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第一次接触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在上高中的时候，那时我十分享受米塞斯与罗斯巴德的作品。1989年，就在去加里福利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大学修业之前的那个暑假，我参加了米塞斯研究院在斯坦福大学举办的夏季讲座。在那里我第一次遇到了穆瑞•罗斯巴德还有其他一些奥地利学派的领军人物。八年时光匆匆而过；如今，我已拿到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将在这个夏天加入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系。我想，从我的职业角度出发，仔细地讲讲自己为何不再把自己当成奥地利经济学家是十分自然的事。毕竟八年以前，我曾把自己视为其中的一员。
我绝非否认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学发展做出过重大的贡献，但是，正如在后文中将提到的，我认为：
a、想要另辟门路，通过本质上不同于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新基础重建经济学的努力是失败的。
b、奥地利经济学家经常误解新古典经济学，这导致他们过分夸大了奥地利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
c、很多最重要的奥地利学派的论断都是不正确的，或者至少言过其实。
d、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已经在许多领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而对于这些进展，大部分奥地利经济学家根本没有领会。
综上所述，我认为，尽管那些自我标榜（self-labeled）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确实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一定贡献，但是他们所持的观点与立场，并不足以维持一个独立思想流派的存在。想要发展一种“奥地利范式”的努力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尽管奥地利经济学家们在元经济学（meta-economics）领域（哲学、方法论、思想史）四面出击，却很少收获实质性的成果。不管奥地利经济学家们有怎样有价值的成就，它们都必须经受广义上的经济学专业的检验。在这个领域里，人们渴望着原创的、正确的并且有实质内容的思想。
毋须多言，很多朋友比起我来更为欣赏奥地利学派。我希望这篇小文能激起有趣的讨论，同时不影响任何私人关系。
1.什么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由于对于什么是“奥地利学派”这一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我最好在一开始就给出明确的定义。我所谓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指的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穆瑞•罗斯巴德以及其他学者在他们的基础上获得的持续性成果。如果说曾有哪两个人真的属于同一个“奥地利学派”，那么这非罗斯巴德与米塞斯莫属。尽管他们之间也存在一些分歧，但大致上他们的观点可以看作完全相同的。[1]因此，对他们中一人的反驳，也就是对另一人的反驳。之所以特别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在下文中我将大量的引用罗斯巴德对米塞斯的辩护，其数量超过米塞斯对自己辩护的数量。在大多数情况下，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观点是如此相似，以至于同时引用两个人的文本来说明问题显得多余。
