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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平台公司主动宣布退出政府融资平台，体现了其逐步认同国家监管政策、逐步从原来不规范融资到规范融资的过程。
但如果其宣布退出后再继续为地方政府变相举债融资，实际上是一种漠视党中央、国务院要求，试图挑战政策底线，钻政策空子的顶风作案行为。
中央政治局会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对严格地方政府债务监管提出新的要求，地方政府不仅不能担保，以任何形成新增隐性债务都是严令禁止的，要终身问责、倒查责任。
10月9日平顶山市发展投资公司发布退出政府融资平台的公告，引起市场热议，这是自8月4日常德市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关于退出公告后的又一次热议。但据有关统计显示，今年3月份以来，陆续有一批平台企业发布退出公告，如果时间拉长一点，2015年底就有已经出现这类声明。
既然一直都有融资平台企业宣布退出，为什么今年会格外引人注目？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现象呢？
宣布退出或是走向规范的重要一步
联讯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研究员李奇霖的观点颇有代表性：基于年初以来财政部对地方债的严监管，尤其是为了符合《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财预〔2017〕50号）的要求，便利融资；同时，也有部分融资平台公司需要以社会资本方参与PPP项目。当然，“也不排除小部分融资平台公司确实在转型。”
从前两个主要原因看，融资平台公司的退出公告，应该是为了满足“合规性”的要求。因为50号文要求，融资平台公司在境内外举债融资时，应当向债权人主动书面声明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并明确自2015年1月1日起其新增债务依法不属于地方政府债务。
而对于融资平台公司作为PPP项目社会资本方的条件，《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5〕42号）也有明确要求，“已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市场化运营，承担的地方政府债务已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得到妥善处置并明确公告今后不再承担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职能的前提下，可作为社会资本参与当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
从“合规性”的角度出发，“宣布退出，意味着融资平台公司与地方政府的责任切割了。无论是从当前对市场发出的信号看，或者未来通过市场机制约束其融资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一位接近监管层人士说道。
该人士认为，虽然有国家严监管的要求，但也说明，在国发〔2014〕43号和新预算法实施后，融资平台公司从原来确实存在一些违法违规或者变相举债的形式，到现在主动宣布退出政府融资平台，体现了其逐步认同政策、逐步从原来不规范融资到规范融资的过程，可以看做贯彻中央精神的重要举措。“如果融资平台公司确实完成了市场化转型，这种退出声明也是负责任、实事求是的体现，监管层乐见其成，对于防范地方债务风险、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减少无效投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是有利的。”
中央财经大学中财-鹏元地方财政投融资研究所执行所长温来成更为乐观，在他看来，融资平台公司发出这样的公告，应该表明其转型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业务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在逐步面向市场开展经营，希望有关机构包括投资者改变既有看法，同时以便承接新的业务。
不过他也指出，无论融资平台公司是否发布退出声明，从国家对投融资平台公司的政策和现行法律制度来看，这类企业都是要转型退出的——43号文早已规定，“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债务。”新预算法也规定，地方政府举债一律采取在国务院批准的限额内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方式。
但在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尚未到位，尤其是在融资平台公司业务还未出现明显转型的情况下，包括李奇霖的多位市场人士对这类声明背后的动机持保留态度。李奇霖指出，像常德经投，其本身并未剥离公益性项目的投资职能，而且产权关系、人事安排都没有做相应的变动，一纸公告并不能让大家相信它真的在向市场化转型。
再如最近宣布退出的平顶山市发展投资公司，其业务以施工工程、房地产和自来水等基建和公用事业为主，2016年公司获得政府补助2.84亿，占公司利润总额133.72%，而且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主要是政府补助和往来款。短期无法切断对财政支出的依赖，也似乎佐证了融资平台公司“更多是在寻求绕开地方债务监管政策去便利融资和更为灵活地参与PPP项目。”
继续变相举债融资是典型顶风作案作为
