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时的爱因斯坦。
撰文 | 施郁（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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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是远东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也是海路交通要塞。1922年11月中旬至年底，爱因斯坦和妻子埃尔莎应日本一家叫“改造社”的出版社之邀在日本访问，来回途中均在上海短暂停留。当时上海的很多报纸都有报道。根据这些报道，戴念祖先生 [1-5]、胡大年先生 [6,7]和许步曾先生 [8] 对爱因斯坦在上海的短暂经历都作了研究。2011年，生物物理学家艾辛格（Joseph Eisinger）根据爱因斯坦日记以及相关资料，出版了《Einstein on the Road（爱因斯坦在路上）》[9]，里面对于爱因斯坦在上海的活动亦有所描述。不过笔者发现，这本书有若干细节问题，有些地方偏离了爱因斯坦日记中的意思。将不同资料相互比较，可以发现以前的各种著作有这样那样的不准确或失误之处。
笔者研究了原始的爱因斯坦日记和信件等资料 [10]。现在以此为主要依据，综合其他相关资料，以时间顺序为主线，厘清爱因斯坦在上海和日本的主要活动，对以前研究者未注意的方面略加突出。笔者还全文翻译了爱因斯坦在上海期间的旅行日记。
除明确的中文引文外，对外国人文字引用均由笔者直接翻译自英文。
1922年11月13日上午约10点，爱因斯坦乘坐的“北野丸号”抵达上海汇山码头。欢迎人群中有德国驻沪总领事悌尔（Fritz Thiel）、瑞典驻中国公使（瑞典公使馆设在上海）、日本改造社代表稻垣守克夫妇（爱因斯坦夫妇访日期间的陪同）、同济医工学校内科学讲师斐司德（Maximilian Pfister）和夫人（Anna Pfister-Königsberger）。采访爱因斯坦的记者中有14个来自日本 [10]。艾辛格文中说，参加码头欢迎的有当地德国人代表，而不是犹太人代表。他将斐司德误写成德国领事，大概是忽略了爱因斯坦日记中的一个逗号。 戴文和胡文中则说有犹太人代表。
►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
悌尔在给德国外交部的汇报中说，他曾邀请爱因斯坦去他的住所用早餐，但是不得不放弃，因为到上海来接爱因斯坦的一个日本人（显然是稻垣）主导了爱因斯坦的日程安排。爱因斯坦告诉悌尔，根据合同，科学交流要由改造社安排。悌尔提醒爱因斯坦注意对国家和德国人社区的责任，爱因斯坦表示会注意 [10]。
14日，上海的英文报纸China Press（大陆报）刊载了两篇报道。一篇的标题是“Einstein Here, Pleased with Nobel Award”（爱因斯坦在这里，对诺贝尔奖感到高兴）。另一篇报道的标题是“Madam Einstein admits she’s of the majority: relativity puzzles her too（爱因斯坦夫人承认她也属于多数：不懂相对论）”，其中包含爱因斯坦手写的相对论洛伦兹因子表达式的照片。这位记者采访过爱因斯坦五次，现在再次询问爱因斯坦以前告诉他的例子，即路边观测者看行驶火车里平放的杆子，长度缩短，于是爱因斯坦就写下了关键的洛伦兹因子，照片刊登在报纸上 [2]。
