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焦虑的时代，这种焦虑并非凸显于某一特殊个体，也并非凸显于某一特殊群体，
而是凸显于我们通过新的媒体工具所能观看到的一切。
根植于晚期现代社会的身份认同危机借由看似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新媒体系统攻城略地，于是乎，庸俗者们预言与呼吁的“互相理解的世界”并未到来，取而代之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冲突加剧，人类族群不光在现实世界与地缘政治中互相冲突，，在由新资本，新工具，新中心联合打造出来的虚拟空间中，借由无尽的虚假议题和虚幻标签，也使得群体的划分也更加极化。在当下，身份认同已经是一个现代人每天都会面对的问题，也是焦虑的源泉之一。
上述的论述很难不让人想到塞缪尔·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而对于笔者来说，“我们是谁”这个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大分裂时期的新罗马，而是一场随着网络触角的延伸而不断扩大其讨论范围的“大礼议”。
让我们先从历史大视角聊聊这种身份焦虑的时代基础，先下个总结，当前社会在很多领域上处于前现代社会（农业社会），现代社会（工业社会），晚期现代\后现代社会（泛信息，泛娱乐，互联网社会）这三种社会类型的混沌地带，做为当代公民来说，对这三种社会形态的规则和文化产生的不同的选择和理解差异，就成了当下身份认知问题，以及群体极化现象的历史基础。
与世界的其他地方不同，作为后发国家当中的一个特殊存在，地理情况的多元与历史的厚重决定了我们所处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并存的特殊国度。我们环顾全球，起码就笔者来说，再没有看见任何其他的国家与地区存在“围绕现代的三个节点并存”这样的情况。
对于我们来说，叫得出名字的国家大抵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晚期现代与依附于晚期现代的后现代社会，一种是前现代与依附于前现代的现代社会。前者好理解，精神大分裂的欧洲与北美正是如此，而后者则稍微需求有些历史常识————以黑非洲为例，当代非洲社会的基本形式是一种让人难堪的混合，这种混合以前现代，甚至前封建时期社会组织为基础，再加上殖民时期留下的工业遗产所
最终产生的一种可以被称之为“保留地”社会形态。
和网络语境下的“非酋”不同，撒哈拉以南的社会中，酋长们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财富。而对于他者们来说，除了那些拥有扭曲多元化视野的人，绝大部分人都不会否认酋长们的存在制约了非洲的现代化。
回到我们这里，即便我们抛开历史一切向前看，地理因素的制约也能导致哪怕是同一个省份也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饮食习惯。以笔者现在所在的福建为例，其北部多山，饮食结构因此更接近于广西等地，菜肴中多有辣椒；而过了福州则开始以海产著名。而如果有读者曾与笔者一样从沪宁线坐高铁来到厦门，则会发现火车在北部山区行驶时必须要穿过多个开凿于山中的隧道。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典范之一的高铁系统在面对这样的地理因素时也要受到如此之大的制约，更别说作为“有思想的芦苇”的人在面对历史时所受的制约了。
无意评价他人是否享受没有抽水马桶和WiFi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并不“现代”却是毋庸置疑的。人们或许怀念小时候家乡清澈的小河，可习惯了现代生活便利之后再想回去那就难了。
如果说地理因素是跳过了时间且可以被人们的主观能动性轻易地重塑，那么历史因素就不一样了。卡尔·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同样的，华夏存在了很久，但是中国依然是个新生的国度。而这个新生的国度用了很短的时间与巨大的自我牺牲走完了其他国度花了几百年才走完的路，无机物们的重塑总是简单的，但是有机物的人可就难了。不论是高铁霸座还是公交互殴，即便现代制度拥有极强的侵蚀传统风俗习惯的能力，根植于农业社会的对规则与秩序的认知也总是会在前现代与现代的夹缝中若隐若现，不论是高铁霸座还是公交互殴都是这种拒绝接受现代性秩序制约的体现。
然而，北上广是中国的一部分，你从来没听说过的一个城市或者地区也是中国的一部分。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则将因历史的无情与地理的厚重所造成的不同身份认同的人在同一辆车里碰撞了起来，这就是当下群体极化的历史基础。
