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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李迅雷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来源 | 李迅雷金融与投资（lixunlei0722）
中国内需市场潜力巨大，本文讨论的是如何选择扩内需的更合适路径。
01
由于职业原因经常要做飞机。每当机场人山人海的时候，感觉似乎中国人都去机场了。但这种感觉实际是被假象所迷惑，因为中国有13.9亿人口，而我们所观察的样本通常小得可怜。
SabreMarket Intelligence的数据分析显示，2017年，持有中国民航局的航空运营商许可证的航司共搭载乘客5.89亿人次，2018年应该超过6亿人次。
但6亿人次对应多少搭载过飞机的人呢？肯定不会超过2亿：
第一，做飞机旅行通常会有来回，即有去有回，假设平均三个坐飞机的人中有两个是来回的，那么，2亿人坐飞机就会产生3.3亿人次的乘机记录；
第二，6亿人次中应该有相当一部人是多次往返乘飞机的，如本人在2018年乘飞机的次数就超过80次；
第三，国内航空公司的乘客中还包含一部分境外乘客。
例如，2017年，美国航司国内国际航线共运送旅客9.65亿人次，同比增长3.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周转量2.234亿人次，国内航线7.416亿人次。美国人口只有3.2亿，乘机人次是美国人口数量的3倍。可见，乘机人次与人数之间存在很大的倍数关系。
2012年的时候，东方航空董事长曾以“3/4的国人没有坐过飞机”来表明航空业无限的市场潜力。时至今日，这一比重应该有所下降，但即便降至2/3，也有9亿多人没有坐过飞机。
因为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较低，且国内居民的收入差距，因此，我估计乘机人次高增长主要的因素还是来自高收入阶层的贡献，而非人数增长的贡献。
以国内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分布为例，看似国内机场吞吐总量保持了高速增长，但若观察一下细分数据，分化实在太大。在国内229个机场中，只有32个年吞吐量千万级别的机场，就占据了全部旅客吞吐量约78.5%，而年吞吐量在300万以下的机场多达179个，只占全部旅客吞吐总量的8.9%。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80%的国内机场，只贡献不足10%的乘客吞吐量，那些处于尾部的小机场，年乘客数量接近零。
一方面是10亿左右的国人从没有坐过飞机，另一方面则是80%的国内机场吞吐量不足，面临产能过剩的窘境。其背后的原因，则是收入差距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
2017年我国去日本的人次达到735万，日本成为中国第二大出口旅游地，其中不少人去日本会买电饭煲和马桶盖。但是，马桶盖抢购的背后，是否说明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十分强劲，需求不能被满足呢？
我认为并非如此，不妨先研究一下国内马桶的普及率有多高。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末的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
使用水冲式卫生厕所的8339万户，占36.2%；
使用水冲式非卫生厕所的721万户，占3.1%；
使用卫生旱厕的2859万户，占12.4%；
使用普通旱厕的10639万户，占46.2%；无厕所的469万户，占2.0%。
▲按农村家庭卫生设施类型分的住户构成（201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也就是说，有水冲式卫生厕所的家庭农村总户数的比重为36.2%，假设到2018年末，该数据提高到40%，则农村仍有约对应3.4亿人的家庭没有用上抽水/冲水马桶。
那么，城镇的情况又如何呢？国家统计局公布过2017年全国有卫生厕所家庭的比重为71.7%。如果简单乘以人口总额，那么，2017年仍有近4亿人没有用上卫生厕所。
但卫生厕所还包含卫生旱厕，由于没有找到城镇居民使用冲水式卫生厕所的官方数据，但根据中金公司最近一份报告测算（《中国住房空置率很高吗？》），“城镇存量房中26%的住房无独立抽水/冲水卫生间设施”，假设城镇按20%的较高空置率计算，则城镇没有用上冲水式卫生厕所的人口为1.7亿（13.9亿×59%的城镇化率×26%×80%）。
因此，把农村及城镇没有用上冲水式卫生厕所的人口加总，其总数超过5亿人口，这应该是一个偏保守的估算。
其实，抽水/冲水式马桶又可以分为坐便器和蹲便器，农村大部分家庭用的是蹲便器，那是没有马桶盖的。
因此，还可以非常保守地估算，中国至少有超过6亿人口迄今还未使用带有马桶盖的坐便器。故潜在需求还是非常大，远远超过对智能马桶的潜在需求。
03
上述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尚有10亿人口没有坐过飞机，而且其中至少一半人的家庭迄今没有用上有抽水马桶。
这一方面反映了国内的潜在消费需求还非常大，如果这方面内需能够得到满足，那就根本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几乎绝大部分传统产业都可以开足马力去生产。
但另一方面，从机场利用率的不足和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严重这一现实问题来看，我国实际上存在较为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当今全球也是一样，潜在需求很足，但具有现实价值的有效需求不足。
过去10多年来，中国在减少贫困人口方面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此外，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可以使纳税人占城镇就业人员的比例将由现在的44%降至15%，也就是把过去1.8亿左右纳税人减少至为6400万人，将减少约1.23亿人。
也就是说，中国相对富有的和相对贫困的10%左右的人口得到了关爱，包括当下各地纷纷成立的纾困基金，也体现了政府对民营企业主的关爱，但这些年来，剩下的10多亿中低收入人口直接受益于政策倾斜案例的似乎不多。
考虑到购买力平价因素，国内城镇中等偏上收入以上的3.16亿人的收入水平已接近韩国的平均水平，但人口规模接近美国。这部分人口在2017年之前，主导了中国的消费升级，不过2018年以来，消费增速受收入影响已大幅下降。
所以，今后要扩内需，应该围绕着处在中低收入水平的10亿左右居民中展开。因为他们才是拉动中国内需的最大主力。
