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班叔的老家在徽州，因此，对徽州的许多事物都充满了兴趣。比如小时候见惯了的高高的马头墙，长大之后就去看一些建筑书籍，了解它所代表的徽派建筑。
在徽派建筑中，一进门最常见到的，是一方天井。但叔从没思考过这方天井的学问，直到看了《班门·方》中的《一方天井下，山水问君心》一文，才知道，这个由屋檐与墙围合起来的“空”，其实有着满满的深意。
今天，就与大家一起分享这篇文章。
本文发表于杂志书《班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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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飞鱼
图片：Flickr网站、陈志华
“十笏茅斋，一方天井，修竹数竿，石笋数尺，其地无多，其费亦无多也。而风中雨中有声，日中月中有影，诗中酒中有情，闲中闷中有 伴。非唯我爱竹石，即竹石亦爱我也……”
这是郑板桥的《十笏茅斋竹石图》的题识。但这幅画中，唯见“修竹数竿，石 笋数尺 ”，而“十笏茅斋， 一方天井”所呈现出的情味室景却没见到。
郑板桥的故居确有一方天井，这座建筑始建于清代，位于江苏省兴化市东城外郑家巷。故居坐北朝南，前后两进，有门楼、门堂、上下屋、小书斋、小厨房，粉墙黛瓦，庭院清幽，进门天井不大，但四角有吉祥砖雕，梅、竹、兰沿墙而植，令人顿感“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的雅致。
兴化市自宋代起隶属泰州，在地理上属于吴头楚尾，也就是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接壤的地区，因而此地民居既有北方封闭的建筑格局，又有江南宅第的活泼风格。这里过去多徽商，所以也多有徽派建筑。作为泰州民居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庭院天井也是“有堂皆井”的徽派建筑中最富个性、最为深沉独到的部分。（图 1）
图1：宏村，典型的徽州村落（图：Tom Thai，来自Flickr网站）
天空之井
天井，俗称“天空之井”，本来指山涧的缝隙。最早见于《孙子兵法 ·行军篇》：“凡地有绝涧天井、天陷、天隙，必然远之勿近也。”徽派建筑中的天井，一般由客厅正房与两侧厢房、辅屋围合而成，四面屋顶均向天井倾斜。
中国地域文化专家高寿仙先生对徽州天井情有独钟，他在专著《徽州文化》中，将“天井地位的前后和进深大小之别”作为研究徽州古民居时对其分类的标准。据此，我们大抵可以将徽州天井样式分为如下几种：
第一种，四面都是住宅楼房围成的长方形天井。它是由屋顶四面坡形瓦檐构成长方形天窗，坡形瓦檐下边围有长方形环形水瀽，承接屋顶坡面流下的雨水，然后导入水管流入天井下明堂的明沟或暗沟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异地拆迁完好保存于黄山市博物馆院内的三层明代徽州古民居“怡怡堂”的天井，其底层由两组“一厅两厢”徽州古民居单元相对而成上、下厅堂与两侧两厢廊合围而成，二楼、三楼则由两组厢房与环形“跑马楼”回廊组合而成。此种样式的天井，可视作上、下厅堂的共用天井。
第二种，一面厅堂、两侧厢房与一面高墙围成的长方形天井。通常“一面高墙”正是古民居大门开启处。因为组成天井的一边是高墙，所以三面坡顶瓦檐处的水瀽也只有三边，另一边的雨水则从盖在高墙上的瓦檐沟里直接流到天井下。坐落于绩溪上庄村的胡适故居的天井，堪称这种样式天井的代表。
第三种，一面厅堂与三面高墙围成的庭院式长方形天井。一面厅堂由雕花玻璃排门与天井隔开，天井实际成了紧临厅堂的庭院。黟县屏山村的舒绣文故居天井为此类之代表。舒绣文故居占地 400 平方米，呈靠壁三间结构，正屋前后两进、上下两层，分成客厅、书屋、后厅和厨房等几大部分。进入客厅小院的半圆门楣上，篆刻“春回黍谷”四字。不同于一般古民居的是，其厅前设置走廊，走廊与厅之间以16 扇莲花门相隔，小院呈长条形，既可栽花莳草，又可引客入厅，倒比一般徽派民居的天井更多些野趣。
第四种，由特殊地形造成的三角形，或多角形的天井组合。比如，一面厅堂与两面高墙围成的三角形天井，三角形的天井下面设计成一个三角形鱼池，在鱼池与厅堂之间则巧妙地安排美人靠、飞来椅，隔而不断，营造出一派诗情画意。这种样式的天井曾被美国建筑学家赞誉为“发明时间比美国历史还长的空间利用奇迹”，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黟县宏村承志堂的鱼塘厅的天井。承志堂是清末徽商汪定贵在清咸丰五年营造的宅邸，素有“民间故宫”之称。整栋建筑为木结构，内部砖、石、木雕装饰富丽堂皇，总占地面积约21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余平方米，是一幢保存完整的大型民居建筑。全宅有9个天井，特别是鱼塘厅三角形结构的小天井下设一鱼池，圳水从上首淙淙流入，又通过石栏栅随势流走。据传当时建造承志堂，设计时靠村中水圳，多了这块三角形空地，工匠便巧妙地设计了这个三角形建筑空间。
从天井走到天下
徽州因山多地少，村落宅屋，通常相连一片，一进一天井，套间组合，环环相扣，却又可以各自独立。天井所连接的“住宅单元”，好像一种建筑的“细胞”，依据独特的基因，组合成了徽州层层叠叠、白墙黛瓦的村落风景。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建筑学专家陈志华主持编著的《关麓村》一书（为《中华遗产·乡土建筑丛书》第一辑的一种），开头的前言中就记录了位于古徽州黟县关麓村的这种风景：
三十几幢住宅，疏疏朗朗，大多舒舒服服亮出自己秀丽多变的身姿。有重重叠叠的马头墙，有柔和而富张力的拉弓墙，还有的墙像破浪前进的船头，弧形的，缓缓地弯过去。在这些墙头跌宕起伏的轮廓之下，我们见到了一个精雕细刻的水磨青砖门楼，又一个，还有一个，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比一个漂亮。
关麓村是徽州的一个缩影。到清初，这里仍然是一座小村庄。在黟城盆地边缘，距县城约 15千米，是山脚丘陵区。有一条峡谷，从盆地西南部的西武岭下来，“守”在口子上，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
关麓村赖以存在的命脉，一是谷底的水田和坡上的旱地，二是过境的大路，村子位于岭根，上山下山，都要在这里歇脚。但是，田地不多，又病硗瘠，坐地设店则被条件更为优越的古筑镇占了先手。两方面都很局促，以致从早年村人便踏上徽州人的惯行路，外出经商，或者外迁到附近另建新村，关麓村的规模因而不大。
清乾隆时期，村中出了一个徽商汪昭敩，建起名为“春满庭”的祖屋，他的八个儿子先后在这里长大成婚，依序为令銮、令铎、令鋠、令钰、令镳、令钟、令录、令锽，也就是现在所称的“关麓八大家”，昭敩公为八家始祖。关麓村渐渐壮大起来。这样贫瘠的土地，从哪里聚集起来财富，并在一方天井之下积聚起来？
在徽州有一首乡谣：“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曾说：“大抵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这形容的即是徽州山多地少，“耕不能自给”的状态