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青年考古学家，希望你们以下一世纪考古学家自命，用新的观念去问，什么是21世纪第一个考古问题？
——张光直
（1931~2001）
祖籍台湾省，自称“番薯人”。
五十年代在台湾大学读人类学，师从李济先生。
后负笈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研究生院毕业。
曾任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美国科学院及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著有《中国青铜时代》《商文明》《美术、神话与祭祀》《古代中国考古学》《考古人类学随笔》等。
这四十年来，在西方一提起张光直的名字就会让人想到中国考古学。
从1963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一版开始，张光直——他的朋友和同事习称他为K.C.——通过他本人一系列有影响的专著和大量学术论文，把自己祖国古代文明的丰富考古材料介绍和解释给英语世界。
但是，他的贡献绝不限于此。他长达数十页的著作目录
（见《四海为家》附录三：张光直作品目录）
，足以证明他的学术兴趣贯穿整个人类学领域。
为了理解他对中国古代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必须把这些研究放在他对考古学理论方法的研究框架中，后者其实是他影响最为深远而独特的学术贡献。
实际上，张光直的研究领域并不局限于中国，同时也包含了东亚、东南亚和环太平洋的广大地区。尽管他对青铜时代的研究最为著名，然而他的研究兴趣贯穿了从更新世到帝国时代的漫长时期。
他也是一名卓越的田野考古学家。通过数次开拓性的多学科合作项目，他把台湾考古提升到国际水平，还把一系列有价值的新方法和技术介绍到中国大陆的考古学界。
自七十年代末期国际关系松动以来，并使文化交流成为可能的情况下，他作为国际知名专家对结束中国大陆考古学的孤立状态所做出的贡献，无人能及。他在美国和台湾两地都担任过高级的学术行政职务，是一位鞠躬尽瘁和富有成效的学术组织者，也是东亚和旧大陆各地区的数十位青年考古学家深深敬爱的导师。毫无疑问，具有多方面天赋的张光直是20世纪后半叶考古学史上的中心人物之一。
—— 罗泰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 选自《追忆张光直》，见《四海为家：追忆考古学家张光直》，三联书店，2002年
张先生这一辈子，从北京到台湾，从台湾到美国，然后又回北京和台湾，往来各地，沟通有无，胸襟博大，最少偏见，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国际化的学者。但在张先生的回忆录中，我们发现，他还是一个乡情浓厚，再普通不过的中国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个既会说“标准的京片子”，“也会说台湾话”，虽学过日文，但“从小就不喜欢日本人”，自认为是台湾人，但也是闽南人和中国人的“番薯人”。他对他的故土北京和台湾，对他的父母、老师、同学和朋友，一直有诗一般的魂牵梦绕，又透着淡淡的哀伤。
张先生是个四海为家的考古人类学家，但他心中还是有个属于他自己的家。
——《四海为家》“写在前面的话”
张光直先生之墓
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Mt.Aubum公墓
中国考古学的成就为世界学术界所接受和认可，光直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考古学界永远纪念张光直为中国考古学所作出的贡献。
——徐苹芳
我心中的张光直先生，他是一个大气磅礴的学者，也是一个朴实平易的学者。他的“人”是这样，“文”也是这样。我们可以向他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很多。
——李零
本书源自作者1966年在耶鲁大学以“史前聚落的分析与比较” 为题的人类学讲座，英文本出版于1967年，名为
Rethinking Archaeology
。书中系统地阐释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集中体现了作者在“新考古学”潮流的背景下，对考古学理论的再思考。他主张把聚落作为考古学主要的解析单元，认为考古学的首要目的是用有效的手段通过考古资料来了解人的世界的本质；他对族群、聚落、文化等概念的颇富常识又充满逻辑的阐释，极大地拓宽了同代和后学的思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或许就是奠定作者一生辉煌成就的基石。
商，在周代文献中首先是取得王朝地位的王室的名字。它是被商王室统治的国家的称号，也用以称呼商国人民及其他同时代人民所创造的文明。商还用来称呼中国历史上被商王朝统治的那一时代。
本书从传统历史文献、青铜器、卜甲和卜骨、考古学、理论模式这五个角度切入，力图全面呈现商文明的各个方面。依据已知的考古发现和文献材料，对商文明做概括性的总结。
张光直有关商代的著作和文章，比如《商文明》，使西方有关早期中国的教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吉德炜 （David N.Keightley）
所谓青铜时代，即是指上古的夏商周三代。以青铜冠名，可见青铜器是贯穿三代文化的核心内容。
本书对青铜时代文化与社会的若干主要特征作整体性的讨论，不仅是技术史角度的研究，还详尽论述了从政治、经济到战争、祭祀，从礼仪、艺术到巫术、饮食等等重要专题。以期回答，为什么青铜器在中国历史上有这么大的重要性？为何独在中国考古学上，青铜时代仍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中心概念？
作者一向主张对古代中国的研究要跨出传统的专业局限，从史学、考古、美术史、古文字、古地理学、思想理论等多方面进行跨学科的整合，而此书正是他本人所做的一次最彻底的试验。书中利用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和神话学的各种材料，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它早期的特征作了精辟的阐述，可以看作是作者一生研究古代中国的综合性成果。近三十年来，先后有英、中、日三种文字的文本在世界各地流传。
本书根据1984年初秋作者在北京大学考古系的九次演讲记录整理而成，内容集中于宏观性探讨中国考古与一般性问题的关联。是八十年代国内最为流行的考古学读物之一。此次再版，还收录了他去世前后发表的三篇文章，集中表现他晚年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认识和反思。对想了解什么是“考古学”，以及考古学对史学研究有何助益的年青读者来说，本书不失为最简要而又富启发性的读物。
英文本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由耶鲁大学1963年初版，中译本所据1986年第四版是该书最大的一次修订，已经是一部全新的《古代中国考古学》，由以前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单线说转变为区系类型的多元理解。
从旧石器时代的遗存及分析到中国北方地区、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再到中国文明相互作用的范围和基础，以及夏商周三代和三代以外的文明的详细阐释，作者在理论和方法上确立起一个视野宏阔的中国古代考古学分析框架，并着意描述出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以及其朝着充分复杂化和等级化的社会发展的脉络，力图揭示中国古代文化相互作用演进的动态的全息图景。
《古代中国考古学》先后四次修订出版，不仅更新了对中国新石器时期和早期铜器时代的描述，而且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也相应地为学界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光直对重要资料的追踪整理，并时时更新的意志和能力让人望尘莫及。因为他耐心细致的工作，这四次出版奠定规划了相关领域的发展基础和方向。
——吉德炜
《古代中国考古学》首次尝试在现代人类学社会进化理论的分析框架下重新梳理中国考古学材料。
——罗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