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4年11月21日，星期四，农历十月二十一，美好的一天从阅读《现代财经-早读早分享
每日晨语
若无非凡之运，则需倍加勤勉。勿让慵懒成为挫败的借口，再矫情地将之归咎于命运的捉弄 ！美好的一天从勤奋开始！周四，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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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读分享
1、工信部：新一批400个高水平5G工厂带动总投资超220亿元。 11月19日，在2024中国5G+工业互联网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一级巡视员王鹏发布2024年5G工厂名录，遴选出400个高水平5G工厂。通过数据测算，400个5G工厂带动的总投资超过220亿元，各个工厂平均投资同比增长180%，表明企业对5G工厂投入的意愿、信心和力度进一步显著增强。王鹏表示，新一批5G工厂，与去年相比，呈现三大亮点：一是地域分布更均衡；二是行业应用更广泛；三是企业融通更深入。（中证网）蔡子微评： 5G工厂的落地，不仅促进了相关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还推动了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展。此外，5G工厂的投资增长也反映出企业对5G技术的信心和投入意愿显著增强。这些5G工厂在地域分布、行业应用以及企业融通方面均表现出色，为未来的5G工业应用树立了标杆。话题关注：创新要素协同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基于高水平5G工厂的经验证据检验 2、国家发改委：推动提前批次以工代赈项目抓紧开工建设。 国家发展改革委19日举行11月份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督促指导地方，推动提前批次以工代赈项目抓紧开工建设，切实保障务工群众更好享受以工代赈政策红利。李超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督促指导地方，推动提前批次以工代赈项目抓紧开工建设，切实保障务工群众更好享受以工代赈政策红利。（中国新闻网） 蔡子微评： 在以工代赈的背景下，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与共同富裕政策的协同发展是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提供就业机会和改善基础设施，以工代赈项目不仅促进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还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同时，政策的协同效应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农业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政策的深入实施和项目的持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将为农民带来更多福祉，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话题关注：以工代赈背景下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与共同富裕政策协同发展研究 3、中央财办韩文秀：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的制度体系。 11月20日电，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在学习时报撰文称，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一是形成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的制度体系。二是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三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推进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四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五是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强化“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建设，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发展银发经济。（财联社）蔡子微评： 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收入不平等严重，收入差距过大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因此，如何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同时合理调节高收入群体，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政策中的一个重点。文章提到的政策措施，如完善社保、促进就业、深化医疗改革等，都是朝着这一目标努力，但如何落实这些政策，避免收入分配的极端化，仍需深入思考。话题关注：灵活就业与中等收入群体扩展：社会保障制度创新的实践与挑战 4、资本市场长期向好的底层逻辑将更加稳固。 11月19日，第三届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在香港举行。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峰会上详谈资本市场五个“突出”，他强调，中国证监会将坚持以改革促发展、促稳定，着力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加快形成支持科技创新的多层次市场体系和支持“长钱长投”的政策体系，抓紧健全强监管、防风险的制度机制，多举措强化投资者保护实效，不断提升市场的吸引力、竞争力和内在稳定性。（中经网） 蔡子微评 ：证监会强调提升上市公司投资价值，通过督促上市公司提高透明度和经营治理水平，出台市值管理指引等措施，资本市场不仅保护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也提高了市场的整体投资价值。这对于增强投资者信心、吸引更多长期资金入市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建立健全的监管体系，才能有效防范市场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确保资本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 话题关注：投资者保护提升资本市场韧性的内在机制研究 5、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消费向新而行 。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10月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8.3%，增速快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5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5.9%，比1—9月份提高0.2个百分点。从数据看，消费持续增长势头良好，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新型消费增长尤其亮眼，消费向新而行的态势明显。（中经网） 蔡子微评： 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新型消费增长尤其亮眼，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推动消费增长中凸显核心作用。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提升了消费的便捷性和安全性，还催生了诸多新的消费模式和场景，如电商直播、智能家居等，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多样的选择。只有通过不断创新和升级，才能实现消费的持续增长和升级，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话题关注：信息技术促进新型消费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场景应用创新的视角 6、智慧养老大放异彩。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健康及养老领域的集成创新和融合应用，养老服务也愈发即时化、智能化、精准化、个性化。数智赋能，一批批创新产品和一站式解决方案，已遍布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等多场景，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走进瀛海颐养中心样板间，适老化、智能化的设计，让前来参观的人连连感叹“安全方便”。据中国疾病监测系统的数据显示，跌倒已成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因伤致死的首位原因。老年人的身体机能下降，即便足不出户，也可能会出现摔倒、碰撞的意外风险，对房屋进行必要的适老化改造，可以最大限度地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方便和安全。（中国经济网） 蔡子微评： 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步伐不断加快。这一数字化转型也对养老机构的发展产生深远且持久的影响。然而，这一过程也存在认知度和接受度不高、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法规不完善等问题。对此，一方面通过科普传播、社区组织教育等方式提升老年人的数字素养，降低老年人对利用智慧医疗的抵触情绪。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智慧养老数据安全管理制度，设计透明的数据收集和使用规则，建立严格的数据加密和访问权限控制机制。 话题关注：数字技术如何提升智慧养老人群的数字素养？ 7、冰雪经济催生装备制造融合创新。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以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激发冰雪经济活力的若干意见》，提出推进冰雪装备器材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冰雪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冰雪装备器材产业为冰雪运动开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从滑雪鞋等大众运动装备，到高速弹射系统等竞技体育装备，再到造雪机等场地装备……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经形成15大类冰雪装备器材产品体系，基本覆盖了从头到脚、从个人到场地、从竞技竞赛到大众运动的全产业链冰雪装备器材。