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很多人一样，总统大选之夜并没有完全以罗伯特·斯特莱克(Robert Stryk)所期望的那种方式进行。
当天晚上，斯特莱克先是来到华盛顿市中心的莫顿牛排馆出席他主办的观选派对，他把宾客们甩在一边，开始给一个朋友写一篇竞选公告。
鉴于唐纳德·J·特朗普肯定会失败，紧跟着共和党也会崩盘，此人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态打算竞选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最后他关掉了位于五月花酒店的吧台，宣告派对结束，竞选结果出来了，他和朋友们沿康涅狄格大道晃晃悠悠地走着，一路高呼，“恢复美国伟大荣光！”
斯特莱克拥有一家小型游说公司，小到连办公室都没有，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加利福尼亚州，还在俄勒冈州拥有一座小葡萄园。
作为某种非正式的西海岸工作人员，他在特朗普的竞选中帮了忙。
大选两天过后，他仍然陶醉在特朗普的那场天翻地覆的胜利之中。
那天晚上，他来到乔治城四季酒店的露台，开了一瓶葡萄酒，一只巧克力色的拉布拉多犬轻轻走到他的桌边，嗅了嗅他的胯部。
斯特莱克和狗主人聊起了葡萄酒和雪茄，最后，像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一样，聊到了特朗普。
原来，这位狗主人在新西兰驻华盛顿大使馆工作。她告诉斯特莱克，新西兰总理还没有同新当选的候任总统取得联络——这在外交和政治上都很尴尬。
桌对面的斯特莱克扬起眉毛。“如果我告诉你，我可以给你某人的电话，他能联系上总统呢？”他问她。
第二天下午，斯特莱克就坐上出租车，前往会见新西兰驻美国大使蒂姆·格罗泽(Tim Groser)了。
他很紧张。途中，他打电话给一个名叫斯图尔特·乔利(Stuart Jolly)的朋友，此人是退役陆军中校，在共和党初选期间负责过特朗普的外勤工作，竞选当天晚上也在莫顿，和斯特莱克在一起。
乔利联络了特朗普团队高层里他认识的某个人，给了斯特莱克一个电话号码，但斯特莱克不知道这是否管用。
在新西兰大使馆，格罗泽大使邀请他进屋，开了一瓶黑皮诺葡萄酒，给新西兰总理打电话，告知他这个号码。
一个星期之后，候任总统特朗普终于可以接一个祝贺电话了。但是，在电话打通之前，斯特莱克的脑子里就已经塞满了各种计划和可能性。“我对自己说：‘这事情非常非常有意思，’”今年春天，我们初次见面时，他告诉我。“世界就要改变了。”
===========================================================
斯特莱克在亚利桑那州长大，成年后大部分时间混迹于一些不入流的政界圈子。
今年41岁的他有着一个连续创业者的疯狂能量，履历也是个大杂烩。
从大学退学后，斯特莱克来到国会山实习，为一家共和党公关公司编写选民联络脚本，参与开办了一个政治求职网站，最终开了自己的华盛顿游说工作室，名为“索诺伦政策集团”(Sonoran Policy Group，下称SPG)。
2009年，斯特莱克试图收购马里兰州一家陷入困境的保安公司，结果他的游说公司也差点垮掉。
他欠下数千美元的房租，逃到加利福尼亚，并把SPG重组为采购和政治咨询公司。
他与加州议员达纳·罗拉巴克尔(Dana Rohrabacher)共饮龙舌兰酒，竞选纳帕谷内某镇的镇长，为一个被指控向利比亚走私武器的军火商担任公关（这个案子于去年撤诉了），还帮助客户向政府推销各种物品，从手电筒到导弹制导软件。
和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搭上关系时，斯特莱克已经通过自己的打拼过上了好日子，他在华盛顿有了门路。但没有人认为他是华盛顿精英圈的内部人士。
当那个给特朗普的电话打通的时候，斯特莱克感到一个新世界的地图在他眼前成型了。
利益集团斥资数百上千万美元研究华盛顿，并且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塑造它，现在特朗普的胜利令他们彻底震惊。
规则已经改变，但没有人确定新的规则会是什么。
对于斯特莱克来说，这是他一直在等待的机会。
正如他所看到的那样，那些游说界的老兵们——在Joe's Crab餐厅掏出美国运通黑卡，向他们几乎没提供过任何服务的客户发送厚厚的季度账单的那群人——正处在守势。
新人的机会来了。就是像斯特莱克这样的新人。
新西兰是最好的例子。
新西兰大使格罗泽和他的幕僚曾经花了几个月时间研究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推算她的大批扈从之中谁会有可能在她的政府中得到实权。
关于特朗普，他们知道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此人发誓要让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格罗泽也参与了这项复杂的12国贸易协定的谈判工作。
