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德科
昨天，中国大陆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雄安新区。
前天是西方的愚人节，你脚下的这个东方国家，发布了一个确切的消息：
设立雄安新区。
“新区”，二字，或许你已无感。但是这一次，你不能这样。雄安新区的规格之高，是21世纪以来所未见。官方对它的定义是，
“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
新区何其多，但能与深圳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并称的，此前没有，此后便是雄安新区。
在雄安新区的消息宣布之后，旋即而来的另一个重磅新闻是：深圳市长许勤先生调任河北省委副书记。很明白，许先生将是雄安新区的一线操盘手。
深圳特区设立时，是邓时代；上海浦东新区设立时，其实也是邓时代；雄安新区设立时，邓先生逝世已二十周年。
里尔克有几行诗是这么写的——
再给他们两天南方的气候，
迫使它们成熟，
把更多的甘甜酿入浓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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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新华网数据新闻部
现在，北京有了雄安新区。
设立雄安新区的其中一个目的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北京不是已经有了通州新城吗？通州新城是北京的，雄安新区是国家的。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说，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注意，不是说百年大计，而是“千年大计”。
我们不说“迁都”，那太激烈了。我们说，我们国家设立了雄安新区，这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诚然，深圳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都是在中国城市化率未达50%之前起来的；但雄安新区的最独特之处在于，它拥有更强大的国家赋能——
我们不能说它将受益于“迁都经济学”，但至于可以说它将是“首都经济学”的新样本。
1960年，巴西正式迁都巴西利亚——从犯了“大城市病”的里约热内卢，迁到了巴西中西部一片荒原上。
那是另起炉灶。用今天的热词说，那叫“颠覆式创新”。但在我们国家，几乎就没有颠覆式创新的案例。微信是颠覆式创新？那其实是从效仿别人到自我扎根生长的渐进式创新，没颠覆谁。支付宝是颠覆式创新？那是金融监管下的奇妙之蛋，也没有颠覆谁。
雄安新区也不是颠覆式创新，它就在北京边上，它是
地缘的渐进式创新
。所以，我们不说“迁都”。
巴西的迁都完全是计划的产物，或者是中央集权时代的产物，受政府意志的强力控制，甚至连修车都有固定的区位。半个世纪过去了，巴西利亚仍然是大国首都的典范，它是新造的城，但联合国把它定为“人类历史文化保护城”。
人民日报评论原文章说，雄安新区要“一张蓝图干到底”“经得起历史检验”，是“我们这代人留给子孙后代的历史遗产”。
巴西利亚为什么没有再犯各国首都常犯的“大城市病”？原因是，后来的巴西经过了民主化转型，简政放权，不必事事到首都去解决。
简政放权，现在也是中国的主旋律之一。
未来，雄安新区会是什么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