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系”首领，中华民国副总统李宗仁是如何评论蒋介石（下）

七、你居然能指挥杂牌部队？

南京沦陷

南京沦陷，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顿成日军兵锋所指。当时第五战区所辖部队，除第三十一军属于桂系外，其余第五十一、五十七、八十九军，以及韩复渠第三集团军、庞炳勋第三军团，均为原东北军、西北军、直鲁军改编的“杂牌部队”，装备陈旧、缺乏训练，加之蒋介石利用种种时机打压、消灭“杂牌部队”，“杂牌部队”亦不肯为蒋卖命，故而军纪涣散、士气极低。但李宗仁以身作则，对“杂牌部队”推心置腹，关心呵护，兼晓以民族大义，颇能收官兵之心。尤其是对庞炳勋与张自忠之间的宿仇，李宗仁居间调处，化干戈为玉帛，终于使两军携手奋战，取得临沂大捷。又韩复渠因作战不力被枪决，使汤恩伯的气焰亦有所收敛，在台儿庄之战的最后时刻能听从李宗仁调度，夹击歼灭敌矶谷师团。

蒋介石自主政以来的夙愿，就是要造就一个完全绝对听命于他一个人的“清一色”的党政军系统，所以对于不能绝对服从他的非嫡系部队，一概视为杂牌部队。一切内战外战，均是蒋介石消灭杂牌部队的时机。剿共、抗日，均以消耗杂牌军战力为目标，蒋氏嫡系“中央军”的任务，不过是监视杂牌军而已。据说，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检查全国军队编制，看到非黄埔系的杂牌部队还有一百多个师，对何应钦大发脾气：“打了八年，怎么还有这么多番号？”似乎在蒋介石看来，抗战主要不是打日本人，而是打杂牌军。国民党军防友军甚于防敌，其战斗力之差，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李宗仁看准此点，反其道而行之，往往能收意外之效。李宗仁说：

我早已看出症结的所在，认为各部队指挥官中，不乏血性汉子，都有与敌寇一拼的决心。如用之得当，都是生龙活虎的劲旅，所以自始至终，我对杂牌部队都推心置腹。我同情他们的困难，也了解他们的战斗力量。作战时，量才器使，断不责其所不能。平时待遇和补充，各部队完全平等。同是保国卫民的将士，在本战区内断无轩轾之分。因此这些久经患难和歧视的部队，一旦入我指挥系统之下，都感到无限的温暖与安全。

人非草木，坏人究属少数，投之以桃李，报之以琼玖，所以我指挥下的杂牌部队，人人皆有效死之心。然后我再视其作战能力的强弱而善用之。故而这数十万残破不堪，训练、装备、纪律均无足言的杂牌部队，在我指挥之下，均能如臂使指，各尽所长，与最优势的敌人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纠缠数年，且迭获胜利，自信殊非偶然。

忆徐州战后，委员长检讨战绩，曾惊讶地向我说：“你还能指挥杂牌部队？”这一点在蒋先生看来，实在是不可思议之奇迹，他本人是断然做不到的。

八、蒋委员长从未直接指挥过我的部队

抗战之后，李宗仁分析中日双方的战略，认为双方均有重大失误。其中中方的失误皆主要由蒋介石的个人意见引起。

李宗仁与白崇禧

在抗战伊始，蒋就没有落实消耗战的战略，而将主力部队集中于上海、南京与敌优势兵力徒作无益的硬拼。李宗仁分析其原因道：

第一是由于他不知兵法，而好意气用事。因蒋的本性是绝对亲日的，但目睹失地千里，日本仍不满足，使他面子上无以自处，实在气愤不过，所以不顾一切，和他一拼再说。

第二可能是他的策略。蒋先生本不愿全面抗战，他认为能把上海牢守几个月，西方列强可能出来斡旋，战事亦可乘此收场。这一想法显然是错误的。

抗战末期，蒋介石调集五十个师到滇、缅边境，声言打通滇缅公路，夺取仰光出海口，以便接运美国物资。李宗仁当时提出异议，认为劳师出国，自困深山，无异舍近求远，不如集重兵于南宁、贵县一带（广西当时已无敌军）向广州湾进攻，开辟一个出海口，与太平洋上的盟军相呼应。但李宗仁的主张未被采纳。事后局势的发展，才使李宗仁惊觉蒋的用意在于对付云南地方军阀：

