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飞逝，岁月匆匆，1977年恢复高考，到现在已经40周年。40年不算短，可是高考是个改变人生的大事件，所以当时的场景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模糊，反而越来越清晰了。
那是1978年春季开学的一天上午，我正在教室里给同学们上课，忽听外面有人喊：“通知鲁长泉去县里体检！”我丢下课本朝外张望，见喊话的是大队通信员鲁景堂。我当下一怔，但瞬间反应过来：这不是年前的高考过线了吗？有可能，有可能！我呆呆地立在那儿，身上的血往上涌，心脏咚咚地跳，脸上发热发烫，手也抖个不停……我已无法再与学生们讲话，眼泪大滴大滴往下掉。
体检，就意味着距离录取不远了，去年的考试有结果了。我觉得苦日子仿佛离我而去，苦难也要告别我的全家。此时此刻，我怎能抑制澎湃的心情，沸腾的热血？这是上帝送来的福音！
多少心血的结晶，多少年的期待，多少人的企盼！上帝是公平的。我飞跑着把这天大的喜讯告诉我的父母，告诉我的邻居，告诉我的民办教师同事，告诉我最最敬爱的舅舅，还有我的大哥和姐姐们……
现在的人可能不理解，大学的通知书尚未到手，仅仅通知去体检就激动成那样？
那是你不知道，如今考大学稀松平常，什么一本二本三本，不管那一本，都能把你给“本”进去。而我们那时候，别说“本”，就是考个中专中师都属凤毛麟角，整所高中剃光头并不鲜见。就我现在工作地长陵乡和毗邻的夏庄乡，恢复高考第一年两个乡镇考零蛋。我的家乡是小茴，我们小茴乡一下考取五人，当时全县震动！
高考难是一方面，考上了大学毫不亚于“鲤鱼跃龙门”是最主要的一方面。那时候属于从毛时代向邓时代过渡，毛时代物资匮乏的程度绝对如同今日的朝鲜——别说喝肉汤，面糊都喝不上。记得孩子生下来没奶水只能喂藕粉，稍大一些就吃红薯了。现在最大问题是食品有毒，那年头绝对绿色，问题是啥都没有啊！如果考上大学呢？国家分配工作，国家定量供应粮食，国家按月发工资。如果谁家有人在国家机关里工作，能让全村人羡慕得要死：因为工作人员有工资有粮食贴补家庭，全家老小就不会十分地挨饿；他们的孩子有花衣服穿，他家孩子的脸上红润有光泽；那时候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经常去他们家喝酒，他们的老婆基本不用出工受太阳晒，都养得白皮生生。
我是1957年出生，凡过来人都知道，我的青少年不幸与共和国一同受难。57年反右，58年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这一个个历史事件正好贯穿于我的儿童少年！苦难和饥饿如影随形，伴我长大。
那时我家7口人，除我和妹妹外，都是成年劳动力。家里劳动力多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工分不值钱，可劳力饭量大，所以我家没有一年不挨饿。
我如果能考上大学呢？我家不也有了国家工作人员了吗？我家本来就特殊，当年比普通人家苦难更深饿得更很，我小小年纪多次出门讨饭。我们这样的人家如果出了大学生，真叫一步登天！所以当时听到鲁景堂喊我去体检，心脏啊就蹦到了嗓子眼。
感谢我的老娘，虽然我的老娘也是农民。她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己识文断字。她一直坚持让我上学。虽然那时候并看不到读书有什么希望。
可能是64年吧，我先读耕读小学，就是村子里的学前班，后来去大队读初小，文革后学校停停复复，复复停停，断断续续坚持到高中毕业。高中毕业实际上等于失业，在那时考大学是做梦。
1966年发生文革，学生们各回各家。从幼儿园到大学统统关门。到了1973年，或者更晚，伟大领袖好像一觉睡醒，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说的是理工科大学”，于是大学重新开张，并进行了简单的选拔。碰巧天津有一位张铁生，干了几年农活啥都不会，干脆交了白卷。交白卷就交白卷呗？可他不甘心，他在卷子的空白处发了一通牢骚。谁知道有好事的阅卷老师把这事给捅了上去，结果张铁生做梦都想不到，他交一张白卷居然被大学录取了！真乃造化弄人。
可是，在那会儿，大学选拔优等生不太容易，选拔交白卷的却大有人在。难道大学能把交白卷的个个录取吗？于是聪明人又找到了“办法”——推荐，让贫下中农推荐，推荐那些“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子女去读大学，而且规定必须有两年的“农龄”——在农村劳动两年。可是推荐是推荐，当下就走了样儿，“根红苗正”的都是干部子女，无权无势的贫下中农的孩子实际上和黑五类差不多。
大家想想我鲁长泉指望什么？我什么也指望不上，所以就坚定不移地走扎根农村的路线，心安理得地在广阔天地练一辈子红心。
那时候，城里学生下放到农村叫下乡知青，我们叫回乡青年。下乡知青政府招呼吃招呼住，回乡青年不用费事，回到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地方就是了。我在生产队干了半年活，后来赶巧去大队当了民办教师。转眼到1977年的下学期，和往常一样我正向泥巴孩儿“传道授业”，没曾想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大学恢复考试招生，不论年龄大小，出身如何，都让报名。
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面对飞来的喜讯，我是又喜又忧。喜的是我和任何人一样有了平等考大学的机会，忧的是机会来了我没有丝毫准备。
于是我又捧起了书本。我把还没有丢掉的高中课本翻出来，找不齐的问别人借，就着煤油灯如豆的亮光读《陈涉世家》，演算二项式定理，配平化学方程式......脑子都晒了三年的白地了，当时在学校里都没学好，重新拾起来谈何容易！向别人请教，身边没有高人；走出去复习又没胆量（如果辞去民师将来名落孙山怎么办？铁饭碗没端上反把泥巴碗搞丢了）。也该着背时，别人都在热火朝天复习功课的时候，教对手课的程老师又因为父亲患癌症请长假，他的课也要我来教。
考大学只能“望天收”了。
踏进考场是深秋初冬季节，我们穿着棉袄背着棉被，一阵一阵往考场赶。再看看我们这些考生，有的胡子拉茬已经结婚生子，有的刚刚毕业乳臭未干，有的是工农兵学员又来回炉，有的甚至都当上了大队支书公社干部……三教九流五花八门，活脱脱一支杂牌军。十年了，十年考生浩浩荡荡一同进考场，简直就像农村逢大集!