（中国经济网） 蔡子微评： 冰雪装备制造业是冰雪产业链的高端环节，是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和关键。然而，冰雪装备制造还存在创新能力不足、产品结构趋同等问题。对此，一方面加快自主创新,提高冬奥赛场冰雪体育器材装备的国产化。鼓励企业联合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用户单位加强关键技术攻关和创新产品研发。另一方面，科技赋能冰雪运动场景，支持利用AR、VR等技术研发冰雪运动模拟训练平台，开发智能滑雪、滑冰等线上产品和服务，打造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的消费新模式。 话题关注：体旅融合视角下冰雪体育器材装备技术创新与场景创新研究 8、经济日报：打造数智化轻工业链条。 财联社11月20日电，经济日报文章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速重塑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如何以数智化为支撑推动轻工业产业结构优化、技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成为轻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下一阶段，要坚持以数智化技术创新为核心，以高素质数智化人才为支撑，加快突破“卡脖子”核心技术，补强数智化基础设施短板，打造轻工业全链条智能化生态，推动轻工业转型升级，以高质量供给带动、刺激需求提质升级。（财联社-《经济日报》）蔡子微评： 对于中国轻工业来说，数智化技术的应用将打破传统生产方式的局限，增强供应链的灵活性和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然而，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技术人才的培养以及政策支持的落地将是关键。轻工业的转型升级，依赖于全产业链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推动，如何在实际操作中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更深入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结合。话题关注：数智化技术 创新驱动轻工业全链条智能化生态构建的作用路径分析 9、 产学研协同共促乡村振兴。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农业强国，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让科技为农业现代化插上腾飞的翅膀。这为依靠科技创新推动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以产学研协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是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抓手。近些年，我国农业领域深化产学研融合发展，农业科技稳步增强。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3.2％，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96％，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4％，以产学研协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成效。（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 科技创新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多方合作可以提升效能，因此要建立农业部门牵头、社会力量支持、农民广泛参与的产学研协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机制。通过加强政策支持、强化企业主导作用和多方合作，可以有效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推动农业科研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政策的不断完善，农业领域的创新将带来更多可能性，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力。
话题关注：乡村振兴背景下“产—学—研”协同的农村人才培养路径探究
10、银川市西夏区：激活创新资源打造发展优势。 近年来，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大科技研发投入、科技项目支撑、成果转移转化、科技型企业培育等方面服务力度，全力打造创新驱动策源地，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成功入选宁夏首批创新型县（区）建设名单。（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 西夏区的成功经验表明，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大科技研发投入，能够显著提升区域竞争力。特别是通过“揭榜挂帅”制度，推动了科研成果的快速转化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这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的发展模式。同时，西夏区在绿色发展和科技特派员项目上的积极探索，也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话题关注：产业聚集、科技创新政策协同与区域经济发展韧性
11、上海长宁：海聚英才，推动人才高质量发展。 近日，第一届“海聚英才 荟萃长宁”人才高质量发展论坛暨上长宁区海外人才服务伙伴计划启动仪式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人才公寓举行。上海市长宁区委书记、长宁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伟表示，长宁是上海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区之一，也是上海广聚天下英才的重要门户。近年来，长宁始终把人才作为发展第一资源，充分发挥长宁的区位优势、开放优势、综合优势，大力实施人才引领发展战略，努力打造“水丰林茂”的人才集聚创新地，努力搭建“千帆竞发”的人才成长大舞台，努力构筑“近悦远来”的人才服务新优势，全方位释放人才服务的活力与效能。（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 创新驱动下，高质量人才队伍建设对提升区域创新水平至关重要。优秀人才是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区域竞争力提升的关键。通过优化人才培养体系、引进高端人才和激励创新实践，可以有效增强区域创新活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政策的支持和创新环境的构建将进一步吸引和留住人才，为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话题关注：创新驱动下高质量人才队伍建设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 12、山东邹平：优化营商“软环境” 厚植高质量发展沃土。 今年2月，邹平入选济南都市圈核心圈层，正式步入了与济南同城化发展的新轨道。区位优势叠加，让邹平招商引资“底气”更足。今年以来，邹平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着力突出招大引强，发起精准招商新攻势，实现招商引资量质齐升。“鼎鑫隆”投产的项目，位于邹平市九户镇。据该镇党委书记张维奇介绍说，他们不断推进以商招商、以企招商、产业招商，工业项目建设取得新突破。截至目前，九户镇在建重点项目8个，已投产4个，创新招引成效显现。（经济日报）蔡子微评： 邹平市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和精准招商策略，成功吸引并推进了多个重点项目的建设和投产，展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活力和招商引资的新成效。这种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服务模式，以及针对重点产业和区域的招商方法，不仅提升了项目的落地效率，也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这为其他地区提供了招商引资和优化营商环境的宝贵经验。话题关注：营商环境优化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与实践路径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结构对企业盈余平滑策略选择的影响:规范促进还是管控抑制
作者：马元驹,熊健,李晓冬. 导读
摘要： 盈余平滑因包含不同属性而存在争议,如何从公司治理层面约束盈余平滑行为就显得尤为关键,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董事会的内部运作方式决定了其能否发挥积极治理作用,在此背景下,从非正式层级视角展开董事会对盈余平滑约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0年至2021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不同属性盈余平滑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更为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有助于抑制管理层进行机会主义盈余平滑。作用路径表明:上述抑制作用可通过缓解短视倾向、促使主动披露及兼顾多方权益等一系列协调代理机制得以实现。从横截面检验来看:企业正式层级、董事会特质、信息环境及外部监督等方面的一系列因素亦会对上述抑制作用产生异质性影响。不仅如此,以上检验均同步说明了更为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未能凭借其积极治理作用规范并促进管理层进行有效信息盈余平滑。本文在理论上为利用非正式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为全面评价盈余平滑属性并提升信息披露增量价值提供了实证证据和政策启示。
关键词：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盈余平滑;有效信息属性;机会主义属性;
引用格式： 马元驹,熊健,李晓冬.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结构对企业盈余平滑策略选择的影响:规范促进还是管控抑制[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4,44(10):91-108.