我把奥地利学派与米塞斯与罗斯巴德而不是F•A•哈耶克划等号肯定会引起争议。理由十分简单：1、米塞斯与罗斯巴德明确的反对很多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要素，而哈耶克并不如此。如果米塞斯与罗斯巴德是正确的，那新古典经济学就是错误的；相反，如果哈耶克是正确的，那主流经济学仅仅需要转换一下关注的焦点即可。[2]2、米塞斯与罗斯巴德把他们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奉献给了经济学，而哈耶克在1930年代之后就几乎完全转向了对哲学、法律以及观念史的研究。因此如果谈论经济学的话，米塞斯与罗斯巴德显然是比哈耶克更好的研究对象。
2.微观经济学的基础
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大厦立基于一些关键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之上。其中最有名的包括：效用函数、无差异曲线，以及福利经济学的卡尔多-希克斯分析（或被称作“成本-收益分析”、“潜在帕累托改进”）。米塞斯与罗斯巴德完全拒绝这三个理论，并把他们的经济学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之上。这显然为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的奥地利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米塞斯和罗斯巴德过于轻率的否定了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而且他们自己用以替代它的理论也并不自洽。
2.1. 效用函数还是评价序列？
现代新古典经济学习惯用“效用函数”这一术语来描述个体的偏好。比方说，他们可能会这么来形容某人的效用水平：U=a×ln（苹果的数量）+（1-a）×ln（橙子的数量）.罗斯巴德则更喜欢讨论个体的“评价序列”是怎样的。比方说，某人的评价序列可以是这个形式：{第一个苹果，第二个苹果，第一个橙子，第三个苹果，……}两种进路都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来解释清楚到底什么叫“效用最大化”：对于新古典主义来说，个体决策总是试图使U的值达到可能的最大，而对于罗斯巴德来说，个体通过选择评价序列中排列最高的可能选项来获得满足。
两种路径看起来大同小异，事实上，新古典主义者也许会说他们就是同一回事。不过罗斯巴德指出了它们之间存在的一些潜在不同，并且认为“评价序列”的途径才是正确的方法。为什么呢？罗斯巴德认为，主流经济学的进路轻率地使用了基数效用，而只有序数效用才经得起考验。正如罗斯巴德坚持的那样，“每一个体的评价序列完完全全是以排序的方式存在的，对于处于序列不同位置的两样物品，无论如何无法衡量他们‘距离’如何，所以，任何讨论‘距离’的理论肯定是虚假的理论。”[3]
一开始，罗斯巴德似乎仅仅把他的批评局限在那些“想要徒劳地计量从交换中获得的心理满足的作者”身上。这些作者想通过“消费者剩余”这一概念来达到目的[4]。不过很快的，罗斯巴德就转而明确反对整个“效用函数”进路，并将其指斥为逻辑不一的：“主要的错误在于，把效用想象成具体的量，一个与财货相关的具体函数……效用并非量，而是排序”[5] 似乎是为了强调他对主流效用理论的反对是多么有力，罗斯巴德进一步的抛弃了主流的中级微观理论： “至于在均衡下不同货物的边际效用之比等同于其价格之比这种说法，不用仔细考察得出这一结论的那些人用了什么方法，我们就能清楚的看到其荒谬所在。因为效用根本不是一个量，所以并不可分。“[6] 在一开始显得仅仅是轻微的修辞问题的区别，导致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严重分歧。