主动提出免费为他们工作的斯特莱克有个提议。新西兰可以为特朗普的就职典礼举办一场最大的派对。斯特莱克可以请来新政府的几位重要人物；剩下的就是格罗泽的事了。
“这是在为新西兰建立品牌认知，”斯特莱克解释说。“如果我们可以把他们弄来，之后，不管好坏，特朗普和新西兰就永远都是挂钩的品牌。”
在特朗普获胜后的喧哗之中，斯特莱克发现他的许多老朋友——其中大多数是华盛顿的后座议员、二流人物和替补角色——都获得了提升，得到了他们始料未及的影响力。
斯特莱克在就职典礼委员会里认识的一个人在特朗普的圈子里放出话说，新西兰的派对是本周的热门事件。
斯特莱克给他在萨兰姆传媒（Salem Media，一家有右翼倾向的媒体兼谈话节目广播公司）工作的朋友打了个电话，于是这家公司签约成了派对赞助商。他的另一位朋友，演员琼恩·沃伊特(Jon Voight)，同意作为特邀嘉宾出席。
今年一月，数百名客人涌入新西兰大使馆的大厅，其中包括几十位特朗普竞选活动中的人员和未来白宫西翼的幕僚。
斯特莱克特意租了一身礼服。格罗泽大使发表了一番向特朗普示好的讲话，为政治正确的末日唱赞歌，声称美新关系即将迎来新时代。
一夜之间，新西兰便颠覆了华盛顿精心设计的外交等级秩序。其他使馆的外交官和社交秘书不明白，新西兰是怎么找来这么多特朗普身边的大人物。
特朗普的世界对于格罗泽的团队来说曾经那样难以捉摸、不可企及，现在却变成了一张张友善的面孔。
格罗泽决定全职雇用斯特莱克。不久后，斯特莱克从积蓄中拿出25万美元，全家人搬到华盛顿的郊区，并且开始招人。
===========================================================
在华盛顿约有一万名注册游说者——大约相当于每个国会议员对应20名游说者——还有数千名未注册的咨询师和“战略顾问”，他们收钱去影响政府政策，却不透露自己客户的身份。
无论以什么名义，他们都是被公司和国家聘请，帮助撤回规定、撤销投标、调整立法或安排会面的人。
游说是华盛顿最恶劣、最持久同时又必不可少的行业之一。
低收入的年轻政治从业者和退休议员们靠着华盛顿的游说行业——这个行业被称为“K街”，因曾经容纳诸多游说办公室的城市大道得名——赚取高达六位数的薪水，跻身华盛顿的小小权贵圈。
国会也需要K街：经过数十年的幕僚和调研机构裁减，如今国会山的体制记忆和政策技能有相当一部分存在于游说行业中。
但是最需要游说者的还是那些私营部门。现代联邦政府如此庞大而复杂，的确需要一个专门的中间人阶层。
几十年来，游说行业已经从撮合者与看门人构成的细分行业，演变为一个垂直整合的阔绰行业，每年创收30亿美元。
一个好的游说者不会参与某个要求立法的会议；她或他已经起草了相关法案，会有一个企业和行业组织联盟已经准备好支持它，他或她会向记者和位于官僚体系和关系网当中数十个决策点的官员们发送政策简报，并请来广告公司与民意调查公司负责向公众推出这项法案。
所有人都有游说者——也许三个，也许50个——游说者也认识所有人。K街是不可动摇的，它贯穿华盛顿的血脉，就像上等牛排里的脂肪一样。
和几乎所有总统候选人一样，特朗普在竞选中反对这些错综复杂的资金和势力，他把自己定位为局外人，将会“抽干沼泽”。
这个承诺后来被很快证明只是夸大其词，但其中也包含着一丝真相。
特朗普来到华盛顿时，他与华盛顿精英之间的关系和人情相对较少。他不读政策简报；基本上也没什么政策。
他的核心小圈子鱼龙混杂，有前布莱巴特(Breitbart)员工、有名无实的民主党筹款人、从特朗普集团借调的雇员、怪兮兮的真人秀明星，以及在其他几乎任何一届政府当中都肯定找不到工作的共和党人。
脑筋活络的华盛顿金主——K街和K街客户，大公司和行业协会——都不太清楚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最主要的是，他们不知道该给谁打电话。
“许多公司想要了解：总统的优先事项是什么？”曾为特朗普竞选经理的科里·莱万多夫斯基(Corey Lewandowski)在二月份总统就职几周后说。“但华盛顿和他搭上关系或是了解他的人就那么几个。”
莱万多夫斯基可以高兴地告诉你，他就是那寥寥几人之一。
===========================================================
从默默无闻的新罕布什尔政治工作者到著名权力掮客，莱万多夫斯基的平步青云反映出特朗普胜选如何搅乱了华盛顿的等级体系。
和斯特莱克一样，莱万多夫斯基在保守派政治和游说势力底层打拼多年。获聘特朗普竞选经理让莱万多夫斯基成了政坛重量级人物，而竞选中途被解雇几乎没有影响他的地位。
他得到一些演讲机会，作为一个坚定支持特朗普的专家，在CNN上出现了一段时间。去年，莱万多夫斯基甚至一度想出一本书，书名暂定为《让特朗普继续特朗普》(Let Trump Be Trump)。
斯特莱克经由一位共同的朋友认识了莱万多夫斯基，帮他推销这个出书计划。“科里是个品牌，”斯特莱克说，而且是个有价值的品牌。
哈珀-柯林斯出版社(HarperCollins)给莱万多夫斯基出价120万美元，对一名竞选经理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不过在莱万多夫斯基拒绝向哈珀柯林斯出示他和特朗普签署的保密协议副本后，这项交易终止了。
