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辉：三位青年学者的研究非常规范，在理论梳理和文献把握方面有自己的解释框架，并且明确了研究的边界。在实证部分，他们使用了所谓的“硬数据”，增强了研究的说服力。这些做法都非常符合国际标准，并且展示了80后和90后学者对60后和70后学者研究成果的继承与超越，这是中国学术界非常好的发展趋势。这种跨代际的知识传承和创新，有助于学术研究的持续进步和发展。青年学者们在继承前辈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研究方法和技术，可以更好地推进学术领域的前沿探索。
从这个主题来看，自从国家能力的概念被提出后，大多数相关研究都集中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从国家理论的角度而言，这些研究也主要关注政治经济学框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下的国家理论。背后有一个较大的设定，即在过去500年来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目睹了国家能力的不断增强，国家逐渐演变成一个难以驯服的“利维坦”。之所以难以驯服，是因为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存在着两个巨大的力量：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民族国家世界体系。这两个体系相互增强，导致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形成了政治与经济相互促进的合谋关系。正是在这种相互增强的过程中，国家能力得以凸显，而大部分文献都集中在讨论如何通过经济手段刺激经济增长，鲜有文献讨论国家如何自我限制其能力，相反大多数认为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国家能力不断地扩展。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重要问题：国家能力研究的主导性观点在于强制和汲取能力，其目标是为了控制社会并刺激经济增长。然而，高岭老师的讲话中提出一种较为明确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同时也指出概念和框架混乱的问题。我认为可以进一步讨论的是，这种混乱背后可能是前提假设的混乱。前提假设（presupposition）与传统意义上的研究假设（hypothesis）不同，是指进入研究之前的价值设定，这种前提假设需要被明确讨论。比如，我们过多地强调国家的强制和汲取能力以控制社会，其背后的逻辑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如果我们强调的是保护领土范围内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以及控制领土安全的能力，其前提设定就是是基于国家主义。在这种设定下，研究往往不会过多讨论社会问题或社会集体资源的问题。相比之下，像米格代尔所讨论的“社会中的国家”，则更多地从社会至上的角度出发，即社会主义视角，而不是以国家为中心。因此，前提假设的不同带来了整个研究框架的分化，进而导致观点和结论的不同。比如在政治经济学的假设下，社会的问题都被经济化了，导致的结果是社会因素被淡化，其中的原因是前提决定了研究过程和结论。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认为当前的分析中存在一些分化。两位谈到实证的部分，主要建立在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框架之上。然而，我认为在国家能力研究方面，仍然缺乏一些维度，这是中国年轻学者可以进一步挖掘的，主要就是历史和文化的维度。从这样的角度来切入，可以突破现有的政治经济框架。借用一下前面老师的观点我们可以假设社会分为三个层次：最表层是高度同质化的政治经济框架，它通常忽视了背后的异质性因素，适用于宏观层面的分析。如果进一步深入，可以看到社会文化的框架，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异质性，表现为与政治经济框架的对抗性关系。这层就类似“三明治”中间的馅料，与上层同质性的“面包片”形成对比。除了这些显性的社会文化框架外，我们还需要关注更深层次的精神信仰层面：无论国家能力多么强大，如何结合经济与社会能力，民众始终有一种深层的生存策略，以其精神信仰去支持或反抗强大的国家能力。我赞同斯科特关于“国家视角为何失败”的观点，这也可以解释国家能力为何可能失效，我们应当不断挖掘背后的精神层次去理解其中的深意。斯科特可能更强调民众与国家的对抗性，而我更愿意从生存策略来探讨这一点，可能不仅仅是对抗性关系，还有权益性的合作关系。