一、引言 就理想状态与合乎规则的角度而言,企业管理层对外披露盈余信息时应遵循“如实反映”原则而非“自利操纵”动机。但在现实中,由于企业的营运过程时刻都在面临各类不确定性,所以管理层若严格按照以上“如实反映”原则对外披露盈余信息,则很有可能出现较大的盈余波动[1] 。这样一来,即便企业盈余于长期仍呈现出上升趋势,那些短期内的盈余波动依然会向资本市场传递出企业业绩不稳定甚至下滑的消极讯号,从而致使股价出现震荡乃至下跌现象[2] 。由此可见,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相比于所谓“如实反映”的盈余波动,趋势更为平稳的盈余信息往往更能够传递积极讯号,而这也就为管理层进行“削峰填谷”式的盈余平滑创造了条件[3] 。
与此同时,基于原则导向的会计准则体系亦赋予了管理层可借助主观判断下的自由裁量权进行盈余平滑的空间[4] 。与盈余管理不同的是,盈余平滑主要是管理层有目的地利用上述裁量权人为减少企业多个会计期间盈余波动的行为,所以其披露过程便更偏重跨期性与策略性。而随之出现的,便是对于盈余平滑的两种属性完全不同的观点,即有效信息属性与机会主义属性[5] 。其中,对于前者的评价大多持积极观点,这主要是因为有效信息盈余平滑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信息使用者对于企业经营状况的复杂性感观,并且还在一定范围内传递了具有增量价值的信息,进而提升信息含量;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对于后者的评价则几乎全部持消极与批判态度,该观点认为盈余平滑不但在会计计量上违背配比原则[6] ,致使信息质量下降,并且还充斥着管理层的自利行为与误导动机,因而有损于企业长期价值[7] 。另外,还有观点指出尽管上述两种盈余平滑属性不同,但二者的形成根源却又都来自管理层迫于“棘轮效应”而倾向于对外披露相对更平稳与持续的盈余信息[8] 。因此,如何识别盈余平滑属性,以及如何对管理层进行盈余平滑的动机予以治理,进而使有效信息盈余平滑得以规范且机会主义盈余平滑受到管控,就显得尤为重要。
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不仅要参与重大决策,还要作为纽带在投资者与管理层之间构筑起符合企业长远利益的连结关系。因此,董事会职能的发挥及评价就不仅需要看其能否有效提升治理水平,更需要分析其应当通过何种渠道来协调代理机制,进而降低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壁垒[9] 。就以往研究来看,多数文献已就董事会不同特征(如异质性,独立性等)探究了其对于管理层披露信息所发挥的治理作用,但上述特征大多仍属于正式层级范畴,因而未能深入阐释不同企业董事会在决策与监督上的差异,并且也难以展现同一企业董事会成员在决策与监督过程中的协调过程。毕竟,董事会并非“一潭死水”,其成员构成尽管在一定时期内变化不大,但上述成员之间却又时刻会受到一股“隐性力量”的支配,进而形成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10,11] 。不仅如此,我国“人情世故”与“权威崇拜”的社会属性亦会使得这一“隐性”力量可能在某些情形下被放大[10] 。所以,应当如何利用这一力量更好地为董事会行使职权发挥积极作用就显得很有必要。
从现有相关研究来看,董事会成员之间因隐性力量而形成的非正式层级关系不仅能够对企业的决策方式与效率产生积极影响[11,12] ,还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更好地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实践、经营战略方式调整[13] 并形成预防机制,以应对潜在风险[14] 。由此可见,尽管关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积极作用的探索正朝着多元化展开,但是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究竟如何影响管理层披露盈余信息及其中的作用路径依然有待进一步探讨。鉴于此,本文选取2010至2021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从盈余平滑的视角分析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所发挥的积极治理作用。与现有相关文献相比,本文不仅将对管理层披露盈余信息行为的探讨拓展至多个会计期间,而且还对盈余平滑的不同属性进行了分解,另外,本文又进一步探析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每种属性盈余平滑的影响机制。因此,本文可以看作是上述研究在管理层盈余信息披露治理层面的延续与补充。
经过研究,本文发现:更为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够对管理层进行机会主义盈余平滑发挥抑制作用,但与此同时,更为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却未能规范并促进管理层进行有效信息盈余平滑。进一步对作用路径进行探索后,本文还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机会主义盈余平滑抑制作用的发挥可通过缓解短视倾向、促使主动披露及兼顾多方权益等一系列协调代理机制得以实现。不仅如此,来自企业正式层级、董事会特质、信息环境及外部监督等方面的一系列因素亦会对上述抑制作用产生异质性影响。而在缓解内生性方面,本文则通过构建工具变量,用PSM及Heckman两阶段测试等一系列手段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以上结论依然具有稳健性。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探讨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管理层进行盈余平滑的影响,既丰富了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积极治理作用的探讨,同时也丰富了针对盈余平滑在公司治理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第二,对盈余平滑按照不同属性予以分解,并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分解后不同属性盈余平滑的影响及作用机理贯彻始终,尝试在融合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协调董事会与管理层代理关系为切入点深入挖掘可能的作用路径,以求打开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管理层进行盈余平滑之间关系的“黑箱”;第三,进一步从企业正式层级、董事会特质、信息环境及外部监督等异质性层面探讨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盈余平滑的差异化表现。
二、文献综述、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1.关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研究
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可知,董事会成员之间不仅没有上下级关系之分,在对相关议题表决时亦遵循等权原则。但在实际中,董事会成员不仅会在企业中担任不同正式层级下的职务,并且不同成员所拥有的各类专业背景、社会资源及个人威信等也存在较大差异[15,16] 。这样一来,专业能力突出、社会资源广泛且个人影响力出众的董事便更容易获得其他董事的尊重与服从,而由此地位差别所形成的独立于正式层级之外的“隐性秩序”便是董事会非正式层级[10] 。从本质上讲,它是由于董事会各个成员的个人能力及社会影响力不同而形成的非正式结构,且该结构不仅会对董事会成员之间的互动行为产生影响,亦会对公司治理决策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13] ,因此该领域的研究对于揭示董事会治理效应的中间路径具有重要意义[10] 。
现有相关文献普遍把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影响的关注重点集中在企业经营活动与治理机制上,这些研究发现:更加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结构能够提升企业整体的经营与财务绩效[15,17] 及长期并购绩效[18] ;同时亦有利于企业选择更加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战略模式[13,17] 、资源配置方式[19] 及资本结构[20] ;不仅如此,更加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结构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意愿并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与创新效率[21] ;另外还能够为企业减少违约行为与降低债务成本发挥积极作用[14]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研究提出了更加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在企业投资行为[22-23] 方面会产生一定消极影响的观点[10] ,并指出上述消极影响可能由快速决策中个体权威的强化与程序理性的削弱所导致。但从总体上看,绝大多数研究都肯定了更为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够在企业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2.关于盈余平滑的研究
