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七十岁了。每天按时上班，下午四点，去一家酒吧里刷盘子。晚上九点下班，回家打开那些哲学书。这是在加拿大北部的一个海湾小镇。转眼间，他在这里住了十五年了，跟老伴，住在女儿的家里。女婿是个水利工程师，温和平静，微笑多地说话。他们共同的爱好，就是喝茶。一起喝茶的时候，他们都不说什么。他想着自己的事，而女婿呢，则好像从来都是什么也不想的样子，只是喝茶而已。
镇上没有多少华人，他也从不跟他们来往。他喜欢说普通话，而不是湛江方言。每年秋天，或者冬天，都会有个中年人来看他。是他的一个远亲，叫他叔。只有他来的时候，叔才会喜欢说话。谈哲学问题。他是个好听众，不论叔讲多久，都会耐心地听完。在他听来，叔的哲学就像一堆石头放在流水里，别人的说法和观念就是石头，而叔自己对生活的体悟则是流水，它们会激出很多耐人寻味的水花。
他们最早是在香港认识的。二十五年前的事了。那时叔是广州的官员，管着什么局，经常到香港出差。经亲戚介绍，他们就认了亲。那时他很年轻，叔也不老。后来叔在香港有了房子，从一处到几处，位置也越来越好。有时候叔会找上他一起去看看，其中一处可以看到海，维多利亚湾。费了很多周折，叔为自己和家人办到了香港居住证。随后就举家迁了过来。亲戚们欢迎叔的宴会上，他知道叔是躲过了一难。叔的很多部下都被抓了起来，因为腐败。
在铜锣湾那个最豪华的夜总会的顶层，叔弄了个自己的公司，有个很奢华的办公室。当时他作了艺术家，去看叔的时候，叔拉着他的衣服说，这哪里是衣服呢，去买几套好西装吧。说着就把一叠钱塞给他。叔好像什么生意都做，到处都有朋友，赚了好多钱，也花了好多钱。叔的老婆是个沉默的女人，感觉叔这样下去，会出问题。劝叔收一收吧，他不肯。她就提了唯一的一个要求，把最好的那幢房子，划归女儿名下，给自己留条退路。叔就答应了。
一年后，受大环境的影响，叔的生意就全线崩溃了。他们卖了那幢房子，去了澳州。在那里住了五年，因为情绪的缘故，叔就得了一场病，怎么都适应不了当地的气候。没办法，他们就去了加拿大，投奔到女儿那里。又过了两年，叔的病才慢慢好起来。按叔的解释，好起来的原因，不是吃药，也不是气候，而是因为哲学。他读了很多东西方的哲学书，每天除了早晚散步，三顿饭和睡觉，其余的时间都用来读书了。还写了很多笔记。叔给他看过其中的几本，但他都没大看懂。叔说自己看懂了生死的问题，所以才活得轻松起来。
比如生不如死，叔说，这不是在说一种痛苦的程度，而是在提醒你，要放下生死的念头，放下比照，无生念无死念，才是自然的活着。叔去洗盘子，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做事，做最简单的事。因为洗盘子是个简单重复的过程，不需要用脑，所以这期间就可以想哲学上的问题了。叔觉得那些盘子就像念珠一样，一个一个地洗过去，转过去，跟数念珠有异曲同工之妙，让他体会到很玄妙的内心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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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的女儿，有两个女儿，都在读博士，研究的方向分别是东西方酒的历史和风水学。两个姑娘都很漂亮，取了父母的优点。她们的母亲本身就是个美女。当年在广州读小学的时候，她就拿了全国青少年拉丁舞蹈冠军，高中的时候，还拿过广东流行歌曲校园比赛的亚军。她说这都是爸爸逼的。差一就把她逼成了疯子。
举家迁香港没多久，爸爸就把她送到了加拿大读书。大学刚毕业，她就得了忧郁症。几次想自杀，都没有成功。爸爸雇专人每天监护她的起居。她呆在房间里，最难过的时候就给爸爸写信，用最恶毒的话去嘲讽他，诅咒他，表达对他的痛恨，说他毁了她的生活，全部的生活。爸爸的回信每次都是官样的文字，教育她要努力做一个健康的人，一个积极向上的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每次看完他的信，她都会大笑半天，然后把信撕得粉碎。后来她不撕了，直接把信贴在了墙上，从卧室贴到客厅，到厨房，洗手间，走廊，能贴的地方都贴上了。每次贴完，她都要拍了照片寄给他看。而爸爸呢，每次都会回信给她，拍得不错。她真想杀了他。
后来她觉得杀了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什么都改变不了。就这样，没过多久，医生就告诉她爸爸，你女儿已经恢复了正常，不需要再监护了。完全是个健康的正常人，不会再有任何问题。于是爸爸就飞到加拿大，跟女儿呆了一个星期，每天仔细观察她的言行举止，在充分证明医生所言不虚之后，才放心地返回了国内。那时有很多人在追求她，各种各样的人，可她都看不上眼。没有人知道她究竟会喜欢什么样的人。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在仓库里翻出一本《圣经》，很厚的精装本。那天阴雨绵绵，空气冷清。她就坐在回廊的一角，慢慢地看那部沉甸甸的书。天黑了，她就回到房间里，关上门继续看下去。一直看到天亮，困了就睡，醒了接着看。就这样，连续看了三天，终于看完了。清晨的时候，她冲了沐浴，然后自己弄了份早餐吃。又泡了壶茶，安静地呆了一会儿。
她骑着自行车，沿着海滨大道一路骑了下去。她回绕着这座小城，骑行了好多圈。直到黄昏降临，她才回到家里，倒头就睡。午夜里，她忽然醒来了。她对自己说，明天一早，出门之后，碰见的第一个男人，就是她要嫁的人。无论如何，她都会嫁给他的。次日是个阴雨天。偶尔有阵雨。她穿过寂静的湿漉漉的马路，迎面走来一个穿着灰色风雨衣的男人，低着头，慢慢地走了过来。她叫住了他，向他问路。于是这个羞涩的从荷兰移民到这里的比她大十岁的男人，这个善良温柔得像个大男孩的男人，在两个月后成了她的丈夫，从此过上了幸福而宁静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