尽管罗斯巴德的批评貌似有理，但他的确并没搞清楚他到底在攻击什么。效用函数进路和罗斯巴德的方法同样的坚实的奠基于序数效用论之上。那些发展了效用函数理论的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比如阿罗和德布鲁，成功的避开基数效用的使用。假如某个新古典经济学家说：”第一捆财货带来8单位效用，第二捆财货带来7单位效用”，罗斯巴德会认为他采取了基数效用论。但这里使用的语言仅仅是技术性的；你必须回到背后的定义上去才能真正明白它表达了什么意思。假如你做到了，就能明白“第一捆财货带来8单位效用，第二捆财货带来7单位效用”和“第一捆财货相较第二捆财货更被偏好”两种说法完全等价。效用函数仅仅是对某位代表性个体序数偏好的不完全总结而已。并不是说它发现了一种叫“效用”的东西。[8] 这就是为什么新古典理论认为某一效用函数是被某一单调变换所唯一定义的。你可以依你所好随意调整效用函数的符号，只要你对其进行的是单调变换。[9]
那关于罗斯巴德反对的另一理论又如何呢？亦即效用最大化的个人使得每件商品的边际效用除以其价格后相等。难道这不正说明新古典经济学信奉基数效用论么？不，并不是这样。用行业黑话进行的技术性陈述在不了解其背后定义的情况下每每显得荒谬。效用函数仅仅使用数字去概括序数排列，它并不导致我们去信奉基数效用。从这个函数里导出的私人财货之边际效用并没给我们带来任何额外的东西。
罗斯巴德对效用函数方法的拒斥导致他在其他地方的写作中做出一些奇异的例外假设。运用其价值排序方法，罗斯巴德得以推论出供需定律作为原理。[11]但是在随后讨论劳动与土地的章节中，他又十分奇怪地承认“向下倾斜的”供给曲线在理论上是可能的。[12] 不止如此，在他对税收经济学进行讨论时，还提到在理论上确实可以通过对劳动所得征收更高额的所得税以提高劳动供给——他甚至提到了“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而这在其最初的效用与需求理论中是不置一词的。[13]有趣的是，从罗斯巴德的价值排序理论本身无法推出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 。相反，他从标准的效用函数中“借”来了这个分析，该分析表明价格变化可以在两个不同方面引致需求量的变化。因此，罗斯巴德不仅仅没有不恰当的抛弃新古典的效用理论，而且还深信这一分析的有用性并把将其以额外的假设的形式引进了自己的体系。
总而言之，罗斯巴德错误地指责新古典效用理论使用了基数效用。罗斯巴德的价值排序理论并没什么确实的错误，但这部分是因为新古典的假设在某种程度上比罗斯巴德的要放松一些。[14] 新古典理论得出了价格变化包含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两方面作用的重要结论，但这些结论从罗斯巴德的假设中是无法推出的，他只是不加解释的承认了这一切。[15]
2.2无差异性
效用函数方法有一个被罗斯巴德所拒绝的终极假设。回想一下，在标准新古典定义中， U(a)>U(b)单纯意味着给定a和b两个选择，a将被选择，或者当U（a）
无差异曲线的根本缺陷在于在现实行动中“无差异性”无法被观察。行动表现出偏好，而不是无差异性。罗斯巴德因此批评到“根本的谬误在于无差异性根本无法作为行动的基础。如果某人在两个选项中真的是无差异的，那么他将不可能在两者间做出选择，因此在行动中就将观察不到选择。
罗斯巴德与米塞斯共同分享一个假设：不能在行动中被揭示的偏好是不可能存在的。但为什么做如此假设呢？这难道不是嫁接在某种经济学思想中的行为主义观念么？而这种经济学思想据说严格的反对行为主义。
米塞斯喜欢在课堂上用如下例子展示两种根本不同的理解人类行为的方法之间区别何在。假设有两个学生在观察上下班高峰时中央车站来往者的行为。“客观主义”或者“忠于科学”的行为主义者将会观察经验事件：人们来来往往，在被预测的时间点上无目的的窜来窜去，这就是他所能知道的一切。但真心研究人类行动的学生将首先强调这个事实：人的每种行为都是有目的的。他将观察到人们离家出门赶火车以为了在早上工作，或者在晚上赶火车回家，等等。很显然，哪种方法将更好的有助于理解人的行为就不消说了。哪位学生将成为真正“优秀的科学家”也十分明了。