经过所有这些，莱万多夫斯基依然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经常能和他说上话。
但大选之后，莱万多夫斯基希望在白宫得到的工作始终没能实现。
现在，莱万多夫斯基也在K街上。他和特朗普的另一名前助手巴里·贝内特(Barry Bennett)创立了一个名叫“大道战略”(Avenue Strategies)的游说公司。
和K街上的其他人不同，莱万多夫斯基没有假装自己多么熟悉立法日程或《行政程序法》(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的微妙。他是特朗普专家。
“华盛顿了解总统的人很少，”莱万多夫斯基今年2月说。“这是我的一个相对优势。”他并不羞于鼓吹他们的友情。
他有时会在白宫园区内发推。每当有记者或其他宾客访问他的办公室——就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离白宫几个街区——他会指向窗外，声称他能看见总统卧室。
莱万多夫斯基说，他和特朗普的心有灵犀是他对客户的价值所在。
“我觉得我的作用是，我对总统的思考过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他说，“因为我有幸在他身边待了这么久。”
莱万多夫斯基每天要开九到十个会：有首席执行官，知名共和党人，甚至其他游说公司也想听听他的建议。
莱万多夫斯基说，他自愿提供建议。他想帮忙。“你知道有一天有个人对我说了什么吗？”他说。“你现在手很热，但你要记得，不可能永远这么热下去的。’”
总统喜欢把企业高管们叫到白宫，召开有电视转播的会议，这是一个很好的业务来源。
一月，惠普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被特朗普召去讨论如何恢复美国的就业，该公司请大道战略就此提出建议。
正如一个和莱万多夫斯基拥有共同客户的游说者所说，惠普这样的公司需要知道白宫内部的形势如何：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有多大影响力？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是来真的吗？如果特朗普在Twitter上谴责惠普，那么它又该怎么办？
所有人都看到了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的遭遇。
该公司是联邦政府最大的军事承包商，在华盛顿精英内部有很大势力。
但是特朗普整个冬天都在为F-35战斗机成本超支一事抨击它，每次都会令该公司的股票下跌，导致洛克希德的市值下降了数十亿美元。
莱万多夫斯基认为，对于这样的问题，K街上的其他人帮不上忙。“如果你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总统发推指责你，导致公司股价下跌了4％，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我要给那些家伙这么多钱？’”莱万多夫斯基说。
他认为华盛顿施加影响的旧模式对于特朗普来说是行不通的。“他们不了解他，他们不了解他手下的任何人，他们不明白他的想法。”最后洛克希德也转而求助于大道战略公司。
大道战略和洛克希德的华盛顿办公室谈了几次，他们向洛克希德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玛丽莲·修森(Marillyn Hewson)提出建议，和总统对话的方式应该是：“给出简短、直接、诚实的回答”。
正如大道战略合伙人人贝内特后来描述的那样。“总统不懂的地方，你可以直接教他。”
洛克希德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修森再次面见特朗普是在就职典礼之前的一个星期，她带去了礼物：F-35的降价可能性，以及在德克萨斯工厂增加工作岗位的承诺。
Twitter上的攻击停止了。到二月底，特朗普夸奖了洛克希德。“他们刚刚宣布增加1800个新的工作岗位，”特朗普在与修森和其他制造业高管会面后对记者说。“我必须说，玛丽莲，你立了大功，因为你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莱万多夫斯基的帮助并不便宜。
一家典型的小型精英游说公司每月可能收取1到1.5万美元的费用。大型游说公司或律师事务所拥有法务专员或助手，开销很大，他们的收费可能是小公司的两倍，还要收取三个月的预付金。
大道战略的费用有时高达每月5万美元——这是K街的顶级价格——莱万多夫斯基有时还试图收取更高的费用。
但是有很多人愿意接受这样的价格：冬天刚过去一半的时候，大道已经有了“几十个客户，不到50”，当时莱万多夫斯基这样表示。
===========================================================