扩大内需无非是两种路径，一是追加投资，二是扩大消费。
投资主要分为三类，即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但基建投资持续高增长已经导致地方债务率过高，而刺激房地产投资会导致居民部门杠杆率过高，将影响到消费，而房地产公司也面临资金收紧和销售不畅导致的流动性压力。
一般估计，2019年房地产投资增速降至5%以下，基建投资增速难超10%，制造业投资增速略有回落。这样的话，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依然有所回落。事实上，近五年来，我国投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已经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左右，已经太高了。
有人认为，我国可以增加在信息技术产业或各种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来拉动内需，这当然没有错。
问题在于，中国经济结构是以传统经济为主的，新旧动能转换是长期过程，当前新旧之间大约是2：8的关系，增加新领域的投资固然是应该的，且目前新兴产业投资增速已经很快了，如2017年我国在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增速达到16%，2018年增速虽然还保持两位数，但已有所回落，说明新动能的“能量”还嫌不足。
因此，鉴于上述分析，扩内需重点应该是扩大10亿人的消费需求。但问题在于，如果不能增加这10亿人的收入水平，如何来扩大他们的消费规模呢？
我认为可以用两个途径来扩消费，一是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直接增加这10亿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二是通过提高这10亿人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间接增加他们的收入和消费水平。
要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中低阶层的收入总量。当前经济增速下行，部分企业裁员导致社会就业压力加大，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增加在民生领域的投入，来增加就业机会。
因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服务的需求量会不断上升，如养老产业实际上和教育产业一样，不可能企业通过商业化运作就能覆盖，肯定需要政府的大量投入。
第二，继续加大减税幅度，并下调企业的社保费率，减轻企业负担，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
第三，压缩行政管理费用支出，一般国家都在10%以下，可以向此看齐，用来增加民生支出。
第四，定向补贴给中低收入家庭。如当年的“家电下乡”就是补贴农民、刺激消费的方式。中国传统的扶贫思维是“授人以渔”，但实际执行结果却往往导致了低效率和不公平，而香港特别行政区当局则采取直接给民众发钱的方式，“授人以鱼”，反而能够体现公平，促进消费。
如果中低收入阶层在养老和医保方面的后顾之忧能够基本消除，则边际消费倾向就会大大提高。
上述举措如果能实施且有效率，则取决于两方面，一是政府如何扩大支出的规模和比重，二是如何有效推进与之相关的改革。
我认为政府完全具备加杠杆的条件和能力。尽管大家争议地方政府的债务很沉重、实际杠杆率很高了。
但是，地方政府是有资产的，主要包含四大类资产：国有资产、行政资产、土地和自然资源；此外，中央政府的资产规模同样很大，如有那么多规模庞大的央企，还有其他可观的资产，且杠杆率水平非常低（目前20%左右），故加杠杆的空间更大。
而发达经济体的大部分资产早已被私有化了，是典型的小政府和穷政府。既然我国的国有资产规模如此之大，应该可以通过抵押、减持、变现等方式来获得融资和收入。
在中国经济已经面临未富先老的严峻局势下，未来政府部门杠杆率水平势必会越来越高，这也是合乎逻辑的。
但仅仅通过加杠杆来扩大政府支出、惠及民生是不够的，还需要积极推进改革来提高惠民生的效率。如中国目前没有坐过飞机或使用过抽水马桶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但农村一定要推广现代化农业，才能提高效率和农民收入。这就需要对延续多年的土地承包制进行改革，推进农村集体用地和宅基地的流转。
因为农业现代化、大农场的模式一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故当前中国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还远远没有定型，唯有通过加大农村和农业改革力度，通过土地流转等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规划好农村宜居环境，让农村人口的生活条件得到根本好转。
此外，国企改革、财税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也会对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公平有效产生重要影响。如在产能过剩的领域，在竞争性行业，国企究竟是退出还是继续做强做大，能否做强做大，都是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
这涉及到国企改革的理念，我的观点是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放在第一位。
▲2017年各性质企业净资产收益率表现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如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可以通过税收、缴费，也可以通过出让土地、国有股权分化、国企上缴利润等方式来获得，那为何就不能通过减持国有股权的方式来获得呢？
在存量经济特征越发明显的趋势下，企业集中度提高和亏损比例上升都是大趋势，如2019年随着PPI的走弱，国企占比较高的上游企业盈利减少的概率会增加，故减持或许可以让国资获益更高。
简言之，提高10亿的收入水平和有效需求规模，增强消费能力，一定要靠政府部门增加财政支出规模来推进，两个办法，一是举债加杠杆，二是减持各类资产。
而要提高财政支出在民生领域的投入规模和比重，同时还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则必须通过财税、行政体制、国企、农村土地流转等一系列改革来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