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锦 | 北大经院工作坊（第882-886场）

主讲人：

Chu (Alex) Yu（Assistant Professor in Economics at Wake Forest University）

讲座主题：

Observational studies generate misleading results about the health effects of air pollution: Evidence from chronic air pollution and COVID-19 outcomes

主持人:

杨佳楠（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助理教授）

参与老师：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秦雪征教授、石菊长聘副教授、姚奕长聘副教授、王耀璟助理教授、袁野助理教授、梁远宁助理教授、庄晨助理教授、Kevin Devereux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刘国恩教授、黄成教授、孙宇副研究员、潘聿航助理教授、吕蓓妮助理教授

讲座内容：

通过准实验设计，Chu (Alex) Yu探讨了交通相关空气污染物是否导致纽约市（NYC）新冠肺炎患者病情加重。

在因果识别面临的挑战方面，研究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清理”内生的空气污染测量，通过使用风作为工具变量识别空气质量变化；二是构建污染暴露代理，结合空间稀疏的监测网络使用超本地空气质量数据与纽约市普查区新冠肺炎结果结合；三是防御行为威胁基于比率模型的有效性，通过使用手机移动数据突出测量误差导致基于比率模型结果的偏倚。

研究通过使用天气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识别空气质量与新冠肺炎强度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发现，较高水平的三种交通相关空气污染物并未显著影响纽约市的新冠肺炎结果。此外，研究还强调了防御行为在新冠肺炎中的作用，表明这是空气污染暴露影响的呼吸系统疾病之一。

最终，研究讨论了系统性测量误差的挑战，这在空气质量内生性方面被严重低估。研究结果表明，观察性研究可能会产生污染影响的偏差估计，导致误导性政策含义。此外，纽约市的空气质量条件限制了观察到的小效应，使得发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主讲人：

谢斌（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讲座主题：

Wealth Redistribution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China

主持人：

赵一泠（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

参与老师：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管汉晖长聘副教授、郝煜长聘副教授、Mark Hup助理教授，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社会科学学院Gary Richardson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徐志浩助理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陈雨新讲师、游五岳讲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新百人计划研究员袁松

讲座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不平等程度在快速提高。同时，同期的全球生育率出现了下降。从跨国比较来看，不平等和生育率呈现负相关关系。根据理论模型，总体生育率受到收入效应和平等效应的影响，而收入不平等对生育率的影响不确定，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持。谢斌通过构造1945—1957年的县级面板数据，探究了中国土地改革带来的财富分配对生育率的影响，发现土地改革的实施使得改革后年出生数增加了4.5%，并且这一效应在改革强度越高的地区越大。

首先，谢斌介绍了研究的历史背景。土地改革之前，中国的土地分配高度不均，占人口10%的地主和富农拥有43%的土地。1947年，中国共产党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将革命根据地内的地主、富农的土地没收，平均分配给农民。1950年，新解放区开始推行土地改革，直到1953年改革结束。

其次，谢斌介绍了研究使用的数据和实证策略。文章从县志中收集了土地改革在885个县的完成时间、改革前后各个阶级的家庭、土地、人口数量和出生率等。数据显示，改革后各个阶级拥有的土地占比和其人口比例接近。用改革之前地主和富农拥有的土地比例，减去其人口比例，得到再分配土地份额，用来度量土地改革的强度。

然后，谢斌汇报了主要结果。文章使用了交错双重差分模型和三重差分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基准结果显示，平均而言，土地改革使得年度出生人数增加了4.5%。再分配土地份额越高，土地改革对出生人口的积极影响越大。文章进行了安慰剂检验，证明人口增加的效应不是由和平驱动的。在替换生育率的度量方式和使用不同来源的生育率数据之后，基准回归的结果仍然成立。文章检验了土地改革发生的时间是否是内生的，发现改革发生的年份只与是否为北方省份有关。文章还分析了交错双重差分模型中的负权重等问题，使用了最新的计量方法来检验平行趋势假设和估计动态处理效应。