殊不知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中央即密令杜聿明围攻昆明五华山，龙云被迫应战。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蒋先生之所谓打通滇缅公路，其用意实在此不在彼。

按照李宗仁的观点，中方除战略失误外，在指挥系统上也存在诸多毛病。其中让李宗仁微词最多的，是蒋介石的越级瞎指挥：

蒋先生既不善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但是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抗战时，他常常直接指挥最前线的师长，抗战后对共军作战，他竟然连团长也指挥起来。他指挥的方法是直接挂电话，或直接打电报，故战区司令长官甚至集团军总司令和军长都不知其事。有时一军一师忽然离开防地，而前线指挥官还不知道。

但是蒋先生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往往军队调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主意，益发使前线紊乱。蒋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实在是因为他未作过中下级军官，无战场上的实际经验，只是坐在高级指挥部里，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指挥系统就乱了。

时间一长，全军上下都知道了蒋介石的毛病，听他的命令，是要打败仗的，但是不听更不得了。大家索性自己不拿主意，由委员长直接指挥，打了败仗委员长自己负责，大家落得没有责任。将领变成这样，要打胜仗何其困难，但蒋介石就是喜欢这样的人。

最典型的是刘峙。刘峙在抗战期间屡战屡败，曾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但是不久，刘峙又出任战区副司令长官。据说，宋美龄亦曾向蒋介石进言：“外边闲话很多，刘峙恐怕不能再指挥作战了吧？”但蒋介石回答说：“刘峙打仗是不行，但是哪个人有刘峙那样绝对服从？”可见，蒋介石选用将领的标准，不是“能不能打”，而是“听不听话”。

薛岳

反面的典型是薛岳。长沙会战，薛岳本来打得不错，但蒋介石的几个电话完全打乱薛岳的部署。长沙失陷后，统帅部命薛撤往湘西，但薛拒绝受命，而是跑到江西去了。有人问薛为何要冒险抗命来江西，薛答：“跑远一点，他的电话就打不通了！”一时传为笑谈。后来薛岳在台湾处境与白崇禧一样艰难，就是因为他太不“听话”了。

不过让李宗仁庆幸的是，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没有插手指挥过他的部队。李宗仁回忆说：

终我六年之任，委员长从未指挥过我五战区的部队。我原知道蒋先生有这项脾气，所以当1937年10月蒋先生任我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时，我便笑着向他说：“委员长，我很感激你这样看重我，使我负这样重要的职务。不过古代战略家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希望你不要打电话直接指挥五战区的部队啊！”

蒋先生也笑笑说：“五战区我不打电话，对你我放心得过，放心得过。”他果然能守此诺言，始终未打过电话。我在徐州时，蒋先生曾为别的事和我通过两次电话。他那口宁波腔，当面谈话还可勉强懂得，在长途电话里，我就有一大半不懂了。我听得很吃力，蒋先生也觉得很苦，以后他连这类电话也少打了。

老实说，我在五战区能打几次小胜仗，未受委员长直接指挥亦不无关系。

九、蒋介石盛怒之下，一脚把收音机踢翻

抗战胜利后，民主和平的思潮席卷全国，国民党乃不得不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准备“行宪”。“行宪”第一步，就是选举正副总统，以便国民党还政于“民”。

此时李宗仁正在北平担任行辕主任，这是一个“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闲职，只能在国民党各系统的相互倾轧之间充当和事佬而已。李宗仁遂决定参加竞选副总统，以谋求离开北平这个是非之地，打开新局面。

蒋介石不愿看到李宗仁当副总统，劝李宗仁不要参选。蒋介石召见李宗仁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李宗仁一听，心中大为不快，就顶了一句：“这倒很难说！”两人争辩起来，蒋介石勃然大怒：“你一定选不到！一定选不到！”李宗仁也站起来说：“委员长，我一定选得到！”两人不欢而散。