正如在我的行动中包含了比行为更多的东西一样，在我的偏好中也包含了比行动更多的东西。我可以拥有各种没有也不能在行动者展示出来的偏好。例如，我昨天对冰淇淋的偏好就永远不会被显露出来，因为昨天我并没有冰淇淋，而我当下对冰淇淋有关的行动仅仅揭示了我当下对冰淇淋的偏好，而不是昨天的。尽管如此，我仍然拥有对于自己的冰淇淋偏好的内在知识。相应的，除了在市场价格之外，我根本无法显现出我的偏好，但我自己对自己怎样可是清楚的很。
同样确实地是，我能够知道一些对我自身来说是无差异的事例。我经常在衣服的颜色之间表现的无差异；尽管我最终会选择其中一个颜色，但我知道当价格不同的时候我将选择另一种。行为主义这或许会否认我精神状态的实在性，但是这确实不是米塞斯或者罗斯巴德想要采取的研究路径。确实，米塞斯和罗斯巴德在其他文本中运用了“推定偏好”。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互动使得我们仅仅能观察到一个点：均衡下的价格与成交数量，尽管如此罗斯巴德仍然画出了需求曲线以展示在所有可能价格上相应的需求量是多少。同样的，尽管别人仅仅能观察到我选了一件绿色毛衣，但这不能否定我可能在绿色毛衣和蓝色毛衣之间实际上是无差异的这一可能性。
2.3 连续性
米塞斯与罗斯巴德还有另一项对标准新古典效用理论的根本拒绝：连续性假设。罗斯巴德说“人们行动基于那些对他们的行动有重要性的事物之上。人类无法看到无限可分的极小变化；因此对他来说这根本毫无意义，对其行动而言也毫无关系。”[16] 这个假设比他初看上去的要来的影响更为重大。正如数学家会告诉你的，如果某个函数是不连续的，那么你将无法对它进行微分。这意味着，如果米塞斯和罗斯巴德是正确的，目前在经济学中的数学使用将全部报废。
这里有个明显的问题。如果偏好是不连续的，那么很可能供给和需求将永远不会相等，假如你画了连续的供给/需求曲线，他们几乎一定会相交。但假如你把他们画成离散的点，供给与需求一般地来说将不会必然相交。因此，基于对连续性的否定而反对数学计算的主张，其实也反对了对简单的几何方法的使用——比如交叉的供给/需求曲线——但这些图形充斥了罗斯巴德的著作。
当然，有人会说连续性的虚拟性质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罗斯巴德考虑过这个回应，并对此表示否定：“很多经济学者认为这个假设是无害但却大有用处的虚构，并指出其在物理学领域的成功应用……但根本的区别在于，物理学处理的是无生命的对象，它们运动却并不行动。”[19] 罗斯巴德就此陷入了严重的矛盾境地。如果连续性假设不是无害的虚构，那他就必须义无反顾的拿走所有其著作中的所有相交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并指出供给等于需求仅仅是在极端条件下才得以成立（而且既然没有连续的价格，那么单单供给与需求相交也毫无意义）。这样的立场是明晰的（不过米塞斯不使用图表，所以对他来说影响相对小一些），但更是古怪的。罗斯巴德应该承认对连续性的假设很少真正改变什么结论，并像接受供给与需求相交那样承认数学计算之于经济学乃是一种合格的方法。
2.4 福利经济学
尽管罗斯巴德与米塞斯对主流效用理论的拒斥是相似的，罗斯巴德则更进一步以奥地利方式“重塑了”福利经济学。他的主要结论非常简单朴素：每一桩市场交换都造福于所有的参与者，而每一桩政府干预都以一部分人为代价造福其他人。罗斯巴德因此作出了看似更强的主张：“如果我们允许使用诸如“社会”之类的词来描述所有个人交换的模式，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说自由市场“最大化”了社会效用，因为每个人都获得了效用的净收益。”[20] 这一主张可以简单的被表达为每一桩资源交换都有利于所有的参与者，而自由市场允许所有可欲的自愿交换付诸实施。
