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反对幼儿念经式诵读？

高山奎丨文

当下，国学热如火如荼，甚至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希望将国学复兴纳入文教体制的规划当中。

我们已然到了重思传统、接续传统、融通古今、含纳中西的重要时刻和关口，尽管这一历程可能还需要经历很长一段时期。

然而，对于在幼儿教育中如火如荼蔓延着的“念经式”诵读书经活动（如阅读三字经、千字文，甚至国学经典，以下简称“念经式复古”），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缘由。

首先，“念经式复古”缺少对国学义理的基本理解，是一种非自觉的盲目照搬运动。极端地讲，此种做法不仅无助于、实则阻碍了国学的当代复兴。众所周知，与西方古典传统强调“变中的不变”相比，中国传统更加强调道理中的变（通）之义。例如，西学先祖苏格拉底与人对谈何为“美”时，往往要剥离掉具体事物的美，如花的美，人的美，因为这种美无法抗拒时间：花谢了不美了，人老珠黄也谈不上美，转身诉诸美之为美的理念，即美之为美的普遍定义。与之相对，孔夫子在回答弟子问孝时，总是根据每个人的具体处境给出不同的回答，如：“父母在，不远游”（《论语·里仁》），“父母唯其疾之忧”，“今之孝者，是谓能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云云。

西方学问强调变中的不变，从而孕育并催发了科学（科学即追求不变的规律或公式）的繁盛和技术的发达；而中国学问强调变易之学，从而拥有了灵活的变通和实践智慧的通达。西方学问不变之学因其强调普遍共性而无法涵括具体个体的特殊情景，因为形而上学宰制背后的“剩余”恰恰体现的是人的尊严和本性，故而，普遍的规则成了现代人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制度之蔽。而中国学问的变通兼顾了具体情境的复杂，一个“信近于义（义者，宜也），言可复也”，便将人事的复杂，刚性原则（例如“抱柱之信”）的冥顽愚钝彰显无疑。

此处借助中西二元对立的知性分析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表明，国学传统的精髓在于易变，而易变的前提在于拥有经验阅历和实践智慧。所谓《易经》之所以流于卦卜之用，盖因变易有变好和变坏两个可能，占卜便是为了趋好而避坏。不管政治层面上国师为一国的趋好而避坏出谋划策，还是街头匠人对某一个体具体行为占卜吉凶，都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对预测对象的本性，构成条件有充分的了解，此乃理论智慧，二是对具体的情景和例外事件具有经验上审慎预判，此乃实践智慧。而这两方面，在幼儿那里都不具备。

幼儿之所以为幼儿，端赖于理性能力不足，实践智慧短缺，他们被欲望和情绪支配，是不可能对具有如此玄妙之国学变易义理有所了然的。因此，简单重复地识记《三字经》、《千字文》等，就成了一条条毫无经验内容的干瘪规则和教条。这恰恰偏离了讲求变易的国学义理。作为国学精要的具有实践智慧的变易部分被抛掉之后，陈腐的、普适性的规范教条对小孩子而言就像紧箍咒，不仅无助于塑造他们独立的人格，相反接受了一套束缚其个体灵魂发展的文化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