需求实在太大了，以至于想在特朗普耳边吹风的人就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在华盛顿冒出来。
特朗普的前任代理人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在全球最大律师事务所德同(Dentons)担任其游说部门的“高级顾问”，目前他正在兜售一本名为《理解特朗普》(Understanding Trump)的书。
各家老牌K街公司正在努力招募任何能找到的与特朗普有关的人：
特朗普的前政治总监吉姆·墨菲(Jim Murphy)加入了游说巨头贝克-霍斯特勒(BakerHostetler)；
另一家大型游说公司菲德利斯政府关系(Fidelis Government Relations)则与迈克·彭斯(Mike Pence)的前幕僚长比尔·史密斯(Bill Smith)建立了合作关系。
总的来说，目前共有将近20名特朗普的前助手、朋友和随从已经跻身于华盛顿的影响力行业。
这些人不一定要有华盛顿精英圈的经验。
迈克尔·科恩(Michael Cohen)来自纽约，自称曾担任特朗普的“私人律师”，他几乎没有什么政府工作经验，如今与瀚宇国际律师事务所(Barton Patog Boggs)结成了“战略联盟”。
还有布拉德·格斯特曼(Brad Gerstman)，这个身材魁梧的长岛人是游说者和公关人员，多年来一直在纽约为特朗普工作。
大选之夜，格斯特曼非常确定特朗普肯定会失利，所以坐飞机去了以色列。
后来他描述说，飞机刚一降落，他马上接到了生意伙伴打来的电话。“你到底为什么要跑到特拉维夫去？”他的伙伴问。“我们得在华盛顿开个办公室。”
格斯特曼挂上电话，去往酒店，在那里叼起一支雪茄，眺望地中海，听着电话留言里的无数贺电。
一月，他在华盛顿市中心开了一处办公室。“我们不希望只靠着和特朗普的关系推销自己，”格斯特曼对我说。“但在头几年可能需要这样做。”
许多和特朗普有关系的游说者说，他们接了不少业务，同时也拒绝了不少。
一个人向莱万多夫斯基出价25万美元，只希望能让总统发推提到他。
一个曾在特朗普就职典礼委员会里工作过的游说者说，就职典礼过后不到一个星期，有个亿万富翁出价100万美元，只求游说者安排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和新任总统合影。
“只要你愿意，能挣到200万美元，”贝内特说，听上去几乎显得有点惭愧。“‘我在东欧有个金矿。’或者：‘我的客户正在起诉国税局——你能帮我吗？’诸如此类。”
===========================================================
特朗普就职满100天之时，沼泽里的水似乎没少下去多少，只是为它笼上了一层变幻无常的浓重迷雾。
此前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像他这样经常改变主意，经常反对自己的内阁，或是容许在白宫屋檐下发生如此恶劣的意识形态斗争。
许多客户只是想知道，有哪些东西他们是个可以放心地无视的。
“白宫向来都是个外人看不太清楚的迷人所在，你不知道那里谁的地位在升，谁在降，也不知道最终的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著名共和党游说者，曾在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任职的布鲁斯·P·梅尔曼(Bruce P. Mehlman)说。
“如今复杂性又有所增加，因为这里没有一套连贯一致的治理哲学。人们不清楚总统是以加里·科恩的方式还是史蒂夫·班农的方式来看待贸易。”
此外，穿越泥沼的一些常见路径如今已经关闭。对于是否雇用华盛顿那些共和党老面孔，特朗普的若干内阁部长和他的内部小圈子之间展开了较量，数百个高级政府工作人员的职位尚处于空缺之中。
一家拥有众多金融客户的显赫公司的一位游说者说，他的问题与其说是不知道该给谁打电话，不如说是根本没有可打电话的人：内讧和审查问题令财政部的许多任命受阻，很多办公室都是空的。
所有这一切在无意中为特朗普的朋友和前雇员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
在正常情况下，K街的大部分业务都是在国会山完成，立法机关内的纷扰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机会，可以为客户牟利。
但特朗普内阁机构中的权力真空，加之他的西翼幕僚缺乏经验，似乎带来了另一种可能性。
不难想象，一个电话，只要它来自正确的人，便有可能会重新决定某个重要政策举措的方向。
莱万多夫斯基认为，一些在国会有关系，理解立法复杂过程的老牌公司可以干得不错。
但他将会把筹码压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另一头，那里才是关键所在。“我觉得真正主导议程的会是这个特别的政府，”他告诉我。“而不是国会。”（NY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