由于管理层比投资者更了解企业真实情况,进而通常能够在年报盈余信息披露中掌握主导权[24] ,并且亦更容易把握将盈余信息对外披露之后所收到的来自资本市场的反馈[2] 。因此相较于若干期间内较大的盈余波动可能会对外传递企业正面临较大不确定性风险的信号[7] ,平稳且持续的盈余信息往往更能够增强资本市场对于企业的信心[2] ,同时这也有助于企业吸引成本更低的资本投入[25] ,这一观点主要反映了盈余平滑的有效信息属性[1] 。但与此同时,亦有学者指出原则导向下会计准则及相关制度所赋予管理层在处理盈余信息中的自由裁量权[26] 及薪酬契约安排[8] 都会使得管理层有动机与能力通过平滑盈余达到自利目的,而这一观点则主要反映了盈余平滑的机会主义属性[1] 。遂结合以上论述,本文将对现有关于盈余平滑的研究按不同类型进行梳理如下。
首先,就属性评价而言,支持有效信息观的研究认为盈余平滑不仅传递了管理层传递内部信息、促进契约执行及提升企业价值的信号[4] ,同时还能够为企业创新活动创造有利条件[3,25] 并获得资本市场的积极反馈[2,7,27-28] ,因此在该观点之下,盈余平滑可被视为一种年报信息披露策略与提升使用者信心的措施;而支持机会主义观的研究则认为盈余平滑不仅违背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要求[29] ,同时亦不符合契约有用性原则[26] ,因此在该观点之下,盈余平滑不仅不是年报信息披露策略,反而还极易沦为管理者的自利工具与生成误导信息的诱因。其次,就影响因素而言,不同属性盈余平滑的影响因素通常受到管理者晋升路径、薪酬安排及激励方式[8,26,30] 等契约机制及部分来自利益相关方的监督机制[25,27] 的影响。最后,就经济后果而言,现有关于不同属性盈余平滑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围绕企业本身的组织与创新行为[4,25] 及来自资本市场上债权人及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外部反馈[2,7,28,31-33] 展开,尽管这些研究视角差异较大,但大部分都证实了有效信息盈余平滑与机会主义盈余平滑的并立性与竞争性。
3.文献述评
经过文献梳理可见:一方面,在我国社会属性的故事场景下,更加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够同企业正式层级一样发挥其特有的积极治理效应,并且上述积极治理效应也源自对管理层行为的约束[14-15] ;另一方面,与盈余平滑相关的文献也证实了有效信息属性与机会主义属性的并立与竞争,其背后所体现的,则正是资本市场对不同属性盈余平滑的扬弃[34] 。因此,若希望采取措施规范有效信息盈余平滑的同时抑制机会主义盈余平滑,就必然要从包括董事会在内的公司治理机制中寻求解决方法[10]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当前已有个别研究开始关注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但这些研究仍未能深入剖析盈余信息的不同属性,并且亦未能通过对其中影响路径的探讨来部分呈现董事会这一“黑箱”发挥积极治理效应的原理。遂本文将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这一隐性治理机制的积极作用入手,深入探讨其对于不同属性盈余平滑的影响及其中的作用路径,进而为探讨董事会发挥治理职能的多样性提供理论与经验证据支持。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机构,其设立本质与企业一样具有组织性与目的性[35] ,尤其是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董事会的规模不仅相比于一般有限责任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会更大,且《公司法》对于独立董事的人数及专业技术背景亦有所要求[13] 。因此在上市公司中,董事会成员的专业技术背景及社会影响力差异便会使得整个董事会在最终行使各项职权及发挥治理效应上不可避免地受到上述成员间相互关系的影响[14] 。首先,根据行为管理理论,现代企业成员的“社会人”属性在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经济人”属性,尤其是对于董事会这一带有“富人俱乐部”特点的组织而言,其效率便会更多地取决于成员间的互动模式及关系融洽程度[10] 。与此同时,包括董事会在内的各成员之间还会长期存在由非正式组织所主导的人际关系网络[14] ,这些因素在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形成方面均起到了关键作用;其次,根据社会资本理论,组织成员通过上述“社会人”属性不仅更容易构建有利于自身的人际环境与关系网络,亦能够更为便利地获取相关信息与资源[12] ,进而不断积累社会资本。由此一来,尽管董事会成员之间原本并不存在正式层级,但拥有社会资本的不同依然会使得上述成员在无形中形成具有隐性秩序的非正式层级[10,13] 。最后,根据契约关系理论,组织运作效率往往是组织契约关系有效性的直接体现,这也就意味着当各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水平更高且共同合作意愿更强时,董事会的运作效率便会更高。由现有研究[15,17,21] 可知,更为清晰的非正式层级不仅有助于促进董事会成员之间缓解矛盾从而降低内耗,同时亦有助于促进董事会加强团结以更为快速且高效地解决企业面临的各类问题。加之中国文化本身所具有的高权力距离的集体主义属性,就更加能够凸显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在跳脱传统科层结构、简化整体决策程序及有效发挥治理效应方面的积极作用。
盈余平滑作为管理层披露信息时的主观选择,不论属性与动机如何,其根源都来自两权分离下的委托代理问题。在有效信息观下,盈余平滑被看作是管理层传递有用信号的手段,其支持者认为年报信息使用者对于盈余的关注重点在于连续期间内是否符合预期发展的趋势而非追求真实基于数字的业绩信息;而在机会主义观下,盈余平滑则被其支持者看作是管理层利用自由裁量权在自利动机驱使下造成的信息混乱[25] 。所以要想使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在规范并促进有效信息盈余平滑的同时能够对机会主义盈余平滑发挥抑制效应,就必然要重视协调作为公司治理机构的董事会与作为盈余平滑实施者的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机制。因此退一步来讲,即便有效信息盈余平滑可以在权衡各利益相关者当中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考虑到代理问题始终存在,以及盈余平滑行为本身专业性与隐蔽性所带来的信息壁垒等问题,都会使得企业某些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时刻面临被忽视与被侵占的风险[2] 。所以不论基于何种解释,协调代理机制都是董事会发挥职能对管理层披露信息进行约束的关键所在。故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通过缓解短视倾向、促使主动披露及兼顾多方权益等一系列协调代理机制的作用路径来探析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于不同属性盈余平滑的影响机理。
其一,缓解短视倾向。正如先前讨论,现有研究对于盈余平滑不同属性支持观点的重要分歧之一即在于其究竟是一种管理层基于企业长期发展战略的信息策略抑或是管理层扭曲事实进而干扰信息披露的机会主义行为[1] ,而这其中所体现出的就是管理者的动机倾向。毕竟,企业契约有效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便是两权分离下股东与管理层的利益诉求是否趋于一致。因此,当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更为清晰时,其成员在相互之间也就更容易在企业长远发展利益的基础上达成一致,进而对管理层展开有效的代理机制协调工作,通过约束及监督等治理手段缓解管理层的短视主义倾向,减少后者的机会主义动机。最终为实现规范并促进有效信息盈余平滑的同时抑制机会主义盈余平滑创造可行条件。
