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胡适

尔纲： 

我在《史学》(《中央日报》)第十一期上看见你的《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很想写几句话给你。 

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管同、郭嵩焘诸人可以随口乱道，他们是旧式文人，可以“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一类的胡说。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西汉务利，有何根据？东汉务名，有何根据？前人但见东汉有党锢、清议等风气，就妄下断语以为东汉重气节。然卖官鬻爵之制，东汉何尝没有？“铜臭”之故事，岂就忘之？ 

名利之求，何代无之？后世无人作“货殖传”，然岂可就说后代无陶朱、猗顿了吗？西汉无太学清议，唐与元亦无太学党锢，然岂可谓西汉、唐、元之人不务名耶？ 

要知杨继盛、高攀龙诸人固然是士大夫，严嵩、严世蕃、董其昌诸人以及那无数歌颂魏忠贤的人，独非“士大夫”乎？ 

凡清议最激昂的时代，往往恰是政治最贪污的时代，我们不能说东林代表明代士大夫，而魏忠贤门下的无数干儿子孙子就不代表士大夫了。 

明代官绅之贪污，稍治史者多知之。贫士一旦中进士，则奸人滑吏纷纷来投靠，土地田宅皆可包庇抗税，“士大夫”恬然视为故常，不以为怪。务利固不自清代始也。 

你常作文字，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太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 

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二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又在《益世报•史学》二十九期见“幼梧”之《金石萃编唐碑补订偶记》，似是你作的？此种文字可以作，作此种文字就是训练。 

偶尔冲动，哓哓至几百字，幸勿见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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