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焦虑：急速社会变迁下的青年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社会所经历的不仅仅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浪潮,更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变迁。这场社会变迁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幅度之深、速度之快,都是史无前例的。而宏观社会现实的剧变,对每一个人的微观层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样的变化不会只停留在现实生活或是物质层面,必将会对人们的心理和精神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在这样急速的社会变迁之下,不知不觉有一种特殊的焦虑体验逐渐占据了当下中国青年人的精神世界,也悄然在中国社会中蔓延开来。而这样的焦虑,似乎又总是与时间这个概念紧紧相连,“原来人们要求男人‘三十而立’,现在变成了‘三十而富’……‘好像30多岁你还没富,你这辈子就没机会了。一旦被这样的成功模板驱使着,不焦虑几乎是不可能的’”(人民日报,2011-08-18)。当然,当下的青年人并不是单纯地担心时间的流逝,而是担心在“规定”的时间内,无法达到某个目标。而正是由于身处这样一个急速而剧烈变迁的社会,一方面让人们的期望不断增长,同时也让焦虑和恐慌不断增强。

(一)对财富积累的渴望

据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的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高净值人群①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从2008年开始,至2014年,每两年中国高净值人群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29%、18%和21%,其中可投资产超过1亿的超高净人士的增长更是56%、33%和29%(招商银行,贝恩公司,2015:6)。无论这些“高净人士”积累财富的方法是否合理、手段是否合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当下中国的“富豪”的人数是在不断上升的。

当下的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受托夫勒所说的第三次浪潮(阿尔文,1980/2006:227-228)巨大冲击的时代。正是在这个新浪潮之中,技术与知识的优势突显出来,也让一些在这些领域较为领先的青年人得到了更多的机会,从而在非常短的时期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从而跻身于富人阶层。

当社会反复强调“某某成为最年轻的……”,或是不断使用“某某刚刚才X岁,就已经拥有了……”这样句式的时候,人们并不会去关注那些隐藏在背后的大多数,只会更加关注于这样一个被塑造的“典型”案例。一旦以这样的成功标杆为目标,青年人必然担心在“规定”的时间内,无法达到某个目标,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现目标的可能性会逐渐减小。本该催人奋进的行为动力,却一再变成引人焦虑的精神压力。

(二)青年人的时间焦虑

富裕人群成长的速度正在减缓,截至2013年,最后一期的《胡润中国财富报告》显示,2011年至2013年,中国千万富豪的年平均增长分别为9.7%(胡润百富,2011:1)、6.3%(胡润百富,2012:6)和3%(胡润百富,2013:6),而亿万富豪的年平均增长分别为9.1%(胡润百富,2011:3)、6%(胡润百富,2012:9)和2%(胡润百富,2013:8)。显而易见,中国富豪规模扩大的势头正在快速放慢。这反过来又一次似乎在昭示人们,要“致富”,一定要“趁早”。

不仅仅是因为希望追逐利益的最大化,而且隐藏着其对落后或缓慢可能导致难度加大、机会变小、甚至无法完成的一种恐惧。“时间就是金钱!”在当代,这句话不但强调了时间本身的价值,更加突出了效率的意义,即只有速度越快,才有机会跑在别人前面成为先行者,进而才能得到更多的收益,成为上层人士。因此,快速不仅是这个社会客观变化的现象,更是人们内心当中的重要期望,就如同“时间就是金钱”后面常常跟着另一句话——“效率就是生命!”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问卷396份⑦。将研究所获得的数据输入SPSS for Windows 19.0,进行统计分析。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分别将本调查中的三类研究对象命名为大学生、青年人和中年人,也便于理解其受社会变迁的影响程度。

1.年龄期望

在本调查中的年轻人,即大学生和青年人将自己成功的年纪放在了34岁,而实现理想收入的年龄为31岁。本调查中的中年人在没有过多“奢望”,并与自身现实经历相结合的情况下,反而更加冷静地将获得成功与实现理想收入的年龄都向后大大地延迟了,一个为39岁,一个为48岁。本调查中的青年人可能在饱受期待与恐慌的双重挤压之下,于是便希望可以更早地结束这样一个过程,他们期望的退休的年龄是最早的,只有53岁。本调查中的大学生群体,实现成功的期望年龄最小,而期望的退休年龄却最晚(58岁),足见其对未来在社会中步步为营的信心。而本调查中的中年人群体,职场地位、情绪状态均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对未来的成功与挑战没有太大的期待,更没有年轻人那种“不成功,便成仁”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经历了中国社会巨大变迁的整个过程,也让中年人群体对于应对当下继续着的变迁有一定的把握与信心。因此,他们面对工作的态度显得更加坦然与平和,所以其所期望的退休年龄也相对较晚(55岁)。