其二,促使主动披露。盈余信息往往具有较强的时效价值,因此若要发挥有效信息盈余平滑的预期积极效应,管理层就必须尽早将盈余信息传递给使用者,同理,若要抑制机会主义盈余平滑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要求管理层以业绩预告的形式提前披露部分盈余信息亦不失为一项可行措施。毕竟,业绩预告的设立不仅只是希望管理层对正式披露打好“预防针”,进而缓解信息不对称[36] ;更是监管部门规范企业信息披露行为所采取的一种“端口前移”式管控措施,其初衷亦与有效信息盈余平滑相容[3] 。尽管我国当前为了鼓励企业主动发布业绩预告实行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的披露模式而非强制披露的制度,且管理层在业绩预告中依然享有较大自由裁量权,但为了增加盈余信息有用性并避免后续出现“变脸”事件,管理层依然会因受到约束从而在盈余平滑中减少机会主义属性。不仅如此,公司治理机制相对良好时,管理层亦有更大的概率会选择主动发布业绩预告[36] 。换言之,非正式层级越清晰,董事会就越能够发挥出相对高效的治理作用,通过促使管理层更加主动地发布业绩预告就相关经营情况做出事先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规范并促进有效信息盈余平滑的同时抑制机会主义盈余平滑。
其三,兼顾多方权益。考虑到盈余平滑的背后是多方利益的博弈,因此只有在协调过程中权衡多方利益,才可能使得盈余平滑更多地展现其有效信息属性以符合其追求盈余信息兼具“平稳性”与“持续性”特征的初衷,同时不致使盈余平滑更多地展现其机会主义属性而沦为管理层利用信息壁垒单方面谋取自身利益的工具,进而致使其他利益相关方权益受损。所以当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更为清晰时,更具专业能力的成员便能够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来促成多方利益群体之间的合作秩序[37] ,以保障契约履行的有效性。该举措不仅有利于提升有效信息盈余平滑作为信息策略的价值,同时亦有利于对管理层进行约束,避免后者将盈余平滑当作少数管理层人员行使机会主义的自利工具[1] 。遂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 更为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够规范并促进有效信息盈余平滑。
H1b 更为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够管控并抑制机会主义盈余平滑。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Wind及CSMAR等数据库资源,选取2010—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在对原始数据进行筛选时,本文剔除了ST、*ST、金融保险类及关键变量数据缺失等样本,最终共得到4 643家上市公司的21 261个年度观测值。在数据处理中,文本通过Python3.8.3和Stata15.0等工具软件进行操作。另外,为避免样本数据中极端数值对实证研究结果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本文又对各连续变量在1%及99%分位数两侧进行了缩尾处理,并在回归过程中进行了稳健标准误调整。
(二)变量测度 1．被解释变量:盈余平滑及其不同属性分解
借鉴现有研究[8,25] ,本文首先通过式(1)计算了经过量纲归一化的企业经营现金流量OCF 与会计盈余NP 波动程度的比值,将其作为盈余平滑的测度变量,记为ES ,该值越大说明企业盈余平滑程度越高。然后,再参考相关研究方法[2,38] ,通过式(2)将ES 进行分解。其中,控制变量AvgS 、AvgL 、AvgB 、AvgO 、AvgG 、AvgP 和AvgC 分别为企业过去5年内资产规模、负债比率、账面市值比、应收账款及存货周转、销售增长率、固定资产份额与经营现金流量的平均值,SdS 表示销售收入的滚动标准差,以及PerL 表示亏损年份所占比例。同时,该模型还对年份效应及行业差异加以控制。最终,通过式(2)模型回归后所得到的预测值即为有效信息盈余平滑,记为ESI ,而通过回归得到的残差则为机会主义盈余平滑,记为ESO 。之所以采用上述方法将盈余平滑按不同属性进行分解,是因为若盈余平滑本身能够符合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预期,就表明该部分具备有效信息属性,否则即具备机会主义属性,且近年来相关研究均证实了该方法分解盈余平滑属性的信度与效度[1] 。
ES t =Sd (OCF t /TA t -1/Sd (NP t /TA t -1
(1)
ES t =β 1 AvgS t +β 2 AvgL t +β 3 AvgB t +β 4 AvgO t +β 5 AvgG t +β 6 AvgP t +β 7 AvgC t +β 8 SdS t +β 9 PerL t +ΣYear +ΣInd +ε t
(2)
2．解释变量:董事会非正式层级
从前文概念界定可知,由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背后所反映的是董事会成员在专业背景、社会资源及个人威信等方面的地位差异,所以从理论上讲,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相对最佳测算方法便是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获取相关数据[16] 。但这一方法最明显的缺点即在于需要得到样本企业每一位董事会成员的回复,故而成本较高且难以进行大样本研究,遂可行性较差[21] 。于是,为了能够将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测算应用于大样本研究,现有文献的做法通常是利用Gini系数的原理进行测算[11] 。该方法的原理在于当认定董事会成员在外兼职任董事的数量越多,所能够接触到的资源就会越多,其影响力与个人威信就会越大,进而在董事会中便会更加受到其他成员尊重,相对地位也就越高。尽管该方法难以达到通过问卷调查法所获取信息的准确性水平,但却能够广泛应用于大样本企业研究[14] 。因此,在综合考量与权衡准确性及可行性的基础上,本文参考现有主要研究[20] ,以基于Gini系数测算的方法来衡量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计算公式见式(3)-(4)
YScore =S +B F +B O +B A +P FA +P OL
(3)
BIH =2cov (YScore ,Rank YScore )/BNum ×Mean YScore
(4)
其中,YScore 为每位董事会成员在外兼职任董事的数量加上专业背景与任职情况评分之和。S 为每位董事会成员在外兼职任董事的企业数量;B F 、B O 、B A 、P FA 及P OL 则分别表示每位董事会成员是否具有金融背景、海外背景、学术背景、是否担任CFO或总会计师等财务负责人以及是否任董事长或总经理,若是则取1,否则取0;Rank YScore 为董事会每位成员的上述评分之和在董事会中的排序;Mean YScore 为YScore 的均值;BNum 则为董事会成员的数量(亦可称董事会规模)。通过式(4)的Gini系数计算,本文最终得到的BIH 值即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清晰程度,该值介于0至1区间,其值越大,说明董事会成员之间在专业背景、社会资源及个人威信等方面的地位差异越大,进而非正式层级结构越清晰。
3．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等10项,另外还对年份及行业进行了控制,详见表1。其中,对总资产取对数的方法控制了企业规模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和盈余平滑的影响;负债比率、净资产收益率、营收增长率、固定资产比重及账面市值比等财务指标控制了企业的财务健康状况、盈利能力与稳定性;董事长与总经理持股比例、高管薪酬、独立董事占比及股权制衡度则涉及公司治理方面的因素,它们既反映了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同时也控制了能够对企业决策和治理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上述控制变量涵盖了企业财务及公司治理等诸多方面,有助于更好地分析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盈余平滑的影响。
表1 控制变量定义
(三)模型构建 为检验假设H1a及H1b,本文通过式(5)设定回归模型,估计参数β 1 符号及其显著性程度则为关注重点,若β 1 显著为正(负),即表明更为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结构对于有效信息(机会主义)盈余平滑存在促进(抑制)作用。
ESI i ,t ESO i ,t β 0 +β 1 BIH i ,t Controls i ,t ΣYear +ΣInd +ε i ,t
(5)