15日，时报对爱因斯坦描述如下 [8]:
“博士面貌温和，一君子人，其神气颇类村庄传道教师。衣黑色，极朴实，领结黑白色，髭黑，发灰而短，二目棕色，闪烁有神。谈话时，用英文颇柔顺，无德语之硬音”。
这篇报道还提到：
“北京与金陵二大学已邀博士演讲”，以及“如有暇，或参观圣约翰与大烟厂”。
15日，时事新报刊登以“爱恩斯坦赴日演讲”为题的报道。笔者根据照片 [2]，将当时的报道全文抄录如下（此报所有标点均用顿号）：
“德国相对论学说发明家恩爱坦斯（原文如此）博士、乘日本邮船会社之北野丸赴日演讲、于13日过沪、爱氏于二日前接无线电、以研究科学得奖诺贝尔奖金、甚为欢悦、至此间后、复由瑞典总领事正式通知、爱氏昨已赴日、需时七星期、然后赴京宁等处演讲、若有余闲、拟来沪演讲二三次、兹将其最近谈话等录下、
爱恩斯坦氏之谈话： 爱氏到沪后、曾与人谈话、略谓、予第一次至东方、至为欣悦、并多惊奇之事、南方理想的气候与清洁之空气、灿烂之明星、均足供余受一不可消灭之印象、永难忘却、予在船上虽仅略为简单之试验、而予于相对论之信仰、已更为强固、问新近是否续有所发见、答以个人论，与科学研究上并未能有所增益，惟闻有英国科学家若干人，在澳洲西海岸试验，已经有显著之成绩、惟其真价值如何，尚不能臆断、因其图片等需送往伦敦以极其精细极准确之仪器量之也、荷兰科学家之赴圣诞岛者，以天气严寒，未有确实之成绩、此行予虽亦在被邀之列，顾以家内工作甚忙，故不能不于最后谢绝之、氏言在日演讲期满之后、大约将来华演讲、彼已接受北京大学及金陵大学之请、若有余闲、并拟在上海讲演二三次、其赴日后之第一次讲演在庆应大学、继赴东京帝国大学讲演、氏于十四日清晨、即乘北野丸赴神户、约七星期后复来此间云、”
上面引用的当时的报道表明，爱因斯坦13日在上海下船后由瑞典公使正式通知诺贝尔奖，但是两天前在船上时已经“接无线电”而得知。 笔者认为，这里的所谓“接无线电”是指接电报，而非胡文和许文所说的听收音机。
实际上，在爱因斯坦启程之前，9月，诺贝尔物理奖委员会主席阿仑尼乌斯得知爱因斯坦的旅行计划后，写信给爱因斯坦，透露他将得诺贝尔奖（施译）[10]：
“可能非常需要你12月来斯德哥尔摩，如果你去日本，这就肯定不可能了。但是请你来斯德哥尔摩的邀请不能在11月中旬发出。你难道不能在欧洲待到那个时候？如果能的话，你想必也会不久后访问斯德哥尔摩，除非某个‘至高无上’的力量阻止你。”
爱因斯坦在给阿仑尼乌斯的回信中，不失幽默地说（施译）[10]：
“因为我与日本已有合约，完全不可能推迟旅程。我将在3月回到欧洲。希望对我来瑞典的邀请只是推迟，不会取消。”
在这两封信中，他们还讨论了爱因斯坦为何要去远东旅行[11]。
物理学家劳厄也写信给爱因斯坦（施译）[10]：
“据我昨天得到的可靠消息，11月可能发生的事件需要你12月待在欧洲。无论如何考虑一下你是否还要去日本。”
爱因斯坦在日记中一点也没提诺贝尔奖通知！艾辛格说爱因斯坦在即将离开日本之前得知获得诺贝尔奖，显然是个错误，大概他是从诺贝尔奖颁发日作推测，却不知道是在11月宣布的。
11月10日，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一份电报发到爱因斯坦在柏林的家：“授予您诺贝尔物理学奖，信中详述。”阿仑尼乌斯当天发出了给爱因斯坦的信[12]。考虑到时差，爱因斯坦在到达上海两天前在船上收到的电报大概也是这天发出的。
