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说这辈子我就干这个事了，这个事太牛逼了。”
1998年，刚进武汉电视台工作的范立欣，被一本中国纪录片年度会议纪要所吸引，兴奋地读至次日凌晨，那年他21岁。
高高瘦瘦、相貌俊朗的他，经常给人留下“萌大叔”、“长得太帅不像纪录片导演”的印象。但他的镜头，记录的却是最具泥土气息的真实中国。
/ 人生是有计划的自我积累 /
“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远景的规划，我在想，要把一个事情做到世界顶尖的水平。”
发现对记录片的热情后，范立欣学摄影，做剪辑，用他的话来说，这叫“有计划的自我积累”。
2002年，同在武汉电视台工作的陈为军邀请他参与并剪辑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
在河南的一个贫困村里，一些村民靠卖血维持生计，由于缺乏安全的医疗器械，艾滋病在那里悄然传播……
第一次参与纪录片工作的范立欣，以每天16个小时，连续10月的工作量走进这个特殊群体。
面对悲苦的画面，范立欣反复地问自己：“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后来，范立欣去央视做摄像记者，经常飞去农村进行采访。他说，每当从贫穷的农村回到繁华的北京，他的内心都会因为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而受到冲击和折磨。
“对于我来说，回到舒适的生活中只需要两个小时，而对他们来说这太遥远了。”
/ 哪里是他们的归途？ /
2006年底，范立欣离开央视开始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纪录长片，关于农民工的《归途列车》。
《归途列车》剧照
为了寻找合适的拍摄对象，范立欣独自坐火车去广州，一家厂子一家厂子地寻找拍摄对象，同时不断地被人当做骗子、小偷，十次有八次被人直接轰出去。
最终，范立欣遇到了影片中的张哥夫妇，找到了最理想的拍摄素材：
16年前，为了补贴家用，张昌华夫妇背井离乡去广州打工。对他们而言，唯一的希望与慰藉就是孩子们有朝一日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然而，由于他们常年在外打工，无暇顾家，日渐成年的女儿以激烈的叛逆行为宣告对父母的抗议——张琴退学离家，成为新一代的打工妹，从广州的服装厂到深圳的夜店，女儿的一次次选择刺痛了父母的心……
2008 年，由于南方大雪灾，范立欣和他的摄制组与几十万返乡人一起滞留在广州火车站，在留守拍摄的三天里，他们被情绪激动误以为他们是记者的群众包围，现场几经失控。
相比于拍摄过程中险些遭遇的踩踏事故，范立欣认为，最残酷的现实还是资金。
和大部分纪录片导演一样，他得自筹资金。范立欣拿出10多万的积蓄，又借了20多万；为了省工钱，摄影师是他同事，录音师是他哥哥。即便如此，到2007年底还是弹尽粮绝。
范立欣当时只觉得，这个题材太重要，承载了很多，砸锅卖铁也得拍。
“我希望用这部影片，以及未来用更多的影片给他们一个交待，因为他们为这个国家牺牲和付出得太多，他们也是这个国家的脊梁，理应被记录下来。”
《归途列车》剧照
3年，每年至少5、6个月的跟踪拍摄，积累成350个小时的素材，最后剪辑为87分钟的电影。
“希望每个看过这部纪录片的人能更多地去关注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哪怕只是在公交车上给他们让个座。”范立欣说。
/ 站在悬崖边，你敢不敢纵身一跃？ /
从对纪录片萌发热情，到以纪录长片享誉国际，这一路范立欣走得很辛苦。
“他是个很坚毅的孩子，但凡不是这么坚毅的性格，人是坚持不下来的。”他的母亲说。
范立欣的毅力从他为克服伤痛所付出的努力就可见一般。
因为幼年的摔伤手术，范立欣的左腿膝盖只剩下三分之二。为了承受几十斤重的摄影器材，进入央视成为摄影记者后，“范立欣每天早到单位一小时，偷来锁着摄影机的柜子的钥匙，分开双腿，调整呼吸，练扛机器。一年后，他成了电视台里扛机器最稳的人。”
和很多纪录片作品一样，虽然历尽艰辛，虽然拍的是最接地气的内容，范立欣的这些作品还是很难在国内院线上映。
但在范立欣看来，社会需要具有“看门狗”(watchdog)属性的纪录片，这是他坚持和不妥协的理由。
“每次开始拍一个纪录片的时候，我内心里的感受就是站在一个万丈深渊的悬崖上面，脱光了衣服，然后全裸的这么跳下去，自由落体，把自己投向万丈深渊。”
在范立欣看来，只要坚信可以做到，一定会在落地摔得粉身碎骨之前，长出翅膀飞起来。不妥协，就是为范立欣护航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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