四、实证检验结果 (一)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被解释变量来看,ESI 及ESO 的均值较为接近,分别为3.125与3.358,但二者的标准差则相对较大,分别为2.973与4.485,这也意味着不同企业间的盈余平滑存在差异,尤其是机会主义盈余平滑差异较大;从解释变量来看,BIH 的极小值0与极大值0.417之间的跨度较为明显,说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清晰程度在不同上市公司间亦存在较大差异,该结果与现有研究基本一致;从各控制变量来看,描述性统计结果与已有研究较为相似,故不再赘述。此外,本文还对解释变量与各控制变量进行了VIF检验,从结果来看,各变量VIF的最大值为2.26(小于10),均值为1.30(小于3),说明它们之间几乎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另从单变量检验结果可知:无论是T检验抑或是Wilcoxon秩和检验,ESO 的均值与中位数均在BIH 大于其所在行业及年度均值或中位数的子样本中更低,且相关统计量皆达到了5%及以上显著水平,即机会主义盈余平滑程度在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结构更为清晰的企业中更低,相反,ESI 的均值与中位数却未因BIH 是否大于其所在行业及年度均值或中位数而存在显著差异,该结果初步验证了假设H1b的推断。考虑到单变量分析本身并未涉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及变化趋势,因此便需要通过回归分析来予以进一步验证。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结果列示于表3,其中,列(1)-(2)仅对年度及行业进行了控制;而列(3)-(4)则进一步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从结果上看:ESO 与BIH 的系数均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而ESI 与BIH 的系数则在统计上不具有显著性。说明更为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够对管理层进行机会主义盈余平滑发挥管控与抑制作用,但与此同时,该结果也表明更为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并不能规范并促进管理层进行有效信息盈余平滑。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即便是有效信息盈余平滑,其本质也是管理层对真实盈余信息的主观操纵,进而在一定范围内与“如实反映”的首要信息质量特征存在偏离,所以也就难以就此检验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所发挥的积极治理作用。以上结果与单变量分析一致,再次印证了假设H1b。
表3 基准回归
注：***、**、*分别表示在1%、5%及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下同。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缓解各类内生性问题并强化基准回归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取如下措施。
1．缓解变量遗漏问题:使用工具变量
本文分别选取BIHiv 1与BIHiv 2作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工具变量。其中BIHiv 1的构造依据源自宗族文化概念的衍生,即参考相关研究[39] ,通过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图书《中国家谱总目》中所记载的各地自明朝至1990年间每百万人口拥有家谱或族谱数的自然对数为基础,然后再与企业主要经营活动所在城市进行匹配。这是因为:首先,尽管董事会成员之间通常并非宗族关系,但在正式契约下,共同的工作环境依然能够使得上述成员之间在潜移默化中形成非正式关系的网络,而这种关系网络与受宗族文化影响之下人与人之间形成的信任边界亦存在同源性。故而在信任边界内,同一组织的成员便更容易达成一致意见与合作关系。其次,宗族文化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均属于非正式制度条件之下的人际关系,加之受到中国传统文化“长幼尊卑”观念与集体主义精神的影响,其所提倡的“归属认同”与“长幼有序”思想亦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所体现出的“尊重权威”与“地位崇拜”观点相吻合。不仅如此,现有研究还发现宗族文化及其衍生理念还有助于提升特定组织内成员之间的信息沟通水平与资源利用效率,进而缓解信息不对称并降低代理成本[39] ,因此该结论便与更为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有助于共享信息、获取资源进而减少代理成本具有逻辑一致性。BIHiv 2的构造则采用了企业主要经营活动所在省份每年设立洪涝地质灾害防治项目数的自然对数。这是因为,当某地区洪涝地质灾害防治项目较多时,即表明该地区出现洪涝地质灾害的频率更高,加之上述灾害本身还具有突发性及危险性等特点,所以就需要相关负责单位之间在最短时间内迅速决策、达成一致意见并相互配合以应对紧急情况,而这也离不开果断强势且拥有权威的领导者以及各部门之间基于非科层关系的合作效率。因此该结论与更为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有助于强化合作意愿并提升决策效率具有逻辑一致性。此外,BIHiv 1与BIHiv 2在测度上均基于区域宏观数据并且与该地区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无较为直接的关系,故具备较好的外生性条件。
在检验中,本文将BIHiv 1与BIHiv 2同时针对BIH 进行了2SLS检验,结果见表4列(1)-(3)。从中可见:在第一阶段中,解释变量与各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取值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而在引入工具变量后2SLS第二阶段中,ESI 及ESO 与BIH 的回归系数取值及显著性水平依然同基准回归一致。另外,针对ESO 的过度识别检验统计量Hansen J的p值亦大于0.1。这说明本文在各工具变量的选取方面不弱且相互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因此在缓解内生性的同时再次强化并支持了基准回归的结果。
表4 稳健性检验Ⅰ
2．缓解因可观测因素造成的样本的自选择问题: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
本文首先通过Logit模型将变量BIH 分别依据行业年度均值及中位数进行分组,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倾向得分;然后再以全部控制变量构成协变量组采用1比1邻近匹配的方法进行匹配。匹配后,各协变量的标准化差异均小于10%,显著降低了上述样本的原生差异,并且ESO 的平均处理效应T值仍然取值为负,并达到5%及以上显著性水平,而ESI 的平均处理效应T值则未达到显著水平,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1b。
3．缓解因不可观测因素造成的样本的自选择问题:使用Heckman两阶段检验
参考相关研究[18] ,本文设置二元虚拟变量DBIH 作为第一阶段的被解释变量,当BIH 为0时,说明董事会成员间未形成明显的非正式层级,此时DBIH 取值为0;而当BIH 不为0时,则说明董事会成员间已经形成明显的非正式层级,此时DBIH 取值为1。其次,在协变量引入方面,本文亦借鉴相关研究,将董事会规模BNum 作为第一阶段的解释变量,这是因为当成员人数越多时,董事会就越有可能形成相对清晰的非正式层级结构[18] 。在此基础上,再通过Probit模型对DBIH 取值为1的概率进行了预测,并同时基于各控制变量计算得出了各自的Mills反比率(IMR )。从表4列(4)第一阶段的结果来看,DBIH 与BNum 的系数取值为正,并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董事会规模越大,形成非正式层级的可能性越高,说明该阶段变量选取较为合理;而从表4列(5)-(6)列第二阶段结果来看,加入IMR 以后,ESI 及ESO 与BIH 的回归系数取值及显著性水平依然同基准回归一致。此外,IMR 与BIH 的回归系数也未达到显著性水平,从而进一步排除了选择偏误问题,再次验证了假设H1b。
4．缓解因果识别问题:后置一期检验
即将被解释变量进行后置一期以缓解由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经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详见表4列(7)-(8)。
5．缓解测量偏误问题:替换解释变量
首先,考虑到独立董事身份的特殊性,本文将独立董事进行剔除后重新利用式(3)-(4)测算后得到变量BIHr 1;其次,考虑到不同年度及不同行业间企业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存在差异,因此为了缓解解释变量差异对研究结果造成的潜在不利影响,本文对解释变量BIH 进行了行业及年度调整,即计算每个企业BIH 值与其所在行业及年度均值之比,记为BHIr 2;最后,再将BIHr 1与BHIr 2代入基准回归模型重新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详见表4列(9)-(12)。
6．缓解测量偏误问题:替换被解释变量