爱因斯坦未出席1922年的诺贝尔奖颁奖仪式。次年7月他参加斯堪的纳维亚科学协会在建市300周年之际于瑞典哥德堡召开的大会，演讲“相对论的基本思想和问题”。在诺贝尔奖的档案中，这个演讲被当作爱因斯坦的诺贝尔演讲[12]。
这一次，爱因斯坦夫妇在上海逗留了一天半。13日上午下船接受记者采访后，去“一品香”餐馆（位于现西藏中路-福州路北[8]）用午餐，5点去斐司德家，然后去“小世界”剧场（位于现福佑路-城隍庙后[8]）听昆曲，还游览了城隍庙、豫园、南京路等地。
笔者注意到，爱因斯坦在这之后，坐车回到斐司德家，与当地的德国人召开茶话会，接着以希尔施（W. Hirsch）拉比为首的犹太人代表团向爱因斯坦夫妇表达当地犹太人的问候，并邀请他们在下月返回上海时出席犹太人的招待会 [10,8]。
然后与稻桓夫妇驱车去画家王一亭家“梓园”参加欢迎晚宴。宾主留下一张珍贵的合影，后来由王一亭赠爱因斯坦夫妇。笔者根据爱因斯坦日记中一句不完整的话，判断照片是在晚宴开始前所摄。
王一亭也是日资公司经理，在日本大地震后捐款，获天皇奖励了这座日式住宅。园中有百年古梓，由吴昌硕题名[8]。他在1937日本占领上海后拒绝出任伪职。
►爱因斯坦夫妇等人在王一亭家中（Leo Baeck Institute收藏）。
除了爱因斯坦夫妇，出席王一亭宴会的还有：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以及该校教师、曾留学欧洲的原北大教授张乃燕（字君谋，张静江之侄，后任浙江教育会长、中央大学校长、驻比利时公使等职，41岁始隐居上海，出席宴会与北大无关）、与主人王一亭有亲的浙江法政学校教务长兼持志大学教授应时、夫人章肃或者张淑（持志大学法文教授）和女儿应慧德、大公报的曹谷冰和张季鸾、斐司德夫妇、稻垣夫妇、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村田。
于右任致辞 [7,2]：
“鄙人今日得与日本改造社欢宴博士，谨敢代表中国青年，略述钦仰之意。博士实为现代人类之夸耀，不仅在科学界有伟大之贡献与发明。中国青年崇仰学术，故极崇仰博士。今所抱憾者，时间匆促，不能多尽东道之谊，尤不能多闻博士伟论。惟愿博士在日讲学既毕，重为我国青年赐诲。”
爱因斯坦答辞 [7,1]：
“今日得观多数中国名画，极为愉快，尤佩服者是王一亭君个人作品。推之中国青年，敢信将来对于科学界，定有伟大贡献，此次匆遽东行，异日归来，极愿为中国青年所见。”
张乃燕又以德语致辞[4]。席间应慧德以德、法、英三种语言与爱因斯坦夫妇交谈，并朗诵德文诗篇 [1,10]，应夫人用德语招呼客人[10]。爱因斯坦日记中夸奖菜肴丰盛。但有报道称他曾评价菜肴油脂太多，恐不易消化[8]。
九点半，爱因斯坦夫妇随稻桓夫妇去一个日本俱乐部，参加约一百名年轻日本人参加的日本校友会接待会，气氛非正式，欢迎辞和答谢辞由稻桓翻译。回船后，有个英国工程师拜访 [10]。
次日上午，爱因斯坦夫妇参观了一个村庄和一所庙宇。笔者根据爱因斯坦日记中的描述判断,这是龙华寺。爱因斯坦夫妇下午3点离开上海。
为了了解爱因斯坦这些活动的细节和感受，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看看他的日记。
对于这次在上海的逗留，爱因斯坦在11月14日日记里的描写比较诙谐，而且包含不少以前人所不知的细节，全文如下（施郁译）[10]：
