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了中国的科研现状和年轻科学家的资助问题，指出尽管中国在论文数量和影响力上位居世界前列，但原创性和颠覆性研究仍然被认为是弱环。文章提到，现有的资助体系可能并不欣赏年轻科学家探索性的尝试，那些在职业生涯早期多做探索的科学家往往拿到资助更难、更慢。此外，中国的科学人才评价体系呈现出明显的连续阶梯状特征，这可能限制了科学家的探索和创新。文章还提到了一些其他影响因素，如年龄门槛的压力、主流但保守的研究策略等。
尽管中国在论文数量和影响力上位居世界前列，但原创性和颠覆性研究仍然是一个弱环。年轻科学家在追求资助时面临困难，因为他们往往需要发表更多高影响力且符合主流的论文来获得资助。
研究发现，那些更愿意做探索性工作的科学家在获得后续资助方面面临困难。现有的资助体系更看重论文的数量和影响力，而不是探索性。
中国的科研人才评价体系环环相扣，科学家为了获得认可和资助往往需要遵循一种相对固定的模式。这种模式下，科学家的研究方向可能变得相对保守，缺乏多样性。
在中国，科研体制对科学家设置了年龄限制，如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某些指标可能会面临严重后果。这种压力可能导致年轻科学家在申请项目时更加迎合主流和热点，以获取更多的资源和资助。
年龄门槛压力下，年轻科学家更倾向于在热门领域深耕，发表热门论文并积累学术影响。但这种主流但保守的研究策略可能与年龄门槛带来的压力紧密相关。
撰文 | 张天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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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经济学人》在一篇封面文章中表示中国已成为科学超级大国。文章引用的主要证据是科研论文的数量与质量，中国在引用次数前1%的高被引论文数量上已经超过美国。依托高质量期刊发表数据的自然指数（Nature Index）也在2023年宣告中国登顶。
图源：《经济学人》
不过，尽管中国在论文数量和影响力上位居世界前列，原创性和颠覆性的研究始终被认为是弱环，从诺贝尔科学奖项得主人数上就可见一斑。一位中国科技政策的研究者告诉《知识分子》，“在中国，迅速跟进热点现在仍是科学研究的主流[1]。”
突破原创性、颠覆性研究的希望，或许正寄托在年轻一代的科学家身上。过往的研究表明，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年轻科学家更有可能推动科学的突破。许多伟大的创新是由30多岁或40多岁的科学家做出的，这个时期也是诺贝尔奖得主取得成果的集中期。
同时，中国不缺少年轻的科研人员，而且这个队伍还在继续扩大。到2025年，中国大学培养的STEM博士人数预计将是美国的近两倍。
然而，最近的研究发现，现有的资助体系可能并不欣赏年轻科学家探索性的尝试，争取资助最主流的方法，仍然是提高发文数量和提高论文的影响力，那些在职业生涯早期多做探索的科学家，往往拿到资助更难、更慢。
这研究收集了2000年至2013年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青年科学家基金获得者，共计35,650名科学家的数据。青基资助期的积累，对年轻科学家后续资助项目非常关键。拿到青基资助的科学家，大约75%会在5年内继续申请面上项目，到了第7年，这个数字会上升到大约80%。
研究发现，在青基资助周期内，科学生产力和平均引用次数与获得后续资助的概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前5%高产的科学家有59.9%的可能在5年内拿到面上，而排在后5%的科学家只有43.3%的机会。平均引用数排在5%的科学家，也比其他科学家获得资助的概率高出10%。
然而，那些更愿意做探索性工作的科学家却不被项目评审专家看好。通过分析获得青年科学基金（青基）资助的科学家们发表论文的研究主题分散程度，以及研究兴趣随时间变化的程度来评估科学家们的探索性。
探索性排在前5%的科学家，获得后续面上资助的机会为 35.5%，相较于其他科学家的 44.7% 明显较低。控制机构类型、领域的情况下，探索性水平每提高一个标准差，获得后续面上资助的几率将下降 11%。甚至在论文数、平均引用数、合著者数量和国际合著者数量都相似的科学家群体里，更有探索性的科学家还是更难获得资助。
从时间上看也是如此。大部分科学家都会在结束青基资助后申请面上项目，从获得青基资助开始到第一次申请面上项目成果成功，一位科学家的论文发表数量和引文影响力每提高10%，他的用时就会分别平均缩短3年和1.6年。而探索性越强的科学家，从整体上看拿到面上的时间就越晚[2]。
总体来看，论文数量和引用数量仍然是面上项目评审里重要的参考标准。而探索性研究往往在项目评审里带来的不是加分，而是惩罚。
面上项目的评审倾向对年轻科学家的发展尤为关键。在有些学校，拿到面上资助是晋升的必备条件之一。作者认为，现有的评审倾向，可能会鼓励年轻科学家采取更保守的研究策略，减少探索性研究，转而优先考虑发表论文的数量和期刊的影响因子。
