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一篇题为
《2010年人口普查，徐州“小花梅”查无此人》
的文章广泛流传，这篇文章通过《江苏省徐州市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等信息交叉印证，得出了这样一个掷地有声的结论，正如一位读者所评论的：言论几多喧嚣，数据还原真相。
这篇文章除了仔细爬梳了徐州市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还引用了《怒江傈僳族妇女跨省婚姻迁移研究》一书中的记录作为参考：“笔者从福贡县公安局进一步了解到，福贡县从1988年到2009年共有4005名妇女外流，被拐卖外流的妇女有1750人。”这一数据表明当地超过四成的妇女外流是“被拐卖”。
早在第四份通告认定徐州丰县被囚女子来自云南福贡县的第二天，先生制造就采访了《怒江傈僳族妇女跨省婚姻迁移研究》的作者陈业强，在随后多家媒体的探访、分析文章中，他的田野调查也被屡屡提及。
2010年1月从昆明乘坐大巴颠簸13个小时来到福贡县时，陈业强不会想到他追随费孝通的“村落研究”会被卷入全国舆论风暴的中心。即便是今天，这本书在豆瓣上仍然只有28人读过。
同样的，在媒体公众讨论妇女拐卖问题时，王金玲的多本调查、研究著作也多次被引用，比如她对于拐卖的定义——“具有出卖的主观意图，以获利为目的，用欺骗的手段获取人或物后进行出售。”然而，在此之前，她的研究处于少人关注的边缘地带，可资印证的一点是：她2004年所进行的拐卖妇女访谈要等到2018年才得以出版（《被拐卖婚迁妇女访谈实录》）。
虽然这本书深入呈现了拐卖人口现象复杂性和多样性，提供了大量第一手基础性资料，但由于研究框架本身的局限，总体有一种承认拐卖既成事实的合理化倾向，将拐卖、拐骗、骗婚和普通婚迁穿插在一起，模糊了非法、非自愿的边界。
看过了研究者的采访提纲之后，很难不让读者产生“这是被拐卖妇女在流入地生活的满意度调查问卷？”的疑问。
当然，这与此类研究是从社会学角度而非法律角度出发密不可分。因为社会学者更关心被拐骗妇女在本地的适应状况、家庭地位、社会关系、心理状态。
相比之下，王金玲主编的另一本《跨地域拐卖或拐骗：华东五省流入地个案研究的新描述》更具参考意义，尤其是其中徐州睢宁县的流入地个案研究，证实了“由于交通枢纽原因，徐州在1980〜1990年代成为被拐卖/骗婚迁流入妇女的集散地，外省被拐卖/骗婚迁的妇女往往是到徐州后再向周边省市县发散。”
从社会学角度，这本书还无意披露了“买卖婚姻作为一种缔结婚姻的方式，被当地农村社区的人们普遍接受，自发地加入对被拐卖/骗妇女的‘看管者’行列当中”。由于计划生育对于领导政绩有“一票否决”的重要性，所以“在抓紧计划生育这一环节的同时，他们放松了婚姻登记应有的严格性，为外省流入婚姻的稳定建构了第一道‘安全阀’”。
然而，在“改善被拐卖或拐骗婚迁流入妇女生存状况的建议”部分，研究者仍然只能以承认既成事实为出发点，呼吁“她们应享有与本地妇女同等的权利”“社区应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提高其自我保护意识”。
对于“E受到丈夫的哥哥的毒打，曾两度昏死过去，但她仍然遵循着传统农业社会的游戏规则，将之作为家事，并没有想过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来改变自己受虐待的状况，保护自己的权益”，书中只是呼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培养法律意识”。
目前相关社会学研究的另一重局限在于，研究者着重于探究拐卖妇女问题的社会成因及后果，而非给被拐卖个体、家庭造成的伤害。有多本著作都在关注人口流动、性别失衡对农村男性的“婚姻挤压”，却对于农村女性的生存状况缺乏相应关注，似乎默认了男性才是婚姻的主体。
目前，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关于妇女拐卖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仍占相当比重。这也让法律角度的研究显得更为难得，尤其是基于司法判例的实证分析，如
《我国拐卖妇女犯罪特点及治理策略——基于1038份裁判文书的分析》《从665份判决书看应不应提刑——收买被拐卖的妇女案件实证研究》《拐卖妇女罪的司法认定问题研究 ——基于全国870份刑事判决书的检视》等。
通过这些判决文书的统计分析，我们能够直观看出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比如
“被告人被以数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仅占比10.86%”。
除了社会学调研及法律实证研究，90年代的报告文学也成为揭露妇女拐卖问题最触目惊心的一手材料，在网络上被疯狂转发，“古老的罪恶”甚至成了拐卖妇女的代名词。
然而，隐去真实姓名的案例记录，无节制的控诉和抒情，地摊文学一般的行文，大大消解了这些作品的事实力度，除了令人感叹那个年代拐卖现象之猖獗，“几个故事会水平的案例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这也是为何2000年后这种风行一时的文体迅速没落的原因。
但拐卖妇女现象相关报告文学的绝迹，却并未意味着更深入、客观的调查报道的出现。如微博用户@车研编辑部 所说“非常期待有学者能做相关课题的深入研究，像当年北大博士冯军旗做《中县干部》研究一样，去当地挂职，进行至少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
可想而知这样的卧底调查会遇到何种阻力，而蜻蜓点水式的外来调研则像是在火车上问“都买到票了吗？”，“小花梅”这样受到囚禁虐待的人不可能被挑选成为访谈对象。
为了探究徐州地区何以“
经济已经迈进21世纪，法制还停留在20世纪，思想还停留在19世纪”，一本10年前的冷门著作《被牺牲的局部》在孔夫子上被炒到
了数百元，一时之间洛阳纸贵。
虽然这本书揭示了淮北地区是如何
演变成了明清至民国前期的穷山恶水之地，社会出现全面溃败，但无法直接回答改革开放之后此地的拐卖问题为何如此严重。然而，我们现在也只有这样迂回包抄的历史研究可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