“13日早晨大约10点钟，抵达上海。沿着平坦、如画、黄绿色的河滩逆流而上。两位瑞士官员离开了，一个来自伯尔尼，好心地修理了我的小烟斗，一个是有点沙文主义但是其他方面很好的年轻前德国官员。在上海，上船欢迎的有稻垣夫妇，他们是我们上海—神户旅程的陪同，德国领事，斐司德夫妇。首先，一群日本和美国的记者问了惯常的问题。然后，稻垣和两个中国人，其中一个记者（施郁注：想必是日本人村田），一个中国基督教联合会秘书，将我们带到一个中餐馆。 吃饭时，我们看到窗外路过一支嘈杂而色彩斑斓的送葬队伍，让我们觉得野蛮而近乎滑稽。食物精细、源源不断。每个人不断地用筷子从桌上很多共用的小碗里夹菜。我的内脏很不舒服，因此立刻离开，在5点时愉快地降落在友好的斐司德夫妇天堂般的家。吃了点东西后，在华界散步，天气晴朗。街道狭窄，挤满行人和脏兮兮的黄包车、空气中各种恶臭。印象是温顺、漠然、被忽略的人们为生存而坚强奋斗。路边，露天作坊与商店喧闹声很大，但是没有争吵。我们去了一家剧院（施郁注：小世界），每一层都有一个丑角表演。观众们总是很欣赏、很娱乐，有各种人，还有小孩。到处都很脏。非常喧闹的人群内外，都是很高兴的脸庞。即使是做苦力的也没有显露悲惨的模样。 特别成群的民族，常常有挺起的肚子，总是健康的神经，常常更像机器人而不是人。有时候咧嘴而笑，表现出好奇。滑稽地与我们这些欧洲人对视——拿着夸张的长柄眼镜的埃尔莎显得特别威严。
然后，驱车前往斐司德宽敞的别墅，刚刚我夸它是安全天堂。愉快的茶（施郁注：上海的德国人参加）。然后来了以拉比为首的八位犹太显贵，和他们交流很困难。然后，与稻垣夫妇驱车穿过迷宫般的黑暗街道去一位富裕的画家家里吃中餐晚饭（施郁注：王一亭的梓园）。房子外墙高冷，外面黑暗。里面，节日般灯火通明的走廊环绕着浪漫的带有如画般池塘和花园的庭院。走廊里装饰着主人所作的精彩真画，以及精心搜集的有年代的艺术品。晚饭之前，所有参加晚宴的人合影留念（施郁注：爱因斯坦原句不完整，笔者判断，遗漏了“合影留念”），包括东道主、我们、一位说德语的中国人（施郁注：张君谋）、一对与东道主有亲的夫妇（施郁注：应氏夫妇）和他们天真漂亮的女儿（施郁注：应慧德），她大概十岁，非常甜美地用德语和中文朗诵，上海大学的校长（于右任）和几位教师。无穷无尽、特别丰盛的佳肴，超出欧洲人的想象力。彻底罪恶地沉迷于伤感的演讲，由稻桓这样那样地翻译，得承认其中之一就是我所作。东道主的脸不同寻常地健康，与霍尔丹（施郁注：Richard B. Haldane）类似。墙上挂着一幅精彩的有宝石的自画像。朗诵小女孩的母亲承担了女主人的任务，风趣有才地用德语招呼大家。九点半时，我们随稻桓夫妇离开，去一个日本俱乐部，受到约一百名大多年轻的日本人的欢迎（施郁注：来自日本校友会），欢迎是令人愉快地非正式、谦虚和快乐的。同样随意的欢迎辞和答谢辞，由稻桓翻译。然后回船。在那里，有个有趣可爱的英国工程师来访。最后，上床。
今天（施郁注：11月14日）早饭后，坐小汽车去一个有趣的庙，里面有很多庭院和一个华丽的中国塔（施郁认为是龙华寺），目前用作兵营。旁边，一个非常好玩的村子，全是中国人，有狭窄小路和向前开窗的小房子，到处是小店和作坊。与当地人互相端详，比在市区更厉害。小孩既好奇又害怕。全程都是愉快的印象，除了污物和臭味；我将来会经常愉快地想起。我们仔细看了庙。附近的人似乎对它的美没有兴趣。建筑和内部装饰（佛像和其他塑像比真人尺寸大）奇怪地共同形成伟大的艺术整体印象。在巴洛克式的深奥迷信塑像之间进行崇高的佛学思考。