汉斯-赫尔曼·霍普 坚持罗斯巴德的理论，并做出了更强并更精巧的表述：帕累托最优不仅和方法论个人主义，因而也就是显示偏好，相容；该判准也是通向（奥地利）福利经济学的钥匙。它证明了以如上方式所运作的自由市场，总是，并且必然是增加了社会福利，而每一点儿对其的偏离都降低了社会福利[21]。严格来说，罗斯巴德只能宣称政府干预的福利效应对于“社会效用”来讲是模糊的。也就是说，既然受害者有所失而干预者有所得，那么在不进行不合法的效用人际间比较的前提下，就无从判断政府对社会效用到底有何影响。这是一个重点，因为它表明罗斯巴德的福利经济学对自由市场的辩护比通常所想象的要脆弱的多。具体来讲，罗斯巴德自身的理论剥夺了其以“不效率”的名义反对政府干预的能力。在否认以“效率”的名义为政府行为背书的同时，罗斯巴德也隐含地否认了以“效率”名义否定政府的可能性。在罗斯巴德的理论中并无逻辑缺陷（尽管在霍普版本的罗斯巴德福利中确实有缺陷），但其政治含义则与通常所想象的大有不同：罗斯巴德的福利判准通向了对国家主义可能好处的不可知论，而非明确的否定。
尽管如此，罗斯巴德的福利经济学仍然存在一个更严重的逻辑漏洞，这个漏洞再次来源于其行为主义的观点：只有显示出来的行动才是真实的。因此，罗斯巴德反对第三方的嫉妒可以损害“自愿交换增加社会效用”的原则，他说：“我们无法处理脱离了实际行动的推定效用。我们作为人类行动学家，仅仅能够处理从人类真实行动中能推出的效用。某人的‘嫉妒’，假如不体现为具体行为的话，在人类行动学的视角来看就只是浮云而已……他对其他人的交换是什么感受无法被显示出来，除非其采取侵犯性行为。就算他出版了诋毁这一交换的小册子，我们也没有铁证来证明这不是一个笑话或者精心策划的谎言。”[22] 确实，罗斯巴德还能把这个原则推的再远一点儿。当两个人签订一份合同，他们真的是在表达他们对合同规定的条款的偏好么？也许他们仅仅是显示了他们喜欢把自己的名字面对面的签在纸上而已呢。没有任何“铁证”说明把名字签在纸上的行为不是一个笑话，或者不是为了练习书法！
罗斯巴德对不可观察的偏好的否定，甚至连B·F·斯金纳（著名行为主义心理学家——译者注）都会感到震惊。我们凭什么认为没被表现成具体行为的偏好就是“浮云”呢？在每一给定时刻，通过内省，我们都会对没有显示在行为中的偏好有清楚的了解。搞明白别人脑子里是怎么想的当然更为困难，但这并不能说其他人的精神状态就不存在。国家主义者可以轻易的颠倒罗斯巴德的反驳，并声称，既然没有任何“铁证”说明第三方并不反对别人的自愿交换，那么也就不可能说明白该交换是否真的增加了社会效用。因此，罗斯巴德的福利经济学终于不可知论，不但不能对国家干预下判断，甚至不能对自愿交换的好处下判断
纵观其整个职业生涯，罗斯巴德激烈的批评现代新古典方法的福利经济学，这种方法认为再分配只要是符合“潜在帕累托更优”的标准，就可以认为是“有效率”的[23]。尽管效率的公正性仍远未得到证明，但是这一标准仍然有很多优于罗斯巴德标准之处。具体来讲，它至少允许人们对真实世界的效率进行判断——比如共产主义是没效率的，租金控制是没效率的，侵犯著作权是没效率的，等等。这并不能表明“潜在帕累托更优”这一福利标准是正确的，但却实实在在的提供了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的最初开端。
2.5 主观主义
无数的奥地利文献与书籍都使用标题里所说的“主观主义”一次。这给了人们一个印象，那就是其它经济学家都无法认同主观主义——这是个错误印象。有哪个新古典经济学家声称财货的价值取决于其包含的劳动量，“内在的善”，或者其他个人偏好之外的标准么？确实很多专业论文对偏好的异质性进行了抽象，但这仅仅是个简单化的假设而已。例如，假设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对数形式的效用函数就和假设世界上只有鲁宾逊和星期五两个人是一样的。这并不是对真实世界所下的判断，而仅仅是为了关注特定问题而采取的方法而已。
新古典经济学家喜欢对各种状况下“不效率”的判断或许显得他们破坏了主观主义原则。（或者说，做了效用的人际间比较）就像之前提到的那样，这是因为“效率”一词的用法有着与日常讨论中多少不同的技术性定义。
3.应用方面的议题
