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8月29日，日本文部省（相当于中国教育部）坐在被告席上，迎来了自己的一次败诉。最高法院作出判决，
判定文部省对教科书中的“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等4处的审定意见违法
，责令日本政府赔偿家永三郎先生40万日元。
判决书读完的那一刻，原告家永三郎松了一口气。但是他并没有自豪。这只是一场小小的胜利，文部省在教科书中，对日本在二战中的历史记载，还存在大量的歪曲。
不过，仅仅这小小的胜利，就已经花掉了家永三郎32年的时间。
实际上，家永三郎原本大可不必为此奋斗32年。以他前半生的成就，他的32年原本可以换来更高的学术成就。
来更高的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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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家贵胄，曾为“帝师
”
家永三郎的幸运开始于他的体弱多病。
要不是体弱多病，1913年出生于军人世家的家永三郎多半会上战场，成为二战中的杀人工具。弃武从文的家永三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历史，很幸运地在一个疯狂的年代保全了自己的良心。
1937年，当他身边的很多年轻人把生命投进战争，在亚洲很多地区进行着强奸、屠杀的行径时，家永三郎从东京大学毕业，成了一名中学老师。
1944年，家永三郎进入东京教育大学前身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工作。在这里，
他让人看到了开挂的人生是什么模样。
35岁，他就因为《上代倭绘全史》获得了日本学士院奖，得到了日本最高学术机关的认可。之后，他还当上了当时的皇太子、现任天皇明仁的老师。1952年，文部省委托他独自编写高中历史教材《新日本史》。日本政府重视教育，教材的编写大都需要顶级学者的合作才能完成。家永三郎一个人可以独挑大梁，也证明了他的实力。
二战结束之后，家永三郎反思军国主义的危害。他既为周遭许多年轻人被卷入战争感到心痛，又为日本的侵略罪行感到羞耻。当文部省委托他编写历史教材的时候，他试图告诉学生们真实的历史。
讽刺的是，
宣称重视教育的文部省，却不愿意让学生接触到历史真相。
文部省的官员对家永三郎的底稿进行了修改。
家永三郎写道：“日军占领南京，杀死了无数中国士兵和平民。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南京大屠杀’。”
审查人员评论道：“读者可能会把这种描述理解为，在占领南京之后，日军就单方面地屠杀了大量中国人。为了不使读者这样理解，这段话应进行修改。”
在家永三郎的抗争下，这段论述最终被改为：“经过与中国守军的激烈战斗，日军占领南京，并杀死许多中国士兵和平民。该事件后来被称为‘南京大屠杀’。”这种表述是家永三郎的论点同文部省立场之间的一种妥协，
但问题是，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因为它暗示南京大屠杀是在中日两军激战过程中发生的。
文部省还要求家永三郎删除对日军强奸行为的描述
，理由是“侵犯妇女事件在人类各个历史阶段的每场战争都发生过，并非日本军队的独有行为，无须在此专门讨论”。甚至连“侵略”一词都要避讳，因为 “侵略是一个包含消极伦理内涵的词汇。”
家永三郎在历史书中谴责了日军在战争中的做法：“这场战争被荣称为‘圣战’，日本的失败和他们在战场上的野蛮行径完全被掩盖。因此，大多数日本民众无法了解真相，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除了满腔热情地参与这场鲁莽的战争之外，别无选择。”
这段话激怒了文部省，被他们彻底删去。
就这样，
在之后的十多年里，教科书被改的面目全非。
“侵略”一词变成了“武力进出”，由贬义词变成了中性词，彻底改变了战争的性质。 “七三一”这样的生化武器部队的存在，被删的一干二净。文部省还经常批评家永三郎“对民族爱的不够深”，并警告他“不要把战争写得太阴暗，要多写国民拼命支持战争的光辉形象”。
一而再、再而三篡改历史的做法，让家永三郎忍无可忍。1965年，他将文部省告上了法庭，状告政府“审定违反了保障学术和表现自由的宪法”，造成了他巨大的精神痛苦，要求政府赔偿。
就是这样，
原本有着大好前程的历史学家，却为了自己的良心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在《教科书审判》一书中，家永三郎曾经写下自己起诉国家的心境：
“1937年，家永已经作为一名研究者走上社会。我没有迎合、投机战争，埋头保护自己一个人的良心，没有为阻止那场悲剧做过任何抵抗性的尝试，旁观许多同龄人陷入悲惨的命运之中。我的良心因此深受重创。
今天，如果我再次放弃执笔以保护自己一人的良心而告终，能不重复同样的后悔吗？”
这场官司，从1965年一直打到了1997年，让家永三郎耗尽半生，深陷困顿。
1974年，家永三郎不顾政府反对，出版了原书稿
在一个政府牵头美化、歪曲侵略史实的社会里，家永三郎的败诉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诉讼都以失败告终，
他本人也成了右翼攻击的对象。
许多维护日本侵略合法性的学者把攻击家永三郎当成最自豪的事。他们说：“战后的历史教育被否定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观和东京审判史观所控制，必须克服这种自虐史观。”
最终，他被日本右翼集团定性为
“非国民”
，也就是所谓的“日奸”，生命安全多次遭受威胁。暴徒出现在他家门外，敲击锅盆、高呼口号，让他不能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