下午，三点离开。”
►王一亭与霍尔丹的照片。
爱因斯坦认为王一亭像霍尔丹。确实像！爱因斯坦观察力惊人！
爱因斯坦夫妇11月17日抵达日本神户。下面我根据爱因斯坦的日记、通信及相关资料，整理出他在日本的主要活动和行程的简况，与上面的上海日记衔接，我们从中可以对爱因斯坦的旅行生活和在日本产生的影响有个感性认识：
11.16. 穿过有很多小绿岛的日本海峡，峡湾风景变换、令人愉悦。
11.17．抵达神户。乘2小时火车到达京都。晚间讨论科学。
11.18. 早晨坐车参观京都。早上九点到晚上七点乘火车，到达东京。
11.19. 从一点半到四点、五点到七点，向两千名听众做第一次公众演讲“狭义与广义相对论”，由石原纯翻译成日语。成人票价3日元，学生票价2日元，相当于午餐价格的十倍。以后所有的公众演讲也都是石原翻译。
11.20. 参加科学院午宴。与东道主改造社总裁山本及其同事共进晚餐，看戏剧。
11.21. 参加皇宫花园的菊花节。晚上去在日本工作的德国人柏林纳（Sigfrid Berliner）教授家。
11.22. 出席改造社的招待会，参观庙宇、日本人住家、农场。拜访科学院院长，得知其子（其实是女婿）也曾是瑞士联邦工学院韦伯（H. Weber）的学生，勾起爱因斯坦的不快（爱因斯坦大学毕业时没能找到工作，与老师韦伯有关），出席德国-东亚学会的欢迎宴会。
11.23.上午与记者会面。下午参观音乐学校。与日本教授和德国大使馆某人共进晚餐。
11.24.早上与稻桓步行。五点半到七点、八点到十点，作第二次公众演讲“物理学中的空间和时间”。 演讲厅爆满，有几十人有票却进不去。所以后来改造社出资请爱因斯坦去仙台讲。
11.25-12.1. 在东京大学物理系开始讲授相对论，分六次，每次四小时，听众有120个教员，5位研究生和18位本科生。
11.25. 上第一次课“狭义相对论”。观看音乐演出。一群记者邀请晚餐，见到艺妓。
11.26. 星期天。参观博物馆，有很多中国和日本艺术品。看能剧。参观一个巨大的书店，所有250员工出席。
11.27. 与长冈教授讨论无休止的日本大学考试。上第二次课“四维空间和张量理论”。在一位“北野丸号”上认识的日本植物学家家里吃晚餐，席间有音乐舞蹈，爱因斯坦演奏小提琴。
11.28.被东京商业大学学生欢迎，有个学生用德语致辞。爱因斯坦谈日本文化价值。后来坐在校长旁边用餐。下午在东京大学上第三次课“时空的张量表示”，参加学术报告会，是关于卡门（Karman）问题。与改造社员工共进晚餐。
11.29. 十点半，参加一个日本人家的茶道仪式。去早稻田大学被一万学生接待，致辞。下午在东京大学上第四次课“广义相对论”。参观研究所，关于电弧线移有有趣讨论。
11.30. 与妻子去火车站咨询旅游信息。被稻桓带去听中国古代音乐。爱因斯坦认为拜占庭和中国-日本音乐有共同的印度起源，有赞美诗的曲调，精彩的音饰，笛子、弦乐器和簧片乐器产生清脆的音调，包括对于高音。参加大学的报告会和讨论。对东京大学两万名学生讲话。去德国大使馆参加晚宴，和外交官和其他大人物。音乐很好，但是其他事情“生硬乏味”。爱因斯坦拉了小提琴，但是觉得很糟糕，因为疲劳和缺少练习。 丹麦大使夫妇将爱因斯坦夫妇送回家。
12.1. 最后一次上课，是关于“宇宙学问题”。结束后，学生们表示感谢。然后东京大学为他举行盛大告别晚宴，东京学术界精英都参加了。晚餐结束时，在山本致辞后，爱因斯坦致辞，并用小提琴演奏贝多芬的“克莱采奏鸣曲”。