顺便提一下郑思尧老师所讲的问题。我认为并不一定是数字时代国家能力从服务转向统治，而是统治艺术的转变，这个角度来理解可能更有意思。在这个意义上，除了强调统治者的统治策略，主张被统治者的对抗与逃避艺术，我们还需要讨论被统治者如何临时性地与国家合作，因为国家能力始终需要通过政策来推动国家能力的提升。因此，真正的国家能力体现在通过政策来实现目标。政策背后需要财政支持，任何政策的实施都带有政策红利。政策不能完全依赖强制暴力，而是通过带有两面性的政策来实现目标：一方面具有强制性，另一方面具有引诱性，即所谓的“大棒”与“胡萝卜”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政策的动员、宣传还是渗透，执行者都会向被统治者说明政策带来的红利，如果不遵守政策会带来怎样的强制措施。这两面性在地方受众看来，可能会促使他们与政府合作，从而使国家能力更有效地执行。
我更愿意探讨的一个主题是国家政策的社会文化后果及其回应。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不会仅仅讨论国家能力的成功或失败，也不会仅仅讨论被支配者是如何反抗或服从的。相反，我们探讨的是，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时机、在什么政策背景下，政策是如何被执行、被接受以及被转化的。将这些问题放在一个动态的情境中探讨，可以使我们的研究更接近真实的世界。听了三位老师的讲述之后，我有一个总体的理解，并希望在这个方面有所推动。具体来说，李老师提到的一点特别重要，即历史遗产与国家建构的关系，我认为这是在讨论国家建构过程中需要处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例如，后殖民国家需要处理前宗主国留下的历史遗产，这是一个重要议题，但此外，在国家能力执行过程中，政策也会留下自身的遗产，后续政策需要处理这些自我遗留下来的问题。我认为这两者是不同的。这种动态的情境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理解国家能力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国家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历史社会学的思维方式与国家建构关联起来。目前的研究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可能讨论得不多，但这里涉及到时机与时序的问题。国家是如何执行政策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国家能力与社会文化互动的具体机制。
李老师在具体的实证部分，我认为有一个小问题可以进一步探讨。你最后提到的三线建设问题，我觉得有一个细节可能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铁路建设，一定是高度重视军事战略这个变量。例如，在哪里设点，其背后隐藏着军事基地的布局。考虑到当时的军事战略，如对台湾的军事准备，铁路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建立起来。这个变量在你的研究中可能被忽视了。将这一变量纳入考量，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情况，还可以推广到其他后发国家，尤其是通过革命手段上台的国家。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历史分析来看，国家在面临外部威胁时，如何调整内部的战略基础设施以对抗外部威胁，同时控制内部的社会族群冲突。这个方面可能无法完全通过现有数据来呈现。
关于国家信息能力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讨论点，但目前的分析还缺少了一些重要的元素。首先，我们需要考虑两个方面：监控能力和保护能力，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双刃剑的关系，当前的信息监控能力往往是以牺牲隐私为代价的。然而，如何在加强监控的同时保护民众的隐私，这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处理的问题。其次，财政能力和应变能力也不容忽视，任何信息设施的建设背后，都涉及到财政支持和资源分配的问题，其涉及到财政能力在整个地区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如何进行合理分配，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细化和分析。最后，无论是财政能力、应变能力，还是监控与保护能力，我们都必须明确国家在这些方面的目标是什么。国家是更倾向于监控，还是保护？这些能力是为了国家本身，还是为了社会和民众？在分析过程中，我们需要区分哪些能力可能成功，哪些可能失败，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发生这种情况，特别是在面对重大危机或突发事件时，往往可以看出某些能力的缺陷，这些缺陷在平时可能并不明显，但在危机来临时就暴露无遗。因此，我们应当对这些能力进行预测和方向性的把握，进行更为严肃地讨论，并将这些因素纳入更大的分析框架中。