至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人变得更保守了。按照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介绍，优青项目是支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较好成绩的青年学者，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创新研究。通常来说，优青的获得者除了项目本身的资助，往往能从地方和大学获得更多支持，这有利于他们投入自己理想的研究方向。而且优青项目是对科学家个人的支持，这也给了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空间[3]。
然而，通过将优青的申请成功和失败的科学家进行对比，一项研究发现，优青的获得者比他们的对手发表论文数量和影响力更强，但发表了较低颠覆性的论文，他们的研究更多是巩固和发展现在的研究方向。具体而言，获得资助的优青获得者，在5年内比他们的竞争者发表颠覆性论文的概率低2.1%，发表渐进性论文的概率要高2.3%。而获得资助之前，两组科学家发表论文的模式是基本相近的。
此外，作者们识别了2015年发表的410,352篇由中国作者撰写的论文，通过分析摘要的关键词，评估优青和他们竞争者在研究主题上与整体研究领域的契合程度。结果发现，相比他们的竞争者，优青研究内容与中国当前的研究热点和趋势更为契合。[4]
在项目竞争日益白热化的今天，年轻科学家为了申请项目而不得不向主流和热点靠拢的压力，可能会变得更加沉重。
在国内，早期失败的代价对学者很沉重，国内科研体制对科学家设置了许多年龄限制，例如35岁时必须完成某些指标。
促成颠覆性研究的资助模式，往往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容忍早期失败、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持和工作保障、以及给予获奖者自由选择研究方向。
例如，国内科研体制对科学家设置了许多年龄限制，比如35岁时必须完成某些事情。如果没有按时完成，哪怕只差一年，也无法申请某些项目。而年龄门槛，又和国内阶梯状的人才评价体系有关。
中国科学家的职业道路往往环环相扣。为了在学术阶梯上不断攀升，科学家们往往需要遵循一种相对固定的模式，确保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够得到认可和资助，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研究。
一位青年学者向《知识分子》解释，有些科研单位将优青项目视作人才“帽子”，将是否获得该项目与职称评聘和资源分配直接挂钩。而且，社会上存在对杰青项目“异化”使用现象，关注其称号，杰青数量是各类专业评估的重要指标。
“因此，现行的人才评价政策可能会改变青年科研人员从事基础研究的动机。科研人员为了继续获得资源进行后续研究，积累成果申请杰青，很可能依照固定的科研模式，在申请下一个阶段的科学基金之前加快个体科研产出并积累学术影响。”该学者说。
年龄门槛对年轻研究者的压力，在上述的研究中也有体现。
作者们构建了每位科学家发表论文的共引网络，从中区分出各个研究主题。他们将在规模前5%的研究主题下发表的论文，定义为“热门论文”。结果发现，相比竞争者，优青发表的热门论文数量高出21.5%，也有着更多的合作论文。
接下来，作者比较了优青在获得资助前后发表的论文在研究方向、参考文献重叠和新关键词方面的差异。发现拿到资助后优青更不倾向于改变研究方向，发表的论文中参考文献的重叠比例更高，并且包含新关键词的论文比例更低。也就是说，优青拿到资助后会更集中于在热门的领域深耕，但从另一个角度也是研究方向变窄了，少了更多样的探索和尝试。
这种主流但保守的研究策略，是否与年龄门槛带来的压力，以及对下一步申请杰青的期待紧密相关？毕竟，有61.9%的优青后来都申请了杰青，加入了下一阶段的竞争。
从作者们找到的线索来看，年龄和申请杰青确实对科学家的研究策略产生了影响。作者们特意关注了年龄在35岁及以上和37岁及以上的优青获奖者，发现这些年龄更大、更资深的科学家在获得资助后，研究策略的变化更为明显，更大幅度地转向了相对主流和热门的领域。
为进一步验证这一假设，研究者还对那些获得优青后，5年内申请杰青成功的科学家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这些科学家同样明显转变了自己的研究策略，转向了更热门、主流的研究。
中国的科学人才评价体系呈现出明显的连续阶梯状特征，而这一模式在国际上并不普遍适用。例如，在美国，虽然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设有职业生涯奖（Career Award），为杰出的早期职业科学家提供为期五年的资助，总额通常超过50万美元，这一奖项常被中国的学术界拿来与优青项目相比较。