12.2. 访问东京技术学校。下午1点至9点，爱因斯坦与稻桓乘火车去仙台。有两位东北帝国大学教授乘四小时火车到中途迎接。 火车站欢迎爱因斯坦人群威胁生命般地拥挤。
12.3. 九点半至十二点、一点至两点半，为三百五十人听众作在日本的第三次公众演讲“相对论原理”。下午在山本、稻桓和漫画家冈本的陪同下，游览海边风光和一个长满松树的小岛。后面几天活动也由他们陪同。晚上参加与学生和教授的“让人感动”的聚会，将名字写在墙上。东北帝国大学还以年薪5000美金邀请爱因斯坦作临时教授。
12.4. 去日光一日游。这两天总被列车员特殊照顾。爱因斯坦与稻桓的妻子也来到仙台。
12.5. 除了因为与妻子团圆而不愿起床的稻桓，其他人在早晨10点到达海拔1300米的中禅寺。爱因斯坦在日记里写下对日本人的评价（施郁译）：
“至少在日本，我宁愿与日本人打交道。他们气质上类似意大利人，但是更有教养，还完全沉浸在他们的艺术传统中，不紧张，充满幽默。在路上我们讨论了佛教。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喜欢原始基督教。还谈了日本人在杰出欧洲以前的世界观。似乎日本人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南方的岛屿比北方的岛屿热。他们似乎也不知道太阳的高度与南北位置有关。这个民族的智力需求似乎比艺术需求弱：自然秉性？”
12.6 参观日光的庙。回东京。
12.7. 在石原、稻桓、山本夫妇陪同下，去名古屋。写日本印象文章。在火车站受到学生人群的欢迎。在宾馆偶遇在日本访问的生物化学家米凯利斯（L. Michaelis）。
12.8. 学生和教师在名古屋火车站欢送。到京都后受到物理学家和学生的热烈欢迎。下午与米凯利斯演奏音乐，然后作了第四个通俗演讲“相对论原理”，由石原翻译。
12.10. 十点半到十二点、一点到三点，在京都作了第五个公众演讲“相对论原理”。游览御花园和加冕城堡。看到四十位中国政治人物画像，表明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
12.11. 去大阪。受到市长和很多学生到车站迎接，在一个宾馆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伴有军乐和很多致辞，包括爱因斯坦的一个。五点半到七点、八点到九点半，对2500名听众作了第六个公众演讲“狭义与广义相对论原理”。然后回到京都。
12.12. 参观幕府城堡，研究物理。
12.13. 去神户。与山本和一位政治家共进午餐。五点半至八点，作了第七次公众演讲“相对论原理”。参加德国领事馆的晚餐和德国俱乐部的招待会，乘夜车回到京都。
12.14. 京都大学为爱因斯坦举行了一次所有教授都参加的午餐会，然后在学生大会上，一位学生用完美的德语致欢迎辞，爱因斯坦应邀演讲“我是怎么创立相对论的”。这是他唯一一次介绍这个发现过程，石原记录下来，后来出版成为重要文献。参观物理研究所。
12.15-18．休息、游览。16日写了一些信。
12.19． 写了一些信和明信片。晚上六点至次日早晨六点，去宫岛。
12.20--22. 在宫岛旅游。 其中21日，给上海社区（施郁注：指上海犹太人）发了电报。
12.23. 到门司。招待奢华，入住高档的三井俱乐部。
12.24. “第一万次照相”，然后去福冈。一点至三点、四点至六点，为三千多听众作第八次公众演讲“狭义与广义相对论原理”。还拜访了在“北野丸号”上认识的日本医生三宅林。三宅林陪他去一个宾馆，老板娘给爱因斯坦磕了一百次头。