由米塞斯和罗斯巴德所发展起来的奥地利经济学之理论基础与现代新古典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既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奥派经济学独特的“谱系”，也是其宣称他们代表了“另一种学派的思想”的表现。但单在基础上有所不同是不够的，基本理论的区别必须在应用理论中表现出重要的分歧。接下来的章节将检验奥派经济学理论一些最重要的应用，并将说明总的来讲他们要么不是错误的，言过其实的，就是已经被主流经济学所吸收。
3.1 经济计算以及社会主义的“不可能性”
米塞斯将“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争论”视作对社会主义经济可能性的决定性否定。这里还有一些别的反对社会主义的有利论证；确实，“任何一个有脑子的人面对明显的证据，都不会否定在市场经济下劳动力的生产力要远胜于社会主义”[25]，但米塞斯坚持这并没终结争论：
如果社会主义计划除了会降低大众的生活水平之外没有其他缺点，那么人类行为学将无法做出最终判断。人们只能透过价值判断与权衡判断以在这两种体系中进行选择……但真实情况则完全不同于此……社会主义并非组织社会经济的现实选项，因为它缺乏任何经济计算的手段……社会主义无法成为现实，因为建成这样的社会体系乃超乎人类能力所为“[26]
这个结论是令人吃惊的，因为米塞斯一再强调经济理论只能提供定性而非定量的规律。比如，在《人的行动》中，米塞斯说：
计量的不可能并不是因为缺乏进行计量的技术手段的缘故。而是因为并不存在恒定不变的关系。如果缺憾仅仅是技术性的，那么在某些情形下，进行近似的估计总该是可能的。但事实则是，不存在确定不移地关系。经济学并不像无知的实证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因其”非定量“的性质而落后。它之所以是非定量的，是因为不存在常量。对经济活动的数据统计仅仅是历史数据。它告诉我们在某个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27]
假如事实确实如此，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单从经济理论本身就能得出经济核算的不可能性会严重到使得社会主义成为不可能？确实，社会主义经济将会严重的困扰于经济计算的不可能性；但是从米塞斯的理论出发，它又是怎么知道这一困难会严重到会让如此这般的社会崩溃呢？
如果我们考虑下孤岛上的鲁宾逊•克鲁索所做的经济决策，这一质疑的力度便显得更清楚了。像米塞斯说的那样“孤独的一人将很容易决定到底是增加狩猎投入还是耕作投入。他所需考虑的生产过程是相对较短的。他所需要的开支以及能负担的起的产品可以轻易的被感知为一个整体”[28] 鲁宾逊通过简单的“种类计算”——在心智中比较其偏好与机会——来进行决策。米塞斯承认这种情形是可以存续的，如果不是扩展到更大的经济体上的话。“设想在社会主义社区中可以用类的计算来替代货币形式的计算乃是一个错觉。在一个不实行交换的经济体中，类的计算将永不可能超过消费品的范围。当涉及到高阶财货的场合时，这一计算将变得彻底不可行”[29]
这段话可以引申出很多明显的提问。当星期五出现的时候，鲁宾逊的“一人社会主义”会因此崩溃么？恐怕不会吧。那么当另外的100个人出现呢？ 或者1000个人？米塞斯在鲁宾逊经济与现代经济中进行了区分。但为什么经济计算的争论只适用于前者而不是后者呢？这一区分再一次说明米塞斯尽管严厉地非难“定量性”，却仍然隐含地使用了定量假设。他进行了定量判断，那就是缺乏经济计算手段对于鲁宾逊经济无伤大雅，却会毁掉现代经济。也许米塞斯是对的，但是“纯的”经济学理论无法给他明确的答案。
自米塞斯以后，奥派经济学家们过分强调了经济计算争论。在没有经验证据显示这一特别的困难是最严重的问题的情况下，它不过是成百上千中反对社会主义的理由清单中的一项。我们怎么知道工作的努力程度，创新，地下经济，以及其他大量的障碍不比经济计算问题更重要呢？
共×政权的崩溃让奥派学者高声宣布“米塞斯是正确的”。是的，米塞斯是正确的，社会主义确实是糟糕的经济系统，而仅仅是共×政权的倒台才真正的告诉我们它到底有多么糟糕。但是目前的情况并没表现出经济计算是社会主义经济无法克服的困难。没有自然实验来证明社会主义经济单单遭受缺乏经济计算的困扰。因此，经济史和纯经济理论并没能说明经济计算问题是社会主义面临的严重挑战。[30]