孙科

蒋介石见李宗仁不肯退让，于是推出孙科作为李宗仁的对手。这一招是很厉害的，孙科是孙中山之子，在国民党内有很大的潜在势力，再者，孙科是广东人，可以分散李宗仁在两广的票源。但是即便如此，孙科的选票在第一次投票时仍落后于李宗仁。只是因李宗仁的票数未能过半，大会决定嗣后再次投票。

孙科的幕后人员一看情形不对，乃使出各种地下手段，党部、同学会、政府机关、宪兵、警察、中统、军统等一齐出动，威胁、利诱、劝告国大代表，甚至半夜三更到代表住处敲门，声明从者有官有钱，违者自毁前途云云。南京城内一时怨声四起。

李宗仁见招拆招，使出“以退为进”的战术，发表声明说幕后压力太大，选举不民主，其自愿退出选举。消息一出，果然举国舆论大哗，人们纷纷指责孙科即使当选也无面目见人，国民党的民主戏濒临破产。孙科亦承受巨大压力，为表清白，其亦退出选举。国民大会只能宣告休会，延期再选。

蒋介石不得已，只好找到白崇禧：“你去劝劝德邻，我一定支持他。”

恢复投票后，李宗仁以压倒优势胜出，当选副总统。

蒋介石一直通过收音机关注选举消息，当广播员报告李宗仁的票数已超过半数，依法当选时，蒋介石勃然大怒，难以自制。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描绘了他听蒋介石侍从卫士透露的蒋介石当时狼狈失态的情形：

蒋先生盛怒之下，竟一脚把收音机踢翻，气喘如牛，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上车之后，侍卫忙问：“委员长，开到哪里？”蒋仍一言不发，司机因蒋先生烦闷时总喜欢到陵园去，乃向中山陵开去。刚刚驶进陵园道上，蒋先生忽高叫：“掉转头！掉转头！”司机乃开会官邸。蒋先生才下车，立刻又上车，再度吩咐开车出去。随从见蒋先生如发疯一般，恐怕他自杀，乃加派车辆随行。蒋先生的座车刚进入陵园，他又吩咐掉转头。转回之后，又令司机开向汤山去。真惶惶如丧家之犬，不知何去何从。

蒋介石在抗战后声望、权势一度达到顶点，然而竟有人能违背他的意图而他却无可奈何，也难怪他要暴怒失常了。蒋介石拿李宗仁没有办法，就决定戏弄李宗仁一下，出出气。在就职典礼前，李宗仁接到通知穿军常服，结果在典礼上蒋介石和一班文武都是长袍马褂，只有李宗仁和少数人穿军服。李宗仁一身披挂，站在蒋介石后面，像个大副官，极其滑稽。

事后李宗仁回想起来，其实副总统也是个闲职，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孙科甚至开始都不愿意竞选副总统，后来蒋介石承诺孙科可兼任立法院长，孙科才勉强上阵。那么，蒋介石为什么对李宗仁当选耿耿于怀呢？李宗仁认为：

我如当选于蒋先生究竟有何不便，蒋先生可能也说不出。但他就是这样偏狭的人，断不能看一位他不喜欢的人担任副总统。

十、蒋先生宁饶敌人、不饶朋友

辽沈战役中，解放军在东北占有一定优势，林彪遂以主力和国民党军在四平街决战，但国民党军毕竟装备占优，火力较强，林彪只得退兵。当时白崇禧亦在东北参与指挥，主张乘胜追击，生擒林彪，摧毁解放军主力。而东北战事的最高负责人杜聿明则未敢专断，乃发电报请示蒋介石，蒋介石回电“暂缓追击”，使得解放军能够从容北撤，保存了战力。前线国民党将领得此电报，无不颓然顿足，浩叹不已，却不理解为何蒋介石不许追击。