结合现有文献,本文分别采用改变测度方式与滚动周期的方法来对被解释变量进行替换:其中,改变测度方式是指参考相关研究[8] ,首先利用式(6)以最近五年应计项变动额ΔAcc 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变动额ΔOCF 的滚动相关系数重新计算盈余平滑,记为ESr 1。再将ESr 1重新代入式(2)进行属性分解,最终得到ESIr 1及ESOr 1。而改变滚动周期则是指借鉴现有研究[3-4] ,将最近五年的滚动周期改为三年重新计算盈余平滑并分解为不同属性,分别记为ESIr 2和ESOr 2。
(6)
在以上替换变量构造的基础上,本文将各替换变量代入基准回归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详见表5列(1)-(4)。
表5 稳健性检验Ⅱ
7.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基准回归的结果是否由异常值所引起,本文通过中位数回归进行了全样本数据极端敏感性测试,检验结果见表5列(5)-(6);为进一步克服自相关及异方差问题对基准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于企业及年度层面上对标准误做了双向聚类调整,检验结果见表5列(7)-(8);为检验基准回归的结果是否具有行业普适性,本文通过筛选制造业企业样本重新进行了检验,结果见表5列(9)-(10);为排除基准回归的结果可能受到企业生命周期及样本存续的不利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平衡面板进行检验,结果见表5列(11)-(12)。从结果不难看出,经过以上检验,基准回归印证假设H1b的结论依然不变。
五、影响机制检验 (一)作用路径探讨 基准回归验证了更为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结构有助于抑制管理层进行机会主义盈余平滑,抑制效应可能通过缓解短视倾向、促使主动披露及兼顾多方权益等协调代理机制的作用路径发挥作用。本文将分别就各协调代理机制的作用路径展开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不同属性盈余平滑影响的探讨。
1．缓解短视倾向
根据推论,更为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可以促使其成员在企业生存发展及长远利益上达成一致意见,进而通过减少管理层的短视主义行为来抑制其进行机会主义盈余平滑。因此,本文借鉴相关研究[40] ,先确定企业年度总结报告中与“短视主义”相关的直接及间接种子词集,再通过机器学习算法Word 2 Vec中的CBOW模型对语料进行训练以保证客观性,最后再基于词典法将“短视主义”词频数在年度总结报告总词频数中的占比作为中介变量,记为M 1。该值越大表明管理层的短视倾向越明显。
2．促使主动披露
根据推论,更为清晰的非正式层级能够使董事会发挥更加高效的治理效应,进而通过敦促管理层主动发布业绩预告来抑制其在后续正式披露时进行机会主义盈余平滑[14] 。因此本文将管理层当年是否主动发布业绩预告作为中介变量,记为M 2。若管理层主动发布业绩预告,M 2取1,否则取0。
3．兼顾多方权益
根据推论,更为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够使具备专业能力的成员掌握更大的话语权以权衡多方利益诉求,并借此促成多方利益群体之间的合作秩序,以保障企业各项契约的履行,进而抑制管理层作为单方利益群体出于自利而进行机会主义盈余平滑。因此本文通过和讯网企业社会责任评级分项数据库中企业在股东、员工、债权人、供应商、销售商及顾客等各主要利益相关者评分之和占社会责任总评分比例作为中介变量,记为M 3。该值越大表明企业对于各利益相关方权益诉求的兼顾程度越高。
基于上述变量构造,本文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首先,从表6列(1)-(3)可见:更为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够缓解管理层的短视主义倾向,并通过该路径抑制机会主义盈余平滑,同时该结果也证实了管理层短视倾向会导致机会主义盈余平滑;其次,从表6列(4)-(6)可见:更为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够对管理层主动发布业绩预告发挥促进作用(利用Probit模型估算),并通过该路径抑制机会主义盈余平滑,同时该结果也证实了管理层主动发布业绩预告能够压缩机会主义盈余平滑的空间;最后,从表6列(7)-(9)可见:更为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够促使管理层兼顾多方权益,并通过该路径抑制机会主义盈余平滑,同时该结果也证实了管理层兼顾多方权益对于机会主义盈余平滑的抑制作用。不仅如此,以上结果也进一步从作用路径上验证了更为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未能有效规范并促进管理层进行有效信息盈余平滑,故而延续了对基准回归结果的支持。此外,表6列(3)、列(6)及列(9)的Sobel Z值亦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再次强化验证了各作用路径所发挥的部分中介作用。
表6 作用机制分析:协调代理问题
(二)横截面分析 更为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于管理层进行机会主义盈余平滑所发挥抑制作用还会因其他影响因素而存在不同的效果,同理,尽管前文已经通过一系列检验证实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未能有效规范并促进管理层进行有效信息盈余平滑,但该结论仍需通过异质性检验来进一步验证。另外考虑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否发挥积极治理作用可能会受到来自企业正式层级及董事会自身特质的影响,且盈余平滑行为不论其属性如何,均亦可能受到信息环境及外部监督等方面的影响[2] 。因此,本文将分别就企业正式层级、董事会特质、信息环境及外部监督等层面的影响因素以分组回归附带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的方法进行横截面分析。
1．企业正式层级
本部分选取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处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最高地位为分组依据,以分析它们在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不同属性盈余平滑所产生的影响。从表7结果看,更为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管理层进行机会主义盈余平滑的抑制作用在董事长处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最高地位及总经理不处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最高地位的样本组中更为显著。这说明:首先,由于董事长本来在正式层级中就处于有别其他所有董事的相对高位,一旦其在非正式层级中也处于最高地位,董事会的权责合一性就会加强,因此董事长出于其声誉与权威考虑[14] 便会进一步加强监督治理,以提升董事会行使职权的效率[10] ;其次,当总经理处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最高地位时,企业的治理结构就可能会因为管理层正式层级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拥有同一最高领导者而致使二者边界模糊,进而弱化监督与制衡机制[37] ,为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便利。
表7 企业正式层级、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盈余平滑属性
2．董事会特质
本部分选取董事会互动性与稳定性为分组依据,以分析它们在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不同属性盈余平滑所产生的影响。在分组依据方面,董事会互动性按照企业每年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次数是否大于同年度及行业平均值进行分组;董事会稳定性则借鉴测算高管团队稳定性的方法[41] 代入董事会情景得出数值,然后再按照该数值是否大于同年度及行业平均值予以分组。从表8结果看,更为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管理层进行机会主义盈余平滑的抑制作用在董事会互动性与稳定性较强的样本组中更为显著。这说明当董事会存在非正式层级时,成员之间较高的互动频率在客观上会有利于促进相关信息的共享与交换,从而加快促成相互合作并最终提升董事会发挥治理作用的能力[10,16] 。同时,相对稳定的董事会结构也意味着董事对相互之间的行为特质及地位差异比较了解,进而在客观上容易形成更加清晰的非正式层级关系[16] ,并最终使董事会更好地发挥治理与监督职能以约束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
表8 董事会特质、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盈余平滑属性
3．信息环境