然而，美国并没有设立一系列逐级递进的全国性人才项目；职业生涯奖之后，并没有更高级别的直接对应奖项来进一步区分科学家的职业成就。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是一项极高的荣誉，但这一身份本身并不直接关联额外的科研资源或资金支持。
另外，即使不能拿到这些人才项目的资助，也不意味着美国科学家的职业生涯受挫，无法评上教职。根据美国国家神经疾病和中风研究所（NINDS）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神经科学领域获得终身教职轨职位的年轻科学家中，有60%从未获得过竞争性资助，而35%既没有在《细胞》、《自然》或《科学》（CNS）等顶级期刊上发表过文章，也没有取得过外部资助。
相反，各大学术机构面试时，招聘方很看重科学家对自己研究的愿景和创造力，不喜欢那些重复和导师类似方向的候选人[5]。
在这种环境下，学者们不会面临一张严格的时间表，规定他们在特定的年龄段必须完成某些任务。也不用为了评上下个阶段的帽子，在每一个阶段都谨小慎微，总是追逐那些高产高影响力又不容易失败的热门领域。
而在国内，层层递进的评价体系虽然确保了科研成果的稳定产出，但也可能限制了科学家的探索。科学家们在申请杰青成功甚至当选院士之前，都会谨慎尝试那些高风险、高回报的研究项目。
阻碍学者开展探索性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现行同行评审机制中存在的局限。颠覆性的创新常源于那些偏离主流观点的非共识研究，而这类项目的评审构成了全世界科学基金同行评议中的一个共同难题。传统同行评审体系强调专家之间的共识，这虽然有利于支持稳定、渐进的科研进展，但却可能抑制院士创新。
一项利用斯隆研究奖学金数据的研究发现，研究提案符合当前热门研究主题的科学家更有可能在申请中取得成功，获得奖学金的概率增加了10个百分点。这种优势会随着研究主题的过时而逐渐减少[6]。
即使那些号称旨在支持高风险/高收益研究的资助机构，也很难摆脱同行评议中系统性的偏见。欧洲研究委员会（ERC）是欧盟于2007年设立的一个项目，旨在支持高风险/高回报的研究。但对它资助情况的一项研究发现，ERC的第一轮审查中，有过进行高风险研究历史的候选人更容易落选，尤其是生涯早期的科学家。尽管声称支持高风险研究，ERC的评审专家审查时仍然把发表和引用量放在第一位[7]。
2019年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特别设立了非共识项目，称为“原创探索类”项目。这类项目分为专家推荐类和指南引导类两种类型，评审过程非常激烈。但这些项目的体量较小，设立时间也较晚，目前还难以对其效果进行充分评价。
“现在的项目大多数都是共识项目，很多时候就不可避免也会出现这种问题。”这位学者说。
参考文献：（上下滑动可浏览）
[1]程雨祺. (2024, June 17). 中国已成为科学超级大国了吗？《经济学人》说：是的. 《知识分子》.
[2] Guo, L., Wang, Y., & Li, M. (2024). Exploration, exploitation and funding success: Evidence from junior scientists supported by the Chinese Young Scientists Fund. Science Direct.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n.d.). 资助格局.
[4] Wang, Y., & Li, M. (2024). Motivating innovation: The impact of prestigious talent funding on junior scientists. Science Direct.
[5]Hsu, N. S., Rezai-Zadeh, K. P., Tennekoon, M. S., & Korn, S. J. (2021). Myths and facts about getting an academic faculty position in neuroscience. Science Advances, 7(35), eabj2604.
[6] Ayoubi, C., Barbosu, S., Pezzoni, M., & Visentin, F. (2020). What matters in funding: The value of research coherence and alignment in evaluators' decisions. UNU-MERIT Working Papers No. 010.
[7]Veugelers, R., Wang, J., & Stephan, P. (2022). Do funding agencies select and enable risky research: Evidence from ERC using novelty as a proxy of risk taking (No. w3032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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