于邻里关系密切的社区、毅力和韧性，他们会教给你很多。
你可能以为，有权有势的右翼组织者在追求自己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为吸引右翼草根追随者“上钩”，迎合了他们本性中的
坏天使
——他们的贪婪、自私、狭隘的种族观、同性恋歧视、摆脱为穷人交税的愿望。如我在新奥尔良的特朗普集会所见，其中一些因素的吸引力犹在。但它掩盖了另一种吸引力——针对的是右翼的
好天使
——在经济不景气时，他们耐心地站在队中等候；他们忠诚、甘于牺牲、坚韧不拔——这些是深层故事自我的优良品德。
想一想，也许你处在他们的位置时，会与他们的看法更相近。” ( “故土的陌生人“中译本第262页)
但如果我们继续这个不甚恰当的比喻，可以说霍赫希尔德也接受了中国文革的教训，她并不认为“贫下中农”的看法就都是正确的。这反映在调研结束时她给茶党右派朋友们的一封信中：
“许多进步自由派人士对我国的政治选择并不比你们更满意。而且许多人在你们的部分深层故事中看到了他们自己。一个六十岁的白人女性——她住在旧金山，是个小学老师——这样说道：“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是，嘿，我赞同排队的那部分。”我明白你们脑海中的目标——生机勃勃的社区生活，充分就业，劳动的尊严、自由——但你们接受的政策会实现那些目标吗？当然，你们想有好工作和高收入。你可能不想听到这个消息，但在收入和就业方面，民主党人的历史表现优于共和党人。比如，在《牛市、熊市和投票箱》（Bulls，Bears，and the Ballot Box）一书中，鲍勃•戴特里克（Bob Deitrick）和卢•戈德法布（Lew Goldfarb）指出，过去八十年，在12项经济指标中，有11项在民主党总统任期内的表现优于共和党人治下。话虽如此，从其他方面看来，党派间的区别并不明显。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开启了一个放松监管的时代，此举通常受到右翼支持，而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则推行了如今一般为左派青睐的环境监管政策。
还有，路易斯安那人，看看挪威吧。那是个资本主义民主小国，人口500万，与路易斯安那州相当。这个国家有长长的海岸线，其人民与你们一样，将目光投向了海洋、船只和捕鱼。和你们一样，挪威也有石油。但路易斯安那州和挪威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的治理哲学和自由观，挪威人对民选官员的期待值很高，得到的也很多。挪威有世界上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8000亿美元——而且绝大多数挪威人都过着中上层阶级生活。他们享受着这种富有带来的卫生、教育和总体幸福感方面的高分，享受着不匮乏的自由。我们美国人有我们自己的文化，但我们最为擅长的是借鉴世界各地的好点子。从长远来看，我们也许能把自己从石油中解放出来，但与此同时，作为鲍比•金达尔（路易斯安那州前州长，https://en.wikipedia.org/wiki/Bobby_Jindal ）路线之外的另一种选择，怎样将路易斯安那州从其悖论中“解放”出来也值得我们探究。
等你们逐渐了解进步派后会发现，他们也有自己的深层故事，与你们的类似，他们感到你们可能会对其产生误解。在这个深层故事中，人们站在一个大型公共广场周围，广场里有创造力十足的儿童科技博物馆、公共艺术与戏剧演出、图书馆、学校——最先进的公共基础设施，可供所有人使用。他们对此充满自豪。其中一些人是其建造者。外人可以加入广场周围站立的人群，因为许多现在的圈内人也曾是局外人；吸收及接纳异己似乎是自由女神像所象征的美国价值观。但在自由派的深层故事中，一件可怕的事发生了。强盗闯进了公共广场，对其大肆破坏，自私地偷走了广场中心公共建筑的砖头和混凝土块。雪上加霜的是，守卫公共广场的人们眼睁睁看着破坏分子用那些砖头和混凝土块建起私人高楼大厦，将公共领域私有化了。那便是自由派深层故事的核心要点，而右派无法理解自由派对他们设计新颖、来之不易的公共领域深深的自豪感——自由派将其视为美国生活中一支强大的融合性力量。讽刺的是，你与左派的共同点可能比你想想中更多，因为
左派中的许多人也感到自己像故土的陌生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