2.时间的经济价值

本调查中,青年组和中年组对于时间的经济价值,有着相似的感知程度。但在为达到相同经济价值需要付出等待时间上,青年组对时间的忍耐程度远远地低于中年组。这恰恰是因为青年群体在社会的快速变迁之下,为了完成梦想、不被时代抛弃,有着相当高的时间焦虑,而大学生群体和中年人群体,一个是尚未感受社会变迁的冲击,一个是对于社会变迁具有“抗体”,所以都表现出了对于等待时间更强的忍耐度。同样,对于可以接受多久时间收回投资成本,本调查中的青年组表现出了同样的焦虑感。而本调查中的大学生组与青年组一样表现出了对成本回收周期的低忍耐性,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与青年组受到社会变迁引发的高时间焦虑不同,大学生组渴望较短的回收周期,除了较少地受到社会变迁引发的高期望影响之外,更多是由于缺乏社会经验,对于投资运作的周期、可能遇到困难等估计不足,简单地凭主观意愿制定周期标准,存在较大的盲目性。

3.总体时间焦虑

如前所述,工作中的青年群体是时间焦虑最为强烈的一个群体,他们对速度与成功有着迫切需求。不同类型的研究参与者之间的时间焦虑存在显著差异(F=8.014,df=2,p<0.001),后继检验表明,大学生、青年组和中年组三种类型之间差异均显著。本调查中,青年组的时间焦虑是最为强烈的,这与其身处快速社会变迁之中,受到“成功渴望”与“落后恐慌”的双重挤压有着最直接的关系。相反,中年组则临近退休,处于稳定期,虽然身处变迁的社会之中,但未来个人的生活变化却不大,对成功的渴望和对落后的担忧都非常小,因此是时间焦虑最低的一个群体。而大学生尚未进入职场,对快速社会变迁的直接体验还比较少,对于未来的美好憧憬远远大于对落后的恐慌,因此有一定的时间焦虑,但比起青年组要明显小一些。本次实证研究,主要考察了不同类型的群体,在时间焦虑、时间价值与期望方面的差异,基于本调查的参与群体,调查发现,工作中的人群,直接暴露于急速变迁的社会之中,因而受到的影响与冲击更加强烈,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形成了一定的心理与行为模式。然而,虽然社会变迁对每个人的生活都带来了变化,但作为青年人群体,所感受到的时间焦虑最为深刻与强烈。

Mannheim(1936:188)说:“只有当我们试图根据群体的希望、渴望和目的去理解它的时间观念时,才能够清楚地把握群体最深层次的心智结构。”

在我们的实证研究中,当下中国的青年群体希望在自己34岁的时候就可以达到事业的成功,同样在这个年龄,可以获得自己最理想经济收入。而这个年龄,意味着一个本科毕业就参加工作的人,仅仅工作12年就要达到自己人生的最高峰。同样,这个年龄,距离现在通常定义的退休,还有大约26年。这样一个在传统中国社会无法想象的年龄(时间)期望,便是今天在中国社会中不断蔓延的时间焦虑的真实写照。

在一个变迁相对比较缓慢的社会中,青年人通常对未来的种种可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也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选择可能带来的未来结果。因为通过周围的人、特别是自己的上一代人的发展轨迹,完全可以对自己的未来作出大致预测。

这样社会的确定性比较高,选定目标或是未来方向的,只要按照既有的道路稳步前进即可。然而,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来的中国社会变迁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幅度之深、速度之快,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理性的预判范围。将西方世界一百多年甚至是数百年的变迁,压缩在中国短短数十年之中,必然没有既定的道路可循,没有确定的经验可借鉴。

因此,当下的青年人没有办法从他人的成长与发展中获得有效经验,预知自己可能的未来,自然无从知道每条发展路径可能达到的未来是什么样的。今天选择的道路,可能明天就不得不做出改变、甚至转向。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急速上升,而面对这样瞬息万变、甚至是毫无范本与规律的社会,青年人必然显得手足无措,从而产生焦虑与恐慌。

也恰恰由于中国急速而剧烈的变迁,不仅加速了中国社会中一切有形之物,更将中国青年人精神世界的发展极大地压缩了,从而使中国人内心体验的两极性越加突显。

正是在二元极性的徘徊与彷徨之下,伴随着已经深深植根于现代性之下的工具理性价值观,帮助当下中国的青年人找到了一种方式降低自己的焦虑与恐慌——占有更多的财富,就可以成为精英。而身处一个不知未来走向何方的社会,当下的青年人为了能够达到精神的依托与慰藉,不仅希望占有更多的时间,获得更多的价值,而且希望这个过程越快越好,达到成功、成为精英的时间越短越好,以免太慢而最终被社会淘汰。

然而正如工具理性无法取代价值理性一样,金钱和数字无法慰藉青年人心灵的彷徨。而更多的青年人则在物质的追求与内心的迷茫之间挣扎,最终在急速的社会变迁和个人痛苦的时间焦虑之间飘忽不定、难安其生。

篇幅限制省略实证数据分析及结果展示部分

节选自《陈昌凯 时间焦虑：急速社会变迁下的青年人》

转载自社会学视野

原文载于：《南京社会科学》

小编：小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