3.2 垄断理论
垄断理论是米塞斯和罗斯巴德之间的争论点之一。米塞斯承认在理论上存在自由市场垄断的可能性-垄断者被定义为在竞争价格上缺乏弹性的某种货物的单独卖家。罗斯巴德否定米塞斯的理论，他认为除非政府有意的限制竞争，否则将不存在独立判断“竞争价格”的标准。
罗斯巴德简单的对付了米塞斯的理论，但是却对现代新古典理论投入了少得可怜的关注力：显然，除非企业面临水平的需求曲线，那么其活动必然或多或少带有垄断性质。因为假如企业面对的需求曲线不是水平的，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将驱使企业将价格定的高于边际成本。在缺乏完美价格歧视的情形下，这意味存在着“无谓损失”——或者说，存在着没能实现的交易盈余。在《人，经济与国家》的一个脚注中，罗斯巴德简要的抛弃了这个观点并且不加解释：“目前有一种有趣的说法认为边际收益与价格之差损害了消费者能在市场上所能达到的满足水平。这个假设是完全不足为凭的。”[31] 但这不是个假设，而是结论。比方说，假如某企业生产额外一份软件拷贝的成本是1美元，但是在面临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的情况下，它将把售价定为10美元，这里面就存在着没有实现的交易盈余。任何愿意支付高于1美元低于9.99美元价格的消费者都将不会购买软件，尽管这些钱已经足以补偿生产的边际成本。[32]
为了避免读者诸君误解我无条件的支持完全竞争的理念，我要指出，在我看来，罗斯巴德作为经济学者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指出政府有无限种手段来制造垄断[33]。罗斯巴德正确地解释了为何市场垄断如此困难。罗斯巴德也正确地解释了为何由于规模经济，口味多样性以及种种其它因素的影响，由强制力去推行完全竞争是彻底错误的行为。罗斯巴德需要做的仅仅是承认不完全竞争有其不好之处，并同时指出伴随其中的是其它数不清的好处。
罗斯巴德在垄断理论上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在1962年这样的年头，他仍然远远的超越其同时代的学者。完全竞争理论确实被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严重的滥用了。他们混乱地“证明了”分散化是效率的，因为在一开始就假设规模经济无关紧要，“证明了”广告是无效率的，因为假定了信息的完美性。不过自从罗斯巴德写了《人，经济与国家》，更好的新古典理论家已经成长起来。已经有一大批文献表明了不完全竞争的好处完全足以补偿其带来的损失。有些经济学家发展了熊彼特的观察，认为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企业几乎没有动机进行创新。而其他人已经发现了广告的效益所在。总之，用新古典的行话讲，现存的事例强有力的说明自由市场的结构是“次最优”的：在现实条件下不可能在此基础上更有所改进了。不幸的是，尽管罗斯巴德让奥地利学派起了个大早，却仍然无法阻止新古典研究后来居上，跃身而过。
3.3 公共品
罗斯巴德对新古典公共品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外部性理论）的否定是其效用理论的逻辑应用。
对于税收的承受者来说，他们被迫去为他们本来不会花钱购买的好处缴费。我们怎么能说他们“获益”了呢？标准的回应是：就算税收承受者愿意承受这一成本，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他们将“不能”获得相应的好处。 但问题在于，那些批评者们到底是通过什么神秘方法知道纳税人一定愿意购买这些“好处”呢？我们仅能从确实表现出的选择中察觉偏好排序的内容。既然真正的选择并非去购买这些好处，那么某个外在的观察者是断然不能宣称B的偏好序列和它表现出来的行动有什么“真正”不同[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