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29日，
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剑雄为人文艺术研修班带来《历史大智慧》的一堂课。
葛剑雄教授通过生动鲜活的历史案例，层层深入地剖析了中国历史的演变，并引用古代王侯将相的事例，阐释了关于人生目标设定、长远眼光和发展执行力的历史智慧。
这次课不仅带领学员们回顾了中国历史的前世今生，还通过具体的历史故事，生动诠释了如何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以指导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发展与决策。
葛剑雄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兼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主要研究方向：历史地理学。已出版《中国人口发展史》《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葛剑雄写史》《不变与万变》《历史学是什么》等。
葛剑雄老师指出，学历史有助于从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政治和个人意义出发进行思考。
“
历史是镜子，帮助我们明智。”
历史研究是社会科学的基础。
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文明史，重视和借鉴历史是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新时代需要系统研究历史和文化，把握人类发展规律，在历史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葛剑雄教授表示，中国历来有重视历史的传统。
早在古代，史官的职责不仅限于记录事件，还涉及到向上天和祖宗报告对话，并应对各种灾异和灾害。为了确保这些任务能够顺利完成，朝廷设立了专门的天文官（如太史令、钦天监），他们负责预测预报天文现象，而史官则专注于修史。每当遇到重大自然灾害或异常天象时，统治者往往会进行自我检讨，下诏罪己，请求直言极谏，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以示诚意。例如，在日蚀发生时，皇帝会选择“避正殿，斋戒，素服，减膳，撤乐”，以此表达对上天的敬畏之情。
这种重视历史的态度不仅仅是为了记录过去，更是为了彰显统治者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为了证明自己是“顺天命”的君主，统治者常常会修饰甚至篡改历史记录。
正如葛教授所指出的，“历史记载，价值观念重于事实”。
古代社会中，存在着一种“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即在撰写历史时，避免直接批评或揭露尊者和贤者的过失。此外，还有“笔则笔，削则削”的删改原则，即根据需要选择性地记录或删除某些内容。更有甚者，历史上不乏以美化的方式记载不光彩事件的情况，比如将皇帝出逃描述为“狩猎”，如“二帝北狩，太后西狩”。
历史不仅是统治者的工具，它同样对统治阶级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孔子作《春秋》便是最好的例证，这部经典著作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精确描述和评价，使得那些乱臣贼子心生畏惧。“春秋笔法”以其独特的书写方式，赋予了每个字深刻的意义：一字之褒，比华衮还要荣耀；一字之贬，比斧钺还要严厉。因此，
历史不仅承载着过去的记忆，更成为了一种道德和行为的准则，时刻提醒着当权者要谨慎行事，以免留下千古骂名。
葛剑雄老师认为学习历史需重视其与现实和政治的关系。
历史能强调政治合法性，为前朝修史的传统有助于巩固政权、揭露真相、唤起认同。历史记载反对虚无主义，确保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因此，历史研究应坚持真理，尊重事实，国家利益至上。学习历史能帮助我们掌握政治方向，自觉接受中共领导。葛教授强调“确立大目标”、“制定好制度”、“形成执行力”的关键步骤。
葛老师表示，大目标是在可预见的将来必须实现的总目标，不仅是一个梦想，更是指引方向的灯塔。
目标应根据实际形势不断调整，以适应变化。过程中会遇到挑战，但这些挑战促使我们坚定追求大目标。
大目标未必能完全实现，但放弃就意味着失败。
历史上许多成功人士如刘邦，敢于设定远大目标并不懈奋斗，最终取得胜利。他具备战略眼光、坚韧毅力和灵活应变能力，使他在面对困难时仍能保持清醒，不断调整策略，最终实现大目标。
而光武帝刘秀面对窦融、隗嚣、公孙述三个割据政权时，展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刘秀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应对，这三人最终也落得对应的三种结局。窦融选择归顺，得到了封侯。隗嚣固守自立，最终被击败。公孙述妄图称帝，结果兵败身亡。因此，不同的目标指向了不同的行动方式和不同的结局。刘秀的成功不仅在于他的军事才能，更在于他对局势的精准判断和灵活应对。他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迅速做出正确的决策，从而确保了自己最终的胜利。
葛剑雄老师认为学习历史需重视其与现实和政治的关系。历史不仅记录过去，还为巩固政权、揭露真相、唤起认同服务。
通过研究历史，我们能理解当前社会现象和政治格局，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为未来决策提供参考。历史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帮助我们认识发展轨迹，明确方向。
“制度”一词最早见于《易经》：
“
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
关于制度的定义，葛教授提出了以下观点：
1
.
一项制度在其适用范围内应能够超越时间、空间和人事变化的影响，持续发挥作用。
2.
好的制度不仅其主体框架能长期存在并发挥效能，而且其实质内容也应具备持久的生命力。
3.
一项优秀的制度必须配备切实可行的执行手段，并确保执行结果与制度的初衷相契合。
在行政区划方面，秦朝将分封制改为郡县制，实行分区域、分层次的行政管理，以适应中央集权的需求，这一制度延续至今。一些县自秦朝以来一直保持稳定，其名称、治所和幅员基本未变。在度量衡方面，秦朝统一了长度、容积和重量的标准，这对赋税征收、商品流通、商业交易以及物资调配和管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不仅确保了政令的畅通传达，还打破了人际交流和交通上的障碍。同时，秦朝统一全国道路标准，形成了有效的交通网络，节约了资源。
秦始皇统一的本质是制度的统一。
此外，秦朝还统一了历法，规定以“建亥之月”（夏历十月初一）为岁首。需要注意的是，夏历以正月为岁首，殷历以十二月为岁首，周历则以十一月为岁首。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2年），才改以夏历正月为岁首，并在正月初一过年，这一传统在清末之前的两千多年间基本保持不变，期间仅有四次共30年的例外。
制度是管理和办事的原则与规范，包括具体的步骤和目标，并有正式文本和详细说明。制度的有效推行保障了执行力的顺畅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