全部试卷400分，语文数学政治各100，物理化学100。第一场考语文，语文是我最拿手的，卷子分成两大块，语文知识一块30分，作文70分。语文知识记得有翻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的译文是“王侯将相难道有种吗”，现在知道不对，可那时候就那水平。说起来让人见笑，我从小学读到高中，从来没有经过一次正规考试，只知道考试就是写作文，哪晓得还考语文知识。作文两题任选，我选了《我的心飞向了毛主席纪念堂》。这题好写，便于抒情，能打动人。我一气呵成，把卷子写得满满当当，估计没少抓分。写完意犹未尽，又在格子外面加一段，后来觉得画蛇添足，涂掉了。
我之所以没选第二个题目《抓纲治国二、三事》，因为它是记叙文，记叙文容易写干巴。文章不打动阅卷老师是要吃亏的。第一个题目是散文，纪念毛主席，我们一直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跟他老人家那是什么感情啊!如果阅卷老师不疲劳，还不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要是老人家真能走出纪念堂，非把我弄到他身边当接班人不可。
考试间隙，同乡的梁安芳老师凑近我问：“鲁长泉知道哪三个世界啵？”我说知道。“赶快给秀芝抄抄”，他说。
梁老师问的是政治题，“三个世界”是毛主席按照贫富差别把世界分成三个等级，美国是第一世界，西欧日本是第二世界，我们属第三世界。秀芝叫梁秀芝，就是后来的梁惠，梁安芳老师的女儿。梁老师真有水平，下午考政治果然就有这道题。
政治题出得容易，比如“内因外因”，“一分为二”等，都是常识。不用问，我又是个大丰收。
第二天就懵了。数理化那东西真是忘得快，题目拿到手都是似曾相识，也觉得不难，可等到下笔，不是忘了公式就是忘了步骤，急得抓耳挠腮。那么容易的题目就难坏了我们这些所谓的高中毕业生。如果放到现在，差等生都能考100分。这天的200分我连20分都不敢想。
考试结束我又回到学校里安心地“误人子弟”，对大学没寄一丝希望。掰着指头只能算出100多分，还上什么大学！标语上写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我一颗红心一种准备。当时大学招得少考生多，谁都没寄太多希望，都是抱着“碰”的心态，录取的概率根本就不如现在买彩票。
过年去看望舅舅，舅舅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200分一大关，没啥希望。舅舅惊奇地说200分有希望，肯定有希望！舅舅是公办教师，他信息灵，他说有希望就是有希望。可我还是没有放在心上。
又等个把月，就是1978年的春季开学，文章开头的一幕发生了，有关部门通知我去检查身体，我觉着读大学八九不离十了。
记得很清楚，是4月初几，通知书下来了，是潢川师范。我4月10才报到，我到的时候人家已经上课几天了。虽然因为分数低读了中师，可毕业后吃了皇粮拿了工资，真的告别了饥饿和苦难。我的父母虽然没有享到大福大贵，但再也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了。我的“高中”也荫及妻子儿女，我先把妻子带在身边做民师，后来转正跟我一样成了公办教师，儿女都先后读了大学。
1977——2017，40年眨眼而过。40年前的情景历历在目。甚至笔者在敲击这篇文字的时候，还依稀记得当年的那种激动。
藉那次高考改变命运的人们，现在差不多都退休了，个别老三届出身的已经到了颐养天年的年龄。我们这拨人子孙满堂自不必说，物质上也算满足了。我希望大家再掏把劲儿，再等30年在我们“临走”的时候能让儿孙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让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