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鉴》太宗部分，共分上、下二卷，上卷起自贞观元年（627）至贞观十三年（639），凡十三年，记二十八事，其中以贞观四年（630）的六事为最，贞观七年（633）、八年（634）两年无记事；下卷起自贞观十四年（640）以至贞观二十三年（649），共十年，记事二十七，其中以贞观十四年所记六事为最，贞观二十年（646）、二十二年（648）、二十三年（649）各书一事。又，范祖禹书太宗事，不始于贞观元年，由于李唐创业及平灭国内各割据势力，李世民都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在《唐鉴》“高祖卷”中，也有涉及太宗事凡六。
分析《唐鉴·太宗》在编次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唐鉴》记时不甚明确。《唐鉴》在编纂上，采用编年史体例。范祖禹参与协助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长达十五年，司马光在修《通鉴》时首重史事发生的时间，司马光要求各协修助理，必须将所有数据按事目之发生顺序，确定范围编排先后，并注明出处与时间，“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实录》所无者，亦须依年月添附。无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理论上《唐鉴》在记时方面应十分精确，然而实际上，范祖禹在编纂《唐鉴》时，并不重视事件发生的时间，《唐鉴·太宗》在记时上，一般只记载事件发生的年份，兹举两例。
其一：
贞观元年，帝谓太子少师萧璃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尤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唐鉴·太宗上》，页27）。
其二：
三年，帝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因敕尚书细务属左右丞，唯大事应奏者，乃关仆射。（《唐鉴·太宗上》，页33）。
有时也记载事件发生的年份与月份，亦举两例。
其一：
九年十一月，以光禄大夫萧璃为特进，复令参预政事。（《唐鉴·太宗上》，页49）。
其二：
十七年二月，帝问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谏者十余人，此何足谏？”……（《唐鉴·太宗下》，页71）。
综观《唐鉴·太宗》在记时上，极少书写精确日期。尤有甚者，《唐鉴》在记事中竟出现记时上的错误。兹举数例。
例一：
五年，初，帝令群臣议封建。……至十一年六月，诏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长孙无忌等十四人刺史，皆令世袭。无忌等皆不愿之国，上表固让。其明年（案：贞观十二年），诏停袭封刺史。（《唐鉴·太宗上》，页43）
太宗令群臣议封建事，《资治通鉴》系为贞观五年（631）十月条，贞观十一年（637）六月己未，太宗诏荆州都督·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所任刺史，咸令子孙世袭。同月戊辰，又以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刺史，亦令世袭。贞观十三年二月，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等皆不愿之国，上表固让，同月庚子，太宗下诏停世封刺史。比较两《唐书》与《通鉴》的记载可知，太宗初令群臣议封建事，是在贞观五年十月，太宗下诏停袭封刺史不如《唐鉴》所载的贞观十二年（638），而是贞观十三年二月庚子。
例二：
十八年正月，帝欲伐高丽，褚遂良谏。李世绩追咎魏征谏讨薛延陀。帝欲自征高丽，遂良上疏，……帝不听。（《唐鉴·太宗下》，页75）
《资治通鉴》系此事于贞观十八年（644）二月：
（相里）玄奖谕使（笔者案：高丽泉盖苏文莫离支）勿攻新罗，……莫离支竟不从。二月，乙巳朔，玄奖还，具言其状。上曰：“盖苏文弑其君，贼其大臣，残虐其民，今又违我诏命，侵暴邻国，不可以不讨。”谏议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则中原清晏，顾眄则四夷詟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远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犹可也。万一蹉跌，伤威损望，更兴忿兵，则安危难测矣。”李世绩曰：“间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发兵穷讨，魏征谏而止，使至今为患。向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诚征之失，……。”上欲自征高丽，褚遂良上疏。……上不听。