当然，你提到的年份之间的变化，类似于断点回归分析，显示出明显的差异。但我认为还有两个方面需要考虑：一是信息化和技术化程度，那一年前后的信息化和技术化程度有很大的不同。这不是仅仅通过数据可以观察到的，而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信息化和技术化程度的变化对国家信息能力产生了显著影响。二是维稳要求和治理精细化程度，同时对维稳的要求和治理的精细化程度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你选择的时间点非常好，但在解释或数据反映上可能还不够清晰，如果能够将整体的维稳经费和治理精细化程度，如网络化治理等因素加入研究中，就能更好地反映这些变化。通过你的数据展示这些变化，并与国家宏观结构性变迁的时间节点相结合，将会使研究更具意义，更能体现整体的宏观关怀和关注点。
黄冬娅：关于现代国家的国家能力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是将其置于现代国家诞生的历史大背景中来讨论的。现代国家的诞生和国家能力的发展不仅是测量或定性的问题，更是整个政治经济结构的大转型，即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能力意味着国家建立起对公民和社会的直接统治，不再依赖传统的贵族或其他中间人、经济包税人等，而是直接进行统治。正如郭老师所说，我们通常会做一个长时段的历史分析，探讨现代国家的诞生。这是一个结构性的根本变化。因此，三位老师选择进行当代国家能力的研究是非常有勇气的，因为这样的研究具有很大的难度。我自己之前是研究1949年毛泽东时代的，后来因为研究当代问题的难度太大，便放弃了。三位老师还有能力继续这项工作，这是非常值得肯定。
首先，我谈谈对高老师研究的体会。第一，高老师关于国家能力的测量，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之前王裕华老师在他的书中讨论国家能力时，用了晚清的人均税负作为测量指标，认为人均税负的降低表明唐宋之后国家能力在下降。那究竟用什么来测量国家能力，这个肯定有很多争议和不同操作性的测量，因此，高老师在测量国家能力方面所做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二，是关于如何测量以及如何界定国家能力的概念。高老师提出了自己的文献评述，其中有几点我认为需要稍微澄清一下。首先，高老师提到国家能力的测量有两维度、三维度或四维度，例如基础权力和专制权力。但在这里，我们需要澄清的是，国家能力这一概念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它强调的是国家能力相对于国家政权性质的独立性。具体来说，即便一个国家是专制的，其国家能力也不一定弱，也不一定强。因此，国家能力的概念不会指向专制能力，也不会指向一个国家是威权主义、极权主义还是民主体制。国家能力是一个独立的概念。所以，曼讨论的基础权力和其他类型的权力，不应该与专制能力等同起来。因此，需要将专制能力从国家能力的测量维度中剔除。这是第一点需要澄清的内容，即将专制能力从国家能力的概念中分离出来。
其次，关于高老师在定义中提到的定性和定量问题。我认为定性部分还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首先，高老师一开始将国家能力定性为财税汲取等方面的能力，这与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做法类似。但实际上，我不建议在定性上采取这样的界定方式。因为在不同领域的体现，如财税、强制、监管等，并不是国家能力本身的定性界定。例如，信息也是一种能力，它属于某个特定领域的能力，而不是对国家能力本质的定性描述。更合理的界定方式可以参考米格代尔（Miguel）的定义：国家能力是一种国家的渗透能力，即国家能够穿透到社会中，实现社会控制，并同时实施代理人监督。这是我们对国家能力最基本的理解，即无论在哪个领域，都存在社会控制和代理人监督的问题。因此，国家能力的定性界定应该更偏向于国家渗透社会、实现控制和监督的能力，而不是具体领域的功能描述。在税收领域，无论是强制能力还是信息能力，我都建议不要用领域来界定国家能力，这是第一点。
再次，高老师很快进入了定量测量的部分，但实际上，在定性上也需要对国家能力强弱有一定的界定。我认为这部分内容可以补充进来。例如，在定性方面，政治学中有许多关于国家能力的讨论。高老师可能不是政治学背景，但在政治学中，我们会提到民国时期的征税内卷化、经纪人等问题。在经纪人、行政体系、政权体系与直接税务体系之间，国家能力肯定存在差异。即便没有定量数据，定性分析也能提供关于国家能力强弱的界定。比如，包税人制度与世袭制度这两种形式在定性上是不同的，它们的强弱也有区别。这些定性界定可以补充进来。