李宗仁闻报暗笑：

我知道蒋先生不是不想歼灭解放军，而是讨厌这主意出自白崇禧，纵可打一全胜的仗，他也宁可不要。

蒋先生就有这样妒贤忌能、宁饶敌人、不饶朋友的怪性格。此事说出去，一般人是不会相信的，但是追随蒋先生有年的人一定会拍案叫绝，认为这是一针见血之谈。

到了1948年9月，林彪再以大军围锦州，蒋介石亲自到沈阳指挥会战。林彪攻克锦州后又迅速撤出，作出攻沈阳的姿态。蒋介石乃令卫立煌将主力从锦州一带撤回沈阳。卫立煌判断解放军主力仍在锦州附近，沈阳方面是佯攻，不同意转移主力到沈阳。

卫立煌

蒋先生见卫立煌与己意相左，竟直接电令各军各师，限于接到命令后立刻星夜回援沈阳。各军长、师长得令，遂自锦州一带纷纷东撤。此时已有若干铁路、桥梁为解放军所破坏，大军拥挤于铁路线上，争先恐后，混乱不堪。解放军主力遂自西侧山地突出，一举将国军截成数段，首尾不能呼应，为解放军分段截击，大军七万余人瞬息之间即为解放军所消灭。

淮海战役，蒋介石在如此危急时刻仍不忘记打压杂牌军，他授意邱清泉按兵不动，放任黄伯韬兵团被围歼。当时参谋总长顾祝同亲自飞到徐州责令邱清泉出兵，邱清泉竟然说：“什么总长不总长，我就是不出兵！”

李宗仁分析邱清泉为何如此胆大妄为：

因为黄伯韬兵团原是杂牌军，早在蒋先生蓄意消灭之列，为使邱清泉保存实力而牺牲黄伯韬，也并不是费解的事情。

然而，牺牲黄伯韬，邱清泉就能够保存实力了吗？事实证明了蒋介石的小聪明其实是愚昧之极。黄伯韬兵团覆灭后，解放军陈毅等部百万之众乃将徐州包围，围而不战，使国民党军的装备优势不能发挥。白崇禧派往增援的黄维兵团亦于安徽境内被歼。徐州完全孤立，蒋介石又亲自指挥撤退：

蒋先生亲自指挥撤兵又重演锦州的故事。大军数十万不按照战术原则作有条理的撤退。因此一声令下，便人马沓杂，夺路而逃。风雪满天，道路泥泞，各地大军挤成一团，进退两难。全军于12月2日放弃徐州之后，勉强行抵徐州以南永城一带，又被解放军重重围困。解放军并发动民夫数十万，于一夜之间掘壕沟数道，使国军机械部队毫无移动余地。国军便在风雪之中露宿兼旬，终于饥寒交迫中全军覆没，邱清泉死于乱军之中，杜聿明则被生擒。

十一、蒋先生故意促成我早日垮台，越快越好

淮海之败后，蒋介石见局面难以收拾，遂退居幕后，宣布下野，请李宗仁任代总统出面主持大局。其实蒋介石的意图，是想借李宗仁出面与中共和谈，拖延时间，以便其将部队和物资转移到台湾，先放弃大陆，经营新的小朝廷，等到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后再反攻大陆。所以蒋介石下野后退而不隐，仍以电话、电台遥控各路军政人马。据说李宗仁有一次在总统府宴请参谋总长顾祝同，顾在一顿饭的时间里三次接到蒋介石的电话，可见蒋的控制之严。

蒋介石授意行政院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将中央银行储备之金银美钞悉数运往台湾，以致李宗仁到任时手头竟是一文不名。蒋介石又下密令让海空军逐渐南移，经营以台湾为中心的防御格局。

此时李宗仁正在策划防守长江，其拟在南京、镇江、芜湖一线布防，重点在南京上下游。但沿江四十万大军的指挥权实际在汤恩伯手里，汤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守上海不守长江。结果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临阵起义，反以要塞大炮轰击江面国民党军舰，舰队或沉或逃，解放军遂以木船蔽江而过。芜湖一带的刘汝明部亦退往皖、赣，长江中下游全在解放军之手，南京已处于钳形攻势之下了。