本部分选取分析师关注人数与持股机构投资者数为分组依据,以分析它们在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不同属性盈余平滑所产生的影响。在分组依据方面,本文依据上述指标是否大于同年度及行业平均值分为信息环境较好组与较差组。从表9结果看,更为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管理层进行机会主义盈余平滑的抑制作用在信息环境较差(即分析师关注人数与持股机构投资者数较少)的样本组中更为显著。这说明信息环境的改善能够有助于提升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并压缩管理层自利动机的行为空间,进而弱化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管理层进行机会主义盈余平滑的抑制效应。
表9 信息环境、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盈余平滑属性
4．外部监督
本部分选取审计机构是否为“四大”与媒体关注为分组依据,以分析它们在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不同属性盈余平滑所产生的影响。在媒体关注的分组依据方面,本文借鉴现有研究[42] ,依据企业全年被媒体报道数量的自然对数是否大于同年度及行业平均值进行分组。从表10结果看,更为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管理层进行机会主义盈余平滑的抑制效应在审计机构非“四大”与媒体关注较少的样本组中更为显著。这说明:首先,“四大”凭借其专业禀赋及声誉动机,往往更容易识别企业年报中存在的机会主义盈余平滑,进而弱化上述抑制效应;其次,更多的媒体关注能够促使企业提升其透明度,这样一来,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也更容易受到来自公众的约束,致使上述抑制效应被削弱。
表10 外部监督、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盈余平滑属性
因此,结合各横截面分析的结果可见,更为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于管理层进行机会主义盈余平滑所发挥抑制作用会因企业正式层级、董事会特质、信息环境及外部监督等层面的影响因素呈现出差异化影响,与此同时,各个ESI 与BIH 的回归系数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的结果也再次验证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未能有效规范并促进管理层进行有效信息盈余平滑的论断,从而再一次强化了基准回归对假设H1b的支持。
六、结论、启示与展望 本文利用2010—2021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经验数据,考察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不同属性盈余平滑的影响,并就其中可能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探析。研究结论表明:第一,更为清晰的非正式层级有助于董事会发挥积极治理作用,从而抑制管理层进行机会主义盈余平滑,并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从作用路径看,上述抑制作用还可能通过缓解短视倾向、促使主动披露及兼顾多方权益等一系列协调代理机制得以实现;第三,从横截面分析来看,来自企业正式层级、董事会特质、信息环境及外部监督等方面的一系列因素亦会对上述抑制作用产生异质性影响;第四,以上检验均同步说明了更为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未能凭借其积极治理作用规范并促进管理层进行有效信息盈余平滑。综上所述,本文研究结果在现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按不同属性讨论盈余平滑的重要性,在给出通过公司治理手段抑制机会主义盈余平滑的同时,亦表明了规范并促进有效信息属性盈余平滑尚需不断完善现有监管体系才可能获得更为确切的经验证据。
就研究结果来看,本文的启示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就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而言,本文在现有关于探讨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积极治理作用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经济后果拓展至企业盈余信息的披露方面,并通过实证数据提供了非正式制度下企业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治理的增量观点。值得欣慰的是,我国企业已经开始关注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积极治理作用,以中核苏阀公司2012至2020年期间的经营情况为例,随着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结构的持续清晰及董事会成员个人的影响力逐步提升,企业对于各类社会资源掌控力的增强也为自身带来了全新的治理模式与价值转化渠道。这也再次说明:正是由于存在个体差异,董事会成员间的交流过程才更加能够产生多元化的思维碰撞,进而形成更为高效的合作机制与决策程序,通过协调代理机制约束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其二,就盈余平滑而言,本文不仅对盈余平滑进行了分解,还进一步归纳了对于盈余平滑不同属性评价的探讨,将不同属性盈余平滑影响因素的研究从薪酬契约延伸至董事会特质层面,并进一步突出了非正式制度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性。
因此,结合以上研究启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作为正式制度安排的补充,非正式制度安排及其形成的人际关系一向是企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尤其是在我国相对高权力距离、讲究层级秩序并注重人际关系的社会网络中,利用好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积极因素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对于监事会缺乏监督与治理效应的当下依然显得十分重要。所以,企业应当对于董事会成员的构成给予足够的重视,尤其要将引进具有丰富专业技术背景及社会资本的董事作为企业价值转化的前置任务。第二,盈余平滑作为管理层披露信息的重要行为,对其区分属性进行探讨始终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尤其是在本文的故事场景下,尽管经验数据证实了机会主义盈余平滑可以通过董事会层面的公司治理因素发挥积极作用来抑制,但对于利用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积极作用规范并促进有效信息盈余平滑的假设预期,经验数据却未能予以支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尽管盈余平滑具备有效信息属性,但对于管理层凭借自由裁量权平滑盈余信息的性质究竟应如何定性仍需要深入探析[43] ,而这亦是本文研究的局限所在,同样也是未来可行的研究方向。第三,在会计政策层面,企业应进一步对盈余信息进行详细说明,尤其要重视在披露盈余数字信息的同时提升配套文本信息的辅助解释力度。如前文所言,正是因为考虑到各类环境不确定性会造成盈余波动,以董事会为代表的公司治理机构才必须加强对于管理层的监管,督促后者对盈余信息披露方式进行充分说明,从而将有效信息盈余平滑置于透明度更高的信息环境之下,以避免其沦为管理层行使机会主义的工具[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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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572118);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研究生科技创新项目(2023KJCX067)。
作者简介：马元驹,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会计制度建设与会计信息披露研究;熊健(通讯作者),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会计理论与会计准则研究;李晓冬,男,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讲师、博士后,博士,主要从事会计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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