王溥《唐会要·高句丽》亦有详细记载：
贞观十八年二月，太宗谓侍臣曰：“高丽莫离支，贼杀其主，尽诛大臣，用刑有同坑穿，夫出师吊伐，须有其名，因其杀虐下人，取之为易。”谏议大夫褚遂良进曰：“兵若渡辽，事须克捷，万一不获，无以威示远方，必更发怒，再动兵众，若至于此，安危难测。”太宗然之。兵部尚书李绩曰：“近者延陀犯边，陛下必欲追击，但为魏征之谏，所以遂用其言，此之失机，亦由征之误计。……”
从《通鉴》与《唐会要》的记载，太宗欲自征伐高丽当是在贞观十八年二月乙巳，并不是《唐鉴》所记的贞观十八年正月。
例三：
二十二年六月，帝以高丽困弊，议明年发三十万众，一举灭之。……七月，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伐木造舟舰。……（强）伟等发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邛、眉三州獠反。九月，遣张士贵、梁建方发陇右、峡中兵二万余人以击之。……（《唐鉴·太宗下》，页85—86）
《资治通鉴》对此事记载道：
（贞观二十二年六月）上以高丽困弊，议以明年发三十万众，一举灭之。……秋，七月，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九月）强伟等发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邛、眉三州獠反。壬寅，遣茂州都督张士贵、右卫将军梁建方发陇右、峡中兵二万余人以击之。
强伟等发民造船已是在贞观二十二年九月，张士贵、梁建方以陇右、峡中二万余兵击三州獠是在九月壬寅，《唐鉴》所书“九月”当置于“（强）伟等发民造船”之前。
由上所论，《唐鉴》在记时方面并不明确，绝大多数均只记载事件年份，少数有说明月份，甚至出现记时上的疏漏错误。
第二，《唐鉴》亦出现记事上的失实。兹举四例以明之。
其一：
（贞观二年）四月，突厥颉利可汗请入朝。帝谓侍臣曰：“向者突厥之强，控弦百万，凭陵中夏，用是骄恣以失其民。今自请入朝，非因穷，肯如是乎！……”（《唐鉴·太宗上》，页31—32）
《旧唐书·突厥传上》记载：
颉利政乱，骤征兵于突利，拒之不与，由是有隙。贞观三年，表请入朝，上谓侍臣曰：“……至使突利情愿入朝，若非困迫，何能至此？……”
《唐会要·北突厥》亦云：
贞观二年四月，颉利以薛延陀、回纥等叛，遣突利讨之，败还。颉利拘而挞之，突利怨，表请入朝。
《资治通鉴》载道：
（贞观二年四月）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东偏，奚、等数十部多叛突厥来降，颉利可汗以其失众责之。及薛延陀、回纥等败欲谷设，颉利遣突利讨之，突利兵又败，轻骑奔还。颉利怒，拘之十余日而挞之，突利由是怨，阴欲叛颉利。颉利数征兵于突利，突利不与，表请入朝。上谓侍臣曰：“向者突厥之强，控弦百万，凭陵中夏，用是骄恣以失其民。今自请入朝，非困穷，肯如是乎！……”
观《旧唐书》、《唐会要》、《资治通鉴》等书的记载，可知贞观二年（628）四月上表请求入唐者乃是突厥的突利可汗，而非颉利可汗。突利可汗于贞观三年（629）十二月戊辰降唐；颉利可汗则是在贞观四年三月庚辰被唐行军副总管张宝相擒获，并未降唐，故《唐鉴》记载有误。
其二：
突厥部落分散，其降唐者尚十万口，诏群臣议区处之宜。……温彦博请准汉武故事，置降匈奴于塞下，使为中国蔽。（《唐鉴·太宗上》，页35—36）
杜佑《通典·突厥上》有云：
时降突厥多在朔方之地，其入居京师者近万家，诏议安边之术。……中书令温彦博议请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河南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
《旧唐书·温彦博传》载记道：
初，突厥之降也，诏议安边之术。……（温）彦博议曰：“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
同书《突厥传上》亦载：
颉利之败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来降者甚众。诏议安边之术……中书令温彦博议请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
《资治通鉴》也记：
温彦博以为：“徙于兖、豫之间，则乖违物性，非所以存养之也。请准汉建武故事，置降匈奴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蔽，策之善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