12.25. 爱因斯坦称之为疯狂的一天，主要是各种琐碎事情，包括与桑木彧雄（此人最早将相对论引进日本）讨论相对论的认识论意义，然后和稻桓去车站接二人的妻子，逛商店，再到医学院参加午宴，与很多教授握手，院长和爱因斯坦致辞，接受很多礼物，参观展览，包括胆结石、组织切片、杂交鱼，又去看望三宅林的四个小孩，最后“尸体”回到门司，旋即参加儿童圣诞晚会，演奏小提琴。 十点回宾馆，收到很多德国来信。
12.26. 登山，搬出三井俱乐部，否则要付高额房费。写讲义。
12.27. 乘船游览濑户内海（爱因斯坦日记中误写为中国海，按照艾辛格的书纠正）。在下关市内散步，与山本出席告别晚宴。爱因斯坦献给山本妻子一首诗和一幅素描。
12.28. 作客门司商业俱乐部。爱因斯坦认为这些金融人士虽不像教授文雅，但是精明，像欧洲同行。席间日本人一个个独唱，爱因斯坦拉了小提琴。
12.29. 爱因斯坦夫妇在门司登上“榛名丸号”，开始返程，“令人感动的分别”。登船送行的有山本夫妇、稻桓夫妇、桑木父子、石原、三宅、三井公司的人，并收到诗人土井寄来的诗。四点开船。 爱因斯坦在船上投入工作，在电动力学上取得进展，并立即写信告诉石原。
12.30. 平静的旅程。爱因斯坦研究外尔-爱丁顿理论，给山本和土井写信，阅读柏林纳夫人从东京寄来的《法兰克福报》，叹息：悲惨的欧洲！
1922年12月29日，爱因斯坦乘坐“榛名丸号”离开日本门司。 1922年最后一天， 31日11点，到达上海，天气非常好。欢迎人群中包括中国人、犹太人和日本人。爱因斯坦告诉记者：“惟既来上海，未赴我国内地观光，实为最大之遗憾。”[1]
爱因斯坦这次逗留是由犹太人主导的。爱因斯坦第一次逗留上海时，有小道消息说，上海的德国人因为反犹而抵制爱因斯坦，所以德国总领事悌尔曾试图安排爱因斯坦第二次来上海时，去同济大学演讲，但是没有收到爱因斯坦回音。后来上海德国人联合会收到爱因斯坦夫人的明信片，谢绝回程时参加招待会。悌尔听说爱因斯坦准备给犹太人讲相对论后，决定忽略爱因斯坦第二次途经上海 [10]。因此笔者推测，德国领事没有像有些文章中所说的去迎接爱因斯坦。
两位犹太人，工程师德容（De Jong）和“暴发户”加登（Gaton），到码头来接爱因斯坦夫妇。爱因斯坦夫妇先入住在礼查（Astor）饭店（今浦江饭店）304房间 [13]，然后转到加登位于杜美路（现名东湖路）9号的宏伟住宅里（后改为杜美大戏院，现为东湖电影院[8]）。晚上爱因斯坦参加了在加登家举行的除夕晚会。他在日记里却说他感到悲哀 [10]。
1月1日下午，在加登家为爱因斯坦举行了上海犹太宗教公会（Shanghai Jewish Communal Association）的招待会，上海犹太人名流大都出席。希尔比拉比和宗教公会主席大卫（D. M. David）致辞，希尔施拉比的夫人代表上海犹太妇女界，向爱因斯坦夫人赠送了精美的中国绣花披巾，爱因斯坦应邀致辞，主要是谈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认为它是必要的 [8,10]。
下午3点[1]或傍晚[7]或晚间[8]，爱因斯坦应邀参加了犹太青年协会（Young Men’s Hebrew Association）和探索社（Quest Society）在福州路17号工部局礼堂主办的相对论讨论会（而非[1]所说的演讲） [8,10]。讨论会只对受邀者开放，参加者有三四百位西方人，四五位中国人 [10]。探索社主席、土木工程师查特莱（Herbert Chatley）在希尔比拉比和工部局工程师德琼（R. de Jonge）的协助下主持了讨论会，他认为，在这个群众集会上无法详细讲解相对论，因而提议由听众提问，爱因斯坦回答。爱因斯坦用德文讲解，由德琼翻译成英文。