“如果宣布不是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寄希望于监管层不将其当做融资平台公司监管，弱化、降低其融资监管门槛，之后再利用这些公司继续为地方政府变相举债融资，那就是试图钻政策的空子、挑战政策底线，在国家三令五申严监管下顶风作案。”上述人士认为若地方政府再试图通过融资平台公司变相融资，不仅直接违法违规，而且不符合党中央、国务院精神，是非常不可取的。
众所周知，新预算法为地方政府举债合理“开前门”之前，地方政府主要通过融资平台公司进行投融资，并以政府信用为其提供担保。这导致地方债隐蔽且增速快，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也给政府造成巨大压力。今年以来，地方债更被视为经济运行中的五大“灰犀牛”之一，党和国务院高度重视风险防控。
新预算法和43号文严格规定，地方政府举债一律采取在国务院批准的限额内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方式；在担保方面，除外国政府和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转贷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以任何方式提供担保，不得承诺为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的融资承担偿债责任。
今年下发的50号文、87号文，虽然被市场机构普遍看做严监管的标志性文件，但其主要内容实际是相关政策法律的强调重申，涉及清理整改事项更多是在“合规性”层面要求地方政府不违法。其中对于融资平台公司来说，就要切断政府对对其经营活动、融资活动的干扰，也切断政府对其的担保，让其通过市场化方式融资，逐渐引导其转型。因此，这些政策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主要治标，目的是为治本赢得时间”。
而如果融资平台公司名义上宣布退出，实质上是为绕开监管、继续变相为地方政府融资，不仅是继续违法，置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于不顾，还会增加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冲击地方债监管。
7月中旬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7月2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重申，有效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7月2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各地要落实属地责任，堵住“后门”，坚决遏制违法违规举债。坚持分类指导，继续整改违法担保，纠正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务中的不规范行为。
“之前法律严格限制了地方政府的担保行为，有观点认为中央部门采取的是鸵鸟政策，只要地方政府不提供担保，融资平台公司也可以变相为政府融资。现在党中央要求非常明确，地方政府不仅不能为融资平台公司提供担保，以任何形式实质性增加隐性债务也不行。”上述人士指出，“不论是以融资平台公司名义融资，还是以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务、PPP的名义变相举债，一旦最终需要政府偿还偿债责任，其实质都是增加隐性债务，都是党中央、国务院决不允许的，是国家政策监管和查处对象，必须严格落实中央要求，坚决做到倒查责任、终身问责。”
回到融资本身，如果仅从便利融资角度出发，在当前多部门联合监管的环境下，这一纸声明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强2013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除监管的指导意见》已经明确规定，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若要退出，需要满足相应的五个条件，同时还有一套具体的退出程序。
据悉，相关部门也在研究制定融资平台公司转型的文件，拟对融资平台公司退出有明确要求，“不是单凭地方政府或者融资平台公司一纸声明就可以退出的，如果想通过发布退出声明后比较容易在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发行债券融资，肯定是不行的。”
温来成认为，43号文下发之后，投融资平台公司应该都以企业自身的资产负债、盈利能力、营业收入是否能够覆盖成本、信誉等向社会融资，不再有政府背景或政府增信。但从其了解的情况看，融资平台转型整体还比较缓慢，尤其是区县一级。“一些投融资平台名义上是企业，实际上是准政府机构，人员是公务员，靠财政过日子，转型很困难。”
“融资平台公司真正应该做的不是发这样那样的声明，而是切实进行市场化转型。如果是建设，地方政府可以向其采购工程；如果做运营，政府可以向其购买服务。金融机构应该严格把关，切实按照市场化原则提供融资，真正基于项目进行融资风险评估，而不是政府信用评估融资平台公司融资风险；地方政府也应该严格落实依法治国战略部署，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管住自己闲不住的手，遏制无序举债搞建设的不正确政绩观，不以行政命令让地方国企为政府举债融资。最终要达到的，是让政府的归政府、企业的归企业，真正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来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实现财政经济健康可持续，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上述人士强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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