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前，北大入学考什么？

撰文 |  李彤

编辑 |  沈佳音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救亡

整理老北大的考题并不容易。

本书主编、现北京大学副校长任羽中和朋友花费了3年时间，遍寻《北京大学日刊》登载的试题，同时在学校图书馆、档案馆查找文件，检索多份资料校对、印证，才从字迹漫漶的旧报刊书页上摘抄出被尘封的试题。

当这些试题重新跃然纸上时，任羽中发现，这些以往不会被人注意的“边角料”，颇能反映时代的历史流变以及我国高等学府当时深重的民族危机感。

1918年至1926年间的考题，大量涉及中国新旧思想的反思以及国际知识，无不在回应彼时中国最关切的问题——救亡与民族之争。

比如1918年的文本科地理学考题有3道：“1.详言我国边界外丧失之土地；2.列举我国沿海之租割地；3.试说世界各国在太平洋之殖民地。”

那时，类似的题目反复出现，本国史考试也是如此。1925年的近代史考题为：“我国关税失自主之权，国几等于灭亡，其故何在？其原动力起于何国？结于何种条约？”外国史的考试，出现最多的则是“革命”。1919年考题中有“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有何异同之处”“法国革命的原因”，1920年仍考原题“试述法兰西大革命之原因结果”。

也就是说，北大地理、历史考试的热点，在于考生是否清楚地了解中国在世界的处境、列强如何侵权，并能够理性分析他国革命之经验教训。

而这样的民族危机感，也体现在对自身、对内的思索上。

1927年至1929年，北大处于动荡之中，李大钊教授被军阀杀害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思想新旧之争尚存，北大师生于1928年6月开展复校斗争，直至8月取得胜利。

在此背景下，1928年，国文入学考题之一为：“在旧作者中举出你所最崇拜的一个，并用你自己的见解，批评他的文章和思想。”1929年，一道更开放的考题出现了：“你对于你自己的期望怎么样？你对于中国的期望怎么样？”

这样的民族危亡意识，随着时代的剧变愈发强烈，知识分子们也预先担忧起20世纪30年代的中日危机。

1930年地理入学试题的第四大题，即是“试比较中日两国人民的普通性质。我国人民若有不及日本人民之处，应用什么方法来补救？”这一年，日本法西斯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次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不知当年的考生可有预感，又是否会因此考题先一步思考救国之道呢？

启蒙

翻看老北大的入学考题，启蒙年轻灵魂之意也无不渗透在各科目考题中。

1918年文理法预科的第一道翻译题引用了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论自由》中的名句。1924年起，“论理”（逻辑）作为一个单独的科目出现，考察学生的思辨能力与逻辑能力。1928年本科入学试题为：“思想之谬误有形式及实质之分，试言其别，并举其例。”

甚至一些理科考题，也充满了思考与发挥空间，并非机械掌握知识点就可作答。如1917年的博物题，“植物之食料究为何种物质？”1923年化学题，“试就还原和接触（或叫触媒）作用各举一例说明之。”1925年物理题，“冰块何以浮于表面？是否任何液体凝结后，皆能浮于其表面上？”

说起大学入学试题的设置，还有一段趣闻。

1932年，一道清华大学的入学试题在北平掀起轩然大波。时任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在国文考试中出了一道“对对子”的考题，要求考生对出“孙行者”的下联。

那年参与大学考试的正是“新文化培养的青年”，在一些青年眼中，“对对子”的考核方式是一种倒退，陈寅恪等人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正在无声无息地消逝。将近1个月的时间里，各界读者纷纷在报刊发表意见。这也标志着，大学考试不再仅仅是选拔合格考生的测验手段，而逐渐变成本身需要检测的公共议题。

许是受此风波影响，大学试题的公共性在此后越发显著。尤其是西南联大时期，奔波的知识分子们仍追寻着独立的国民精神，并提前进行了诸多公民意识的探索。

1944年一道汉译英的材料这样写道：“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我们要在轰炸的灰烬上建立起新的国家。”地理试题为：“地理系基本公民教育之一，应如何解释。”

也是这一年，“公民”科目首次出现在试题中。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4年入学试题（公民）

◆ 中国社会问题究在人口太少，抑在人口太多？而教育程度太低，生产能力太弱？其解决之道究在奖励生育，抑应发展教育，提高生产技 能？

◆ 独裁政治在理论及实际上的缺点何在？

国立北大清华南开1946年联合招生试题（公民）（节选）

◆未成年人之行为在法律发生什么效果？

◆何为人民权利宣言？五五宪草有此宣言 否？

北京大学1948年入学试题（公民一、二）（节 选）

◆说明中国农村衰落的原 因。

◆什么是死刑的意义？死刑应不应该废止？

如今回望百年前的考题，虽题干简约，但涉猎面广，考察深入，可以想见当年的考生具有怎样的才学。连《为国选士》的主编任羽中也在后记中感慨：“即使‘穿越’回去，我觉得自己也难以考中。”

在任羽中看来，汇编老北大试题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当时的仁人志士，究竟需要选录什么样的年轻人，又希望把他们培养成什么样子，这些试题能给我们很多启发。假如本书能被今天大学、中学里的教育者看到，能因此让某些考试变得更有生气一点，能通过‘考试’这个指挥棒让学生再多读点好书，再多想想关系世道人心的问题，那我们的努力也就值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