李宗仁回忆至此，总结道：

众人皆清楚，蒋先生如不暗中掣肘，局势不会一糟至此。由多方事实参证，我知道蒋先生是故意促成我早日垮台，越快越好。他唯恐我能守住长江，与中共周旋。时日延长，美国政府可能改变对华态度而大量助我。如此，则我李某人坐拥半壁江山，中共固无法南下，而蒋先生的独裁政权亦将永成历史名词了。

蒋介石在放弃长江的同时，又将安徽的兵力撤走，只留一支保安部队，使安徽几成真空状态。解放军渡江后，如入无人之境，沿鄱阳湖东岸长驱直入，至于闽北。湖南的程潜亦应时起义，顿时白崇禧指挥的武汉华中防地成为危险的四战之地，白崇禧纵有诸葛之智，亦唯有放弃武汉了。

李宗仁认为：

解放军之所以能席卷江南，奄有全国，并非他们有天大的本领，能使我军一败涂地，实因蒋先生自毁长城之所致。蒋先生原是一位低能的战略家，由他亲自指挥而吃败仗，本不算稀奇。不过此次江南之败，似非由于他指挥低能之所致，细研全局，我深觉他是故意如此部署，以促使我早日垮台。

白崇禧在放弃华中之后，仍掌控有二、三十万军队，其坚信两广及大西南可守。然而，在解放军由赣南入粤时，蒋介石不但不应战，反而命令胡琏及刘安琪兵团远遁福建和海南岛，蒋介石本人亦准备飞赴台北。解放军入桂之前，蒋介石又将黄杰、鲁道源等兵团调入贵州增援他的嫡系部队宋希濂部，以致桂系最精锐的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在从广东西撤时伤亡过巨，无力顾守雷州半岛，而宋希濂、胡宗南等部纷纷溃败，云南的卢汉又宣布起义，整个广西遂为解放军所包围。白崇禧本拟用军舰运载一部分桂系部队赴台，但桂系各部在撤往钦州湾的途中，为解放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白崇禧空船而归，仓皇退至台北，从此便成为蒋介石的俎上鱼肉，一蹶不振了。

十二、蒋介石竟含笑向我道歉

在从广州撤走前夕，李宗仁深感局势已无可挽回，乃决定在最后的时刻，认真教训一下蒋介石，一泄胸中积愤。

1949年9月中旬的一天，李宗仁打电话约蒋介石单独谈话，二人坐定，李宗仁便说：“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这样一说，蒋介石也无从反驳，只能默默静听李宗仁说话。李宗仁一一列举了蒋介石的过失与罪恶：贪赃枉法，滥发金圆券，制造通货膨胀，掠夺人民财产，纵容特务，滥捕滥杀爱国人士，又在幕后掣制政府，造成大陆失守，更指出蒋所宠幸的汤恩伯等人的种种恶行。

据李宗仁描述当时的情景：

蒋先生默坐听我历数其过失时，面色极为紧张尴尬。当我有所责问时，他只是唔唔诺诺，讷讷不能出口。可是当我说完汤恩伯的事后，蒋氏面色反显和缓。原先我预料，以蒋氏的个性与历史，在我严厉教训之下，必定要反唇相讥，和我大闹一番。初不料他听完我的责备之后，面色转现轻松。

最后蒋氏竟含笑向我道歉说：“德邻弟，关于撤换福建省主席一事，是我的错误，请你原谅。”

蒋介石低头认错，李宗仁亦不便多说，遂起身告辞，登车而别。

此后，蒋介石到台北“复职”再任总统。而李宗仁则流亡美国。十六年后，李宗仁感于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毅然冒险回归祖国。蒋介石对此极度恼怒，指示国民党在海外的特务解决李宗仁，甚至策划在李宗仁由巴基斯坦转机飞北京时，出动战斗机将李宗仁座机击毁。但李宗仁回到北京后，仍表示不会发表反蒋声明，在其回忆录中，对蒋介石虽有微词，但始终未有恶语相加。李宗仁这个忠厚长者，对蒋介石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