最后，在定量测量方面。高老师很快从宏观定量测量跳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定量测量。实际上，如果高老师查看不同的定量测量方法，会发现各个领域存在很大差异，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系统。例如，在强制力方面，可能会用犯罪率或破案率来测量；樊鹏在讨论国家强制力时也有自己的测量方法。在税收方面，王绍光老师可能会用中央财政在整个GDP中的比重或中央财政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来衡量国家能力。在信息能力方面，也有不同的测量方式。因此，在不同领域，测量国家能力的方法会有差异，很难给出一个统一的测量标准。
如果要给出一个综合的测量标准，实际上世界银行以及其他一些组织和大学提供了国家治理能力的测量指标。我记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一位助理教授，他写了一篇关于国家治理能力测量指标的论文，并且在我们中山大学新闻学院进行过讲座。他使用的是治理指数（governance index），而不是直接用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国际组织在测量治理能力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第三，在学术脉络上，经济学脉络和我们政治学脉络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即便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脉络中，我觉得有一点不太明确的地方。在政治学脉络中，马克思实际上并没有讨论国家能力，因为马克思认为国家只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统治阶级统治的工具。例如，应星老师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了两篇关于马克思国家理论的文章，试图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篇文章中寻找马克思对国家自主性的论述，但在政治学中，通常认为马克思忽视了国家自主性，并不讨论国家能力。因此，我不是特别清楚，如果从经济学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国家能力，会怎样进行阐述，因为马克思并不承认国家是自主的，国家只是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这一点我希望高老师能够进一步解释。
其次，关于李立老师的研究。第一，我认为李老师的研究非常有趣，最近有好几篇做关于铁路的实证研究，李老师这篇使用了实验的方法，非常吸引人。从研究问题、研究文献和研究方法，都非常新颖且清晰，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研究成果。
第二，我和李老师有一个小小的探讨：首先，关于你的因变量，我不确定是否理解正确，因为我不做定量研究，可能容易误解。你的因变量似乎是产业发展和人口。我觉得有一点奇怪，如果你的自变量是铁路建设，因变量是产业人口，那么你的自变量怎么会是国家能力呢？产业发展难道不是市场的结果吗？市场（Market）和国家（State）是两个不同的系统。虽然你可以认为产业化是国家能力推动的结果，但其中的逻辑链条非常长。我们通常会将整个政治系统分成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领域。铁路可能属于技术（Technology）范畴，而产业发展则属于经济（Economy）范畴。虽然铁路可以推动经济发展，但你不能直接说它推动了国家能力。人口可以被视为社会发展的一个维度，因此它并不完全是国家能力的维度，而更像是社会的一个方面。因此，我不太明白你在这里如何将这些变量联系起来。希望你能进一步解释这一点。
铁路产业的发展如何增强国家能力的逻辑链条似乎略显冗长。在铁路研究中，抗争政治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抗争政治的文献中常提到，铁路的发展会推动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方面，它与社会复杂化有关，铁路的发展会引发抗争的兴起。铁路将各地区连接在一起，促进了民族国家建设（nation building），甚至是国家政权建设（state building）。另一方面，铁路也可能导致抗争政治的出现，同时，铁路的发展也增强了国家镇压抗争的能力。然而，我不明白为何要将产业发展作为因变量。如果要研究铁路对于民族国家建构或者国家政权建设的影响完全可以探讨抗争、镇压，或者边缘地区的国家认同问题，如西藏和新疆的国家认同问题，我不清楚为何要将产业发展作为研究的核心问题。
第三，为何选择铁路作为研究对象？在理论上，铁路的发展究竟有何意义？如果无法清晰地论证这一点，研究可能会显得过于追逐潮流，而缺乏理论上的深度。在政治学的研究脉络中，关于国家能力的讨论已经非常丰富，不知在经济学脉络中如何解释这个问题。为何突然将铁路作为核心研究对象？铁路是非常具体的经验概念，而不是一个理论概念，往理论概念拓展可能应该是基础设施、技术或者城市化？将铁路这一经验现象直接等同于理论自变量，存在一定的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差距。
