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奎丨文
当下，国学热如火如荼，甚至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希望将国学复兴纳入文教体制的规划当中。
我们已然到了重思传统、接续传统、融通古今、含纳中西的重要时刻和关口，尽管这一历程可能还需要经历很长一段时期。
然而，对于在幼儿教育中如火如荼蔓延着的“念经式”诵读书经活动（如阅读三字经、千字文，甚至国学经典，以下简称“念经式复古”），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缘由。
首先，“念经式复古”缺少对国学义理的基本理解，是一种非自觉的盲目照搬运动。极端地讲，此种做法不仅无助于、实则阻碍了国学的当代复兴。众所周知，与西方古典传统强调“变中的不变”相比，中国传统更加强调道理中的变（通）之义。例如，西学先祖苏格拉底与人对谈何为“美”时，往往要剥离掉具体事物的美，如花的美，人的美，因为这种美无法抗拒时间：花谢了不美了，人老珠黄也谈不上美，转身诉诸美之为美的理念，即美之为美的普遍定义。与之相对，孔夫子在回答弟子问孝时，总是根据每个人的具体处境给出不同的回答，如：“父母在，不远游”（《论语·里仁》），“父母唯其疾之忧”，“今之孝者，是谓能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云云。
西方学问强调变中的不变，从而孕育并催发了科学（科学即追求不变的规律或公式）的繁盛和技术的发达；而中国学问强调变易之学，从而拥有了灵活的变通和实践智慧的通达。西方学问不变之学因其强调普遍共性而无法涵括具体个体的特殊情景，因为形而上学宰制背后的“剩余”恰恰体现的是人的尊严和本性，故而，普遍的规则成了现代人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制度之蔽。而中国学问的变通兼顾了具体情境的复杂，一个“信近于义（义者，宜也），言可复也”，便将人事的复杂，刚性原则（例如“抱柱之信”）的冥顽愚钝彰显无疑。
此处借助中西二元对立的知性分析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表明，国学传统的精髓在于易变，而易变的前提在于拥有经验阅历和实践智慧。所谓《易经》之所以流于卦卜之用，盖因变易有变好和变坏两个可能，占卜便是为了趋好而避坏。不管政治层面上国师为一国的趋好而避坏出谋划策，还是街头匠人对某一个体具体行为占卜吉凶，都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对预测对象的本性，构成条件有充分的了解，此乃理论智慧，二是对具体的情景和例外事件具有经验上审慎预判，此乃实践智慧。而这两方面，在幼儿那里都不具备。
幼儿之所以为幼儿，端赖于理性能力不足，实践智慧短缺，他们被欲望和情绪支配，是不可能对具有如此玄妙之国学变易义理有所了然的。因此，简单重复地识记《三字经》、《千字文》等，就成了一条条毫无经验内容的干瘪规则和教条。这恰恰偏离了讲求变易的国学义理。作为国学精要的具有实践智慧的变易部分被抛掉之后，陈腐的、普适性的规范教条对小孩子而言就像紧箍咒，不仅无助于塑造他们独立的人格，相反接受了一套束缚其个体灵魂发展的文化包袱。
对此，一些家长，甚至一些自以为拥有高等学历和广博见识的家长可能会振振有词：我们的古人难道不是在私塾里这么一遍遍地、念经式地教孩子修习古学吗？既然这些经典是历经几千年筛选，被证明是饱含精粹的文化经典，我们沿袭古人之法教授吾儿，何错之有？
这一辩驳看似有理，实则大缪。因为它没有从变化了的历史情景出发，即没有从国学变通的精义出发去古为今用。须知：我们的时代或历史情景已发生了彻底反转，因此在变化了的历史情境下，原教旨似的沿袭古法不仅无益于达成初衷，相反会造成受教育者的“人格分裂”——这就是我反对念经式复古的第二个理由。
古人在私塾中可以念经式地大声讲授和诵读国学精粹，是因为古人成长的历史文化处境与经文中的记述在本质上具有同构性。那些幼儿年纪尚小，理性不足，可以先通过记忆把这些文字存储在潜意识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去慢慢揣摩、体悟这些说辞的内在义理及其精要，从潜意识里调动这些教义来形塑自己的品性，指导自己修身、律己、知仁、尽事。
然而，今人的情形则全然不同：我们已被西方现代性拔着头发从自己的传统中抽离出来，不再生活在以家庭—家族为基点的农耕社会，而是处身于以原子化个人为基点，强调天赋权利的工业文明或后工业文明的时代。换言之，我们当下不加分析地简单记诵古代的经典教条，在成长的过程中，面对根基、经验和情景完全不同于这些经文教条的实践活动时，我们非但无法从潜意识中调用这些文字，就算调用出来也因为内在的彼此冲突而发生狐疑或困惑。
例如，三字经首句讲“人之初，性本善”，而（霍布斯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和法律，基督教的教义规范，皆以人性（欲望）之恶或原罪为前提去看待人事的种种。再如，三字经强调“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这套秩序是以不平等的理念为前提的德性教育，而当下吾国所施行的市场经济，恰恰是以自由和平等为根基的经济交往。这种记诵内容和实践操行的二元紧张，如何能够以一元有序的方式内化到受教者的体悟当中，构成他们立言力行的参照标准。一言蔽之，在以现代西方价值观念为主导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下，无视历史情景发生的根本变化，以简单粗暴的方法在幼教中倡导念经式教育很可能导致受教者的思想冲突。
当然，笔者并不是反对国学复兴，相反强调它的势所必需、恰逢其时。但笔者不赞同那种在幼教中，在中小学教育中一味求大，倡导政绩工程式的、简单粗暴的念经式的复古运动。而对于那种有着深入研究，有着义理疏解、尤其是敢于直面西方文化挑战，并在中西文化贯通视域下开展的国学复兴，笔者是大为赞赏的。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江苏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本期编辑 郦晓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