最后，由于中农的再分配土地份额很低，文章通过比较贫农和中农探讨了财富效应和平等效应的作用机制。相较于富农而言，贫农和中农都更倾向在土地改革之后增加生育，这印证了在财富效应之外，还有平等效应存在。文章还发现土地改革后20世纪50、60年代的生育浪潮，对80年代的非农就业产生了长期的积极效应。再分配土地比例增加一个标准差，80年代的非农就业率会上升2.4个百分点。

主讲人：

金文超（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商学院经济系助理教授）

讲座主题：

The UK graduate boom and occupational polarisation

参与老师：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冲长聘副教授、吴群锋助理教授、曹光宇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李力行教授、席天扬长聘副教授、王轩助理教授、徐化愚助理教授

讲座内容：

金文超汇报的论文为解释英国就业极化现象提供了一个补充性视角。论文的核心观点是技能供应的增加和内生的技术采纳行为，而非仅仅是常规偏见技术变革（Routine Biased Technical Change, RBTC）。研究构建了一个均衡模型，该模型不仅能够解释英国就业结构的所有主要趋势，包括工资极化现象的缺失以及毕业生职业层次下降的缺乏，而且还能够提供对就业转移的深入理解。通过反事实分析，研究指出，仅技能供应的转变就可以解释超过一半的就业转移现象。

在许多发达国家，中等收入职业的就业正在向高收入和低收入职业转移，这一现象通常被称为就业极化。传统观点认为，这是由于RBTC导致的，即技术变革倾向于替代那些执行常规任务的工作。然而，本次讲座介绍的研究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解释，强调了技能供应的增加和企业对RBTC技术的内生采纳。

这项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它挑战了关于就业极化的现有理论，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新的视角。如果技能供应的变化是就业极化的一个主要驱动力，那么教育和培训政策可能需要重新考虑，以确保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这项研究为理解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对就业市场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工具和理论框架。随着技术进步的加速，劳动力市场可能会经历更多的变化。了解这些变化背后的驱动因素对于制定有效的劳动市场政策至关重要。

主讲人：

张明昂（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教授）

讲座主题：

互惠与国家能力建设：来自中国全国性污染减排运动的证据

主持人：

邢剑炜（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教授）

讲座内容：

张明昂分享了从社会契约视角出发有关国家污染治理能力的最新研究。过去一个世纪，现代国家税收征管能力大幅增强，但是污染控制方面的治理能力发展较为滞后。现有文献从国家治理角度，发现中国命令型环境规制下央地激励不相容以及企业污染转移和规避证据，但缺乏从社会契约和互惠角度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实证研究。社会契约理论视角，强调实现有效治理中互惠的作用。文章以“十一五”规划将两类污染物纳入地方官员考核为准自然实验，构建DID模型，探究地方政府如何有效利用与企业的联系推动减排目标的实现，即地方政府面临强制性减排考核时，曾经受到地方政府补贴恩惠的企业是否有激励回馈地方政府，更多帮助地方政府达成目标。

研究使用了2001年—2010年工业企业和企业污染合并数据库。研究发现，相较于未拿到财政补贴的企业，2007年前曾经拿到过财政补贴的企业，二氧化硫和COD排放量分别多降低17.2%和15%。两类企业未纳入考核任务的烟尘和氨氮排放量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现象通过要素投入显著下降、减排设备显著增加实现，导致企业总产值、利润、销售量和TFP均显著降低。异质性分析发现，官员晋升激励越强、经济重要性越强、距离省会距离越近的城市，互惠行为越强。在机制分析部分，研究首先定义了“十一五”期间减排贡献指标，发现“十一五”期间减排贡献更大的企业，在“十一五”之后收到更多财政补贴，提供了政企互惠的证据。其次，研究发现互惠文化更强、金融信贷融资困难、企业进入威胁更高的城市，企业更有激励与政府维持互惠关系。研究进一步排除了地方官员政治关联、财政补贴改善现金流和减排能力、数据操纵等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