第四，从你的文献中，我注意到你引用了殖民遗产和技术发展的内容。如果选择从技术发展入手是可行的，但若从殖民遗产切入，则需要明确如何将其与铁路发展建立起合理的理论联系。比如，非洲的铁路发展与殖民历史密切相关，因此可以在后殖民国家建设中讨论这一点。然而，中国并不存在铁路作为殖民遗产的背景，这使得难以在理论层面与后殖民研究进行有效对话。因此，研究需要明确其理论层面的对话对象，并清晰解释所选变量与研究主题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有助于增强研究的理论深度，也能更清楚地表达其独特的学术贡献。
最后，关于郑思尧老师的论文。第一，思尧对信息能力的研究非常有意义。特别是在数字时代，我们特别想知道国家在这方面的能力如何。例如，人大的欧树军教授十年前出的一本书是国家认证能力，其实就是国家信息能力。他看到美国在这方面的能力很强。例如发放低保，美国可以精确地发放到每个人的手中，而在中国，很多时候发放低保时并不知道实际发给了谁，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认证能力。在美国，社保卡、驾照和身份证是合一的，具有很强的身份识别能力，能够获取社会的大量信息。在中国，中大最近有一位博士生在研究环保监控中的信息能力。因此，信息能力非常重要，而你的选题将数字和信息结合起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
第二，如果要谈国家能力理论上的脉络，我会有一些建议或者说困惑向你请教。首先，把你的研究整个framing过来，可以说你的研究就是一个冲击回应模型。我们之前批评查尔斯•蒂利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批评。大家为什么批评他？当然查尔斯蒂利有非常大的一个进展，相对于政治发展理论和政治系统分析而言，在国家能力上面是非常有大的进展。即便是这样子，对他很大的一个批评就在于说它是一个冲击回应模式和功能性需要的解释。比如，为什么统治者会推动国家能力的发展？是因为有战争的压力，有竞争的压力，所以有这个需求，我就去推动国家能力的发展。这种模式的一个问题在于，它可能忽略了其他复杂因素，简化了国家能力发展的动因。
在你的研究中，如果采用了类似的冲击—回应模型，那么需要考虑如何更好地解释国家能力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不仅仅是外部冲击导致的回应，这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国家能力理论的理解。否则这样的逻辑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批评，因为它暗示只要有需求就能推动经济发展、产业发展或增强国家合法性。显然，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即便在这样的研究中，也包含了对偶然性的解释。我们需要认识到，除了功能性需求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着国家能力的发展，如历史路径依赖、制度惯性、利益集团的博弈、意识形态的变化等。因此，研究不仅要解释外部冲击如何影响国家能力，还需要探讨内在机制如何作用于这些冲击，以及在不同情境下国家能力发展的多样性。这样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国家能力的发展过程。
查尔斯•蒂利的研究相对于政治发展理论而言的一大进步在于他排除了必然性。政治发展理论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国家能力自然会发展，国家制度化会推进，最终走向民主化。但查尔斯•蒂利指出，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后却出现了崩溃，政权甚至消失了。他试图将这些现象纳入理论框架中，但即便如此，他的研究仍然采用了非常强的功能性需要范式，这一范式当然会受到挑战。有人口流动，国家就会强化它的信息能力，这个解释我觉得是非常简单的。当然你说能够做到，其实是需要更为复杂的解释的。有这个需求国家就能相应地做到，而且通过简单的采购就能实现，这个故事说起来就相对比较简单。
其次，其实在我个人看来，故事可以讲得更复杂一些。正如刚才俊延提到的政企关系。事实上你去看国家能力，在90年代末，国家的信息能力正在扩充，例如国家税务、工商和公安部门都在建立自己的信息系统。比如，广东有金税工程，工商有金盾工程。国家工商总局和国家税务总局自己建立信息中心、招聘人员，把税务系统和工商登记系统整合到各自的信息系统中。你会发现，互联网经济兴起之后，国家反而放弃了，将这些信息系统外包，国家没有这个信息能力去做这些事情了。这些复杂的故事其实可以更详细地讲述。如果你仅仅做一个冲击—回应模型，我认为在理论上是无法特别深化我们对中国国家信息控制能力的更大的认知的。
