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大家印象中，互联网本身是最公开、最自由、最平等的世界，但谁曾想到，中国互联网却在一片看似欣欣向荣之下的情况下走向了封闭、野蛮和血腥。
2016年，深圳24岁女教师钟某搭乘网约车，
希望能送她回家
，被司机带至偏僻处抢劫杀害，事后查明，该网约车车牌为假冒。
2016年，一个叫魏则西的年轻人用中国大陆某搜索引擎找到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
希望治好他的病
，在花费将近20万元医药费后，最后不治身亡。
2017年，一个叫李文星大学生通过BOSS直招
，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
，7月14日，他的尸体在天津市静海区G104国道旁水坑里发现。
2017年，一个叫苏享茂的程序员在世纪佳缘网站，
希望能找到自己的伴侣
，短短数月后便遭遇骗婚、勒索、离婚，最终迫于前妻的种种要挟，万般无奈中，苏享茂选择了跳楼身亡。
个案不代表整体，但是上述种种，他们都希望能够借助互联网平台解决自己的某个问题，但结果是，他们的希望都落空了，并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他们又是一个个再普通不过的生命，普通的和我们这些普罗大众别无二致，所以他们的非正常死亡，让同样的我们难免引起了对这个互联网世界深深的不安，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
只能说，中国早熟的互联网，遇到的是尚在襁褓里的用户。
（1）
以备受好评的谷歌为例。
1999年，谷歌提出了不作恶的准则，同时也成为了它的企业文化。长久以来，谷歌一直用实际行动来维护这个不作恶的准则，2004年Google招股书中则做出“不作恶宣言”：
“不要作恶。我们坚信，作为一个为世界做好事的公司，从长远来看，我们会得到更好的回馈—即使我们放弃一些短期收益。“这成为Google价值文化的第六点：“做正确的事：不恶。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诚实和正直。我们的经营做法无可非议。
我们赚钱做好事。
”
在外人看来，google的不作恶来源于其对极客精神的理解，在google看来信息的普及本身就是一种向善的力量，他们为了践行这种力量谷歌领导建设了若干的技术团队，他们不愿意服从传统企业的道德标准，google认为大部分互联网企业的本质是非道德性的，它不能对股东的财产负责，而要更多的考虑公众的利益负责。
但凡事无绝对。
2008年，谷歌公司广告部门员工为了获得利润，主动帮助卖假药者规避其公司的合规审查，使得大量假药、走私处方药、非法药物(如类固醇)广告出现在用户的搜索结果页中。
2009年，这一事件遭到媒体曝光，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式起诉谷歌公司。2011年，谷歌在付出了5亿美金的高额罚金后，与美国联邦司法部和解，避免了被起诉的结局。
在此后谷歌痛改前非，采取了更严格的管理措施来限制医药广告。屏蔽了1万个销售虚假商品的网站，关闭了1.8万个销售虚假商品的账号，并将3万个出售减肥产品的网站列入黑名单。但这个污点还是让它蒙尘。
（2）
目光拉回到中国的互联网公司。
在国内几乎没有哪个互联网巨头公司没有这样那样的负面，如果要对这些公司的行为价值做一个总结，大概是：“爱作恶，并引以为豪”。
很多时候，舆论、道德、价值观无法对他们形成约束力，貌似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法律。
按照中国现行法律，有时候一些罚款最多只有区区数万，与他们的巨额的收入相比，远远触动不了改变自己的决心，所以，悲剧一遍一遍上演。
在国外，人们靠Uber送自己回家；在国内，人们信任为了争夺市场而监管不严信息注水的打车软件。
在国外，人们靠谷歌检索真实信息；在国内，人们信任着那些疯狂卖广告提供虚假信息的搜索引擎。
在国外，很多人靠Linkin来找工作；在国内，人们信任BOSS直招之流依赖着疯狂卖广告招用户的招聘网站。
在国外，很多人靠match找心仪对象，在国内，人们信任世纪佳缘这种可以随便杜撰性别、年龄、收入的婚恋网站。
钟老师、魏则西、李文星、苏享茂等一个个风华正茂的生命为我们揭开了原本熟悉的互联网可怖一面。他们作为用户的基本权益都没有得到尊重。知情权、财产权、生命权……这些在传统的业态中被严格保护的权力，在互联网的世界却被无情地漠视了。他们被自己信任的互联网深深背弃，而我们还继续信任和使用着背弃了他们的互联网。
数据造假、强制安装、山寨遍地、霸王条款、恶意诋毁…太多的狗血每天都在中国互联网上演，当事人竟然是掌握着中国创新互联网经济命脉、在台前信誓旦旦的宣称着要去颠覆这个行业那个行业，梦想着接管实体世界的互联网巨头。在一番勾心斗角、口水大战、野蛮生长之后，回过头去看节操掉了一地，对了，节操又值多少钱？尽管不乏有“情怀”的企业家，但最后人们竟然又惊奇地发现，情怀是压根不存在的，现实是这么冰冷的，对教师、学生、程序员，对我们这些普罗大众其实一点都不温情。
这个要怪我们这些好似尚在襁褓里的用户没有鉴别能力吗？
也许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