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间的竞争，短期着眼于力量的对比，长期着眼于力量对比的变化，即谁能更快地实现力量的相对提升。一般而言，国家力量包括硬力量与软力量两个方面。硬力量即国家的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软力量是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硬力量是国家力量的主体部分，对于国际体系中主要国家而言，硬力量的衰落就意味着它将被挤出主要国家的行列，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围绕各自硬力量而展开的。国家的软力量对硬力量起着辅助作用，有助于提高国家运用硬力量的效能。国家的硬力量是软力量的依托，或者说，软力量是硬力量的某种延伸。一个国家无论曾经拥有多大软力量，一旦失去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昔日的软力量也就烟消云散了。
享廷顿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的正文首页写道：“国家之间的政治上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水平。有些国家政治上体现了一致性、共同性、合法性、组织、效率和稳定，……美国、英国和苏联的政府形式尽管不同，……这三个国家都拥有强大、灵活和配合密切的政治体制：高效率的官僚机构、组织完善的政党、民众对公共事务的普遍参与、文官控制军人的行之有效的制度、政府在经济领域内的广泛干预，以及在处理继承更替和控制政治冲突方面颇具成效的程序。这三个政府都拥有各自公民的效忠，从而能够征税、征兵，并能进行革新和实施政策。政治局、内阁或总统一旦作出一项决定，当即通过政府机构付诸实施的可能性很大。”苏联解体后，享廷顿1997年在美国《民主杂志》撰文说：“25年以前，威权政府（共产党的政治局、军人政变集权，个人独裁政权）似乎蔚然成风，今天，千百万以前曾在独裁统治下受苦受难的人生活在自由之中。”不难看出，亨廷顿对于苏联软力量的前后看法是相反的，假如苏联没有解体，仍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亨廷顿是否会一改20世纪60年代末对苏联的积极评价而称苏联人处于共产党专制独裁下受苦受难呢？
本文在此无意否认软力量的价值，但对于国家在应对他国竞争中提升自身力量的能力的讨论中，只是重点讨论国家提升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的能力。实际上，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政策没有相对于他国的优越性，它是不可能在国际竞争中持久地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的，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固然没有多少软力量可言，但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穷兵黩武的国家能持久地强大。换言之，一个国家持久地拥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就以事实证明了其文化、政治观念、政策的优长，而一个国家在军事和经济力量还未足够强大前，试图刻意拔高软力量，只会是一厢情愿。
前面关于国家维护主权与领土不受侵害的能力阐释，已论述到军事力量问题，即国家须将人力、财富、技术资源有效地转化为足以制止或吓阻他国武力攻击的军事力量，才能依靠自身维护主权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但并未讨论国家应当怎样行动才能拥有这样的资源。军事力量是武器与人的有机结合，武器装备是以可用于武器制造的财富和技术为基础的，人需要财富来供养。可以认为，决定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基本因素是“一国的可支配财富和它的技术发展水平”。也就是说，军事力量最终取决于经济力量，国家力量的相对提升，归根到底是经济力量的相对提升。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曾对1500年以来的大国兴衰总结道：“国际体系中各帝国和国家的兴衰，同主要大国战争的结局是一致的。在这些战争中，胜利通常属于拥有最雄厚的物质资源的一方。”
一国经济力量的变化，总的来讲，是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规模变化而变化的。换言之，一国经济力量的大小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规模共同决定的。
在前工业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普遍低下且发展极为缓慢，一个国家可拥有的经济力量基本上是由社会规模（领土面积与相应的人口数量）决定的，开疆拓土便成为国家提升经济力量的主要途径，对扩大了规模的社会能否实施有效的统治与管理从根本上决定着国家开疆拓土的成果能否得以维持和巩固。一个统辖较大规模社会的国家通常可以供养一支较大规模的军队，尽管军事力量的强弱并不简单地取决于军队的多少，将帅的谋略与勇气、部队的纪律、训练、作战经验、凝聚力、士气等都极大地关系着军队的战斗能力，但总的来讲，成功统辖较大规模社会的国家更可能在相互征战中存活。
地理大发现后，在1500年至1750年这段被称为重商主义的历史时期，“人们普遍认为世界财富的总量是既定的，而诸如海关法与航海法所体现的商业政策的目标就是为各自的国家尽量夺取财富……贸易——首先是对外贸易——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来说，在当时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时期的重商主义者眼中，财富是有特定含义的，“货币即财富”“人们默认的抑或直言不讳的前提是，一切其它货物都可以用贵金属购得。”但随着技术变革步伐的加快，亚当·斯密强调：“货币只是货物借以流通的轮毂，……构成社会收入的只是货物，……计算社会总收入或纯收入时，必须从每年流通的全部货币与全部货物中，减去货币的全部价值，一个铜板也不能算在里面。”“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于是，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也就是说，劳动创造财富，提高国民的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产出，才能真正提升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西班牙以强于美州土著人的武力强行从当地掘取巨额黄金、白银所买来的富强只能是昙花一现，同样不难理解17世纪的荷兰依靠出没于世界各地的商船，从事海上转口贸易而崛起为商业帝国亦只能是历史的匆匆过客。尽管荷兰的金钱不同于西班牙的金钱，西班牙的金钱主要是直接用武力抢来的，荷兰的金钱主要是借助武力保护经商赚来的，但荷兰的金钱和西班牙的金钱都不是以本国人民的生产为基础的。如果各国的社会生产力都停滞不前，也许荷兰的商业帝国尚可维持，一旦某国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荷兰这个商业帝国也就必然倾覆，因为生产力发展的国家的财富是更高技术含量的财富，这种财富是机器大工业相对于工场手工业的优质财富。“荷兰作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商业国家走向衰落的历史，就是一部商业资本从属于工业资本的历史。”
工业革命后，技术加速进步，生产力对一国经济力量的影响越来越大。缘于生产力落后的“缓慢增长能够在几代人之间把一个国家由相对富有推向相对贫穷。”
诚然，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基于更快的生产力发展而相对于他国更有效地实现经济的相对增长，并不存在公式化的答案，但一个国家如果在界定和实施产权、完善市场体系、提高教育与人才培养质量、激发企业竞争与创新、发展基础科学与高新技术这五个基本环节的作为与他国比较而相对无效率，它就不可能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其相对他国更快的经济增长也就无从谈起。
需要充分注意的是，在当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一国经济力量的影响虽越来越大，但社会规模并不可以被忽略。对于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拥有洲级社会规模的国家而言，拥有先进生产力的国家，只有生产力先进到足以超越其社会规模优势，才能凭借生产力的先进性实现对于拥有洲级社会规模的国家经济力量的相对提升。而拥有洲级社会规模的国家如果生产力发展达到了先进水平，在经济力量对比上，其他国家将被远远抛在身后。当然，在生产力迅猛发展的时代，一个国家如果生产力长期落后，即使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社会规模，其经济力量也将无足轻重。
在国家间的竞争中，国家应对他国竞争的能力是由彼此的力量对比来体现和度量的。由各自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规模共同决定的国家间经济力量的相对变化，不直接等同于国家间力量的相对变化，但国家力量终究源于经济力量的资源转化。能迈向国际舞台中心并长时间居于国际舞台中心的国家，是拥有应对他国竞争整体的能力优势并相对他国更有效地实现持续的整体能力增长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是具有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规模共同决定的相对他国的持久的经济力量优势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