再次，在变量方面，你使用了一个模糊的社会复杂化概念，然后又引入了两个：人口流动性和政府采购，但这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我没有完全听明白。我感觉好像是社会户籍制度的变化导致流动人口增加，从而提升了社会复杂化水平；然后政府通过政府采购强化了国家的信息能力。我理解大致是这样的逻辑。这里面存在一个变量解释的问题，你将你的变量解释为社会复杂化。但其实你可以不把你的变量称作是社会复杂化。社会复杂化这个概念不是你发现的。比如我们晚清的时候我们讲国家能力下降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社会复杂化了。那么，晚清时期的社会复杂化具体指的是什么呢？首先就是人口激增。人口激增导致随资本主义萌芽，就导致了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土地兼并的加剧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即国家难以有效控制税源。当土地被大量兼并后，原本应缴纳税款的土地所有者发生了变化，国家无法及时调整税收对象。传统上，国家通过土地测量确定应收税款的对象，但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国家难以准确确定新的土地所有者，从而无法有效收税。因此，资本主义萌芽和人口激增导致的社会复杂化，导致晚清时期国家能力的下降，导致晚清的基层恶政。代理经纪人、非政治官僚和盈利性经济人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可以说，社会复杂化是晚清国家能力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你讲社会复杂化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但正如我之前所说，这个概念非常模糊。除非你讲流动人口，这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变量。或者你讲国家社会控制能力的变化，从户籍控制到新的控制方式的变化。否则，使用“社会复杂化”这个概念会让你的研究很难讲清楚。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你使用“社会复杂化”，相当于你把社会复杂化当作非常重要的一个自变量，别人就会问你为什么不使用社会结构变量。例如，当你分析信息控制时，为什么不分析社会结构呢？正如我之前所说，国家能力至少打破了贵族的统治，转变为直接统治。那么，你现在是从打破单位制统治转变为国家直接统治，别人会问你为什么不使用社会结构的变化？为什么不使用社会组织化的变化？这些都是新的变化的变量。你为什么不使用社会多元化的变量？为什么选择“社会复杂化”？比如米尔达尔等人也提到社会强人，社会强人兴起了或其他一些社会势力兴起了（如黑社会势力或其他企业的兴起）。“社会复杂化”这个概念非常模糊，很难与其他变量形成对话。
并且，晚清社会复杂化是导致国家能力下降，为什么你的解释框架中社会复杂化了就自然推动国家信息能力强化？冲击-回应模型会什么有不同的后果？
总的来说，我认为三位老师的研究非常有勇气，也是非常需要研究者投入去做的。我个人认为，三位老师对于前沿研究有非常大的跟进，并且在方法上已经达到了我们这一代人难以掌握的程度，发掘了一些新的研究议题。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最后，我还是想要说：当初我们中国学者做国家能力研究时，其实有非常强的应然层面的判断。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做国家能力的研究？因为我们想说明国家政权性质并不是影响国家能力的唯一要素。以前大家都会说，因为一个国家不民主，所以国家能力会下降。因此，在中国做国家能力研究最重要的最开始的（目的）就是想要说，国家政权性质不影响国家能力，有其他因素在影响。这是第一个要点。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研究者基本上已经忘记了这个变量。我们已经完全不去考虑party state这个变量了，已经不需要去和party state去对话了，这是一个遗憾。因为中国政治学最大的一个自变量就是Party state的解释。如果我们把这些完全抛开，而去讨论政府采购、铁路这样相对较小的自变量，那么在理论上我们也没有无法与西方关于现代国家转型中直接阶级关系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战争变化的研究进行对话。我们需要思考，我们选择这么小的自变量在理论上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因此，在选题时，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地考虑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