然后再说催化这种现象的工具媒介。新媒体的出现则使得个体的自我发展与社会体系之间的相互渗透变得越来越显著，俨然变成了当下社会的筛选器。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传统和习惯等秩序保证机制并未被理性知识的必然性所替代，因此，权威（秩序）的不确定性（多种来源）迫使人们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更像的人，即“可以信任”的人来规避这一层风险。以层出不穷的各种社交软件为例，诸如陌陌，探探的这种陌生人社交的软件也不得不通过进一步完善用户的标签系统来进行成功率更高的匹配，再更进一步的，以“完全互瞒身份”为卖点的最近出现的一些软件则通过匹配之前的用户自主筛选机制来匹配与用户更像的人。
这种“无限过滤”在相关算法与大数据以及消费媒介的不断完善下将用户不断细分成一个个特定小团体的“会员”，你看到的即是你选择看到的，一个关注美食，情感八卦、追星的个人是不会在微博等其他新媒体上看到有关《是的，大臣》的推送，相反，如果你点击了剧集某一段内容的截取，当你再次刷新，“贴心”的新媒体系统自然而然的会给你推送更多相关。将这一现象回归到social media身上，我们会发现，这些媒体的转发链系统保证了你所看到的大多是与你志趣相投的人，这些人会自发的互粉并创建新的讨论组并最终走向了群体极化，小圈子抱团取暖。
群体极化的定义很简单，这里引用凯斯·桑斯坦的定义：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
当然，这种将相似的人匹配到一起只是新媒体工具的基本操作之一。在互联网兴起之初，有句非常有名的话，大意是你不知道网络对面是人是狗，然而现在借由已经近乎玄学的人工智障算法，大数据标签，不光可以判断一个人是人是狗，而且还能由机器和算法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并给一个人的”价值“打上标签。远的不说，前几天因王思聪微博搞抽奖爆出在微博算法中男性用户的商业价值不如狗，就是鲜活的例子。
也即是说，新媒体不光可以把你自己认为与你相似的人匹配起来，也可以把从新媒体自身价值判断中认为与你相似的人匹配到一起。那么新媒体自身的价值观又是什么呢？虽然很多互联网人常把技术无罪论，技术没有价值观挂在嘴边，然而常看沉思录的读者们对此总说法肯定是嗤之以鼻的。由资本主导的新媒体，价值观显然是不言自明的。
除了前面两招，新媒体还特别擅长制造并出售标签，制造虚假公共议题，让不同的用户群体接受不同的身份标签，并在媒体平台上通过参与一个又一个虚假公共议题的过程中，通过争论，冲突以及寻求认同来强化这种身份认知。比如”逃离北上广“之类的新媒体话题都是这种虚拟公共议题的代表。沉思录之前有不少批判此类现象的文章，欢迎复习。
通过这三板斧，在虚拟空间中用身份认同构造无数的”新族群“，使互联网群体极化就是
水到渠成
的事了。
对于流量第一而非内容第一的当代新媒体来说，群体极化是好事，因为有着明确认同的团体将持续不断的致力于团体内的讨论，这样用户就不仅仅作为用户，而是作为一种自产自销并且会不断扩张的人肉电池而存在——————相关团体为了不断吸引新的会员加入（获得更多的认同）而使自己的理论更加极端（转发链中往往能看到“恍然大悟”一词），而后来的会员则因为不想在团体中失去自我而发表比极端还要极端的言论来使得自己融入团体的同时维持自我的存在。
这就要说到群体极化最后一个完成环节了。在如今物质和文化较前现代极大发展的当下，不同代际，不同社会成长环境下的不同群体，其选择的世界认知，价值取向，生活方式，文化品味都有了极丰富的选择，公共生活领域之外会催生出无数的小圈子及亚文化群体，并且在现实人际关系日渐淡漠的当下，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的理解并不见得比往日有多少提高。可以说虽然新媒体在强迫人们进行标签筛选和抱团，但在越来越注重个人表达和发声的当下，互联网公民们也是乐得接受，并且享受这种抱团取暖的。
这种小圈子绝不只是不同的兴趣爱好这么简单，往往都会莫名其妙的上升到谁的价值观更高尚方面，并且最终在不同圈子间演变成”你不接受我的价值观，你是XX"这样的冲突。目前最鲜活的一个例子，是耽美作家天一被判入狱一事，围绕这一事件，不同群体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这里不再赘述，有兴趣的可以吃瓜扒下事件始末。
由于篇辐原因，这里只举这一个例子代表亚文化小圈子产生的价值认同现象，关于文化认同与圈子的问题实际上可讨论之处很多，后面笔者会结合当下互联网文化的具体事件展开讨论。
在媒体平台上，当群体之间产生冲突时，为了力战群雄，你必须将你的言论导向最具说服力的方向，与此同时极端化就开始了；为了获得他人的赞同也为了赞同他们，你会调整自己的立场使之更符合主流方向（沉默的螺旋）。而在笔者看来，这两个成因都是晚期现代下人们恐惧风险而渴望彼此认同、彼此团结的趋势下缺乏一个单一来源的，确定性的秩序（权威）所造成的。借用星际圈的梗来说， 因为”云“被黑了所以就不用”云“，因噎废食到如此境界也是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