有人问爱因斯坦是否认为，迈克耳孙－莫雷实验已足够精确，可据以假定真空光速为一恒量。爱因斯坦提到了菲佐实验、光行差和麦克斯韦理论，认为据此必然作出上述假定。查特莱问最近澳洲日食期间的观测结果。爱因斯坦答，结果尚未公布，可能需数月之久，因为要在照相片上测出星体的百分之一毫米级的细微偏差，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工部局电气处的安东尼问，能否用木卫掩星现象证明相对论。爱氏答，不仅可以，而且有人正在计算，可能得出结果。对于各种问题，爱因斯坦都能立刻抓住要点，微笑着走向黑板说明或用口头阐释，回答简要而直截了当 [8]。张君谋（乃燕）问爱因斯坦对洛奇（O. J. Lodge）心灵学的看法，爱因斯坦说这不足道，后来张遭到新闻报道的批评 [2]。爱因斯坦在日记中将这些问题称作“愚蠢问题”。但是笔者觉得，除了张的问题，前面提到的问题还不错。晚上，爱因斯坦还去了一处中国流行的娱乐场所。
1月2日，爱因斯坦乘坐“榛名丸号”离开上海。
关于爱因斯坦对这次逗留的主观感受，我们来看看他的日记。
爱因斯坦再次经过上海时的日记全文如下（施郁译）：
12月31日。在极棒的天气中到达上海。中午被德容（De Jong）（工程师）和加登（Gaton）（暴发户）接走。晚饭在暴发户家，但是钢琴很好。在这里度过除夕；我坐在一位不错的维也纳女士身边，不过很嘈杂，悲哀。
1月1日。在上海不愉快。这里的欧洲人都雇了很多中国人佣人，而且懒惰、自得、肤浅。在德容家吃午饭。他是一位友好的有国际视野的英国人。下午在加登家举行了招待会，很多犹太人和其他伤感的奋斗的资产阶级，惯例的拍手和演讲——恶心。然后在“探索社”讨论（愚蠢问题的滑稽戏）。晚上也去了中国流行的娱乐场所。如画的生活。中国人不加区分地接受所有场合的欧洲音乐（晚会、婚礼、葬礼），不管是丧礼进行曲还是华尔兹，只要里面有大量喇叭声。熙熙攘攘中，还有一个小庙。上午，短程的驱车来到市区环境；坟墩和棺材或者小棺材房充满了各种移不开的东西。中国人的脏、受折磨、迟钝、善良、镇定、温和以及——健康。所有人都一致地赞扬中国人，但是认为他们缺少商业头脑，最佳证据：虽然对于同一个职位，中国人的薪水低十倍，欧洲人仍然能竞争成功！”
1月2日。中午启航。阴天，有风。我享受没有文字的平静。
30年后，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爱因斯坦看到两个年轻同事发表的论文，约他们来讨论。他们就是在爱因斯坦踏足上海四年后出生于此的李政道，和在他踏足上海的一个多月前出生于合肥的杨振宁。
爱因斯坦第二次途径上海时情绪低沉，不知道是否与他取消访华有关。1922年11月，爱因斯坦第一次途径上海时，说7星期后将来中国正式访问，应邀去北京大学、金陵大学演讲，如有时间，也将在上海演讲。 这些邀请是怎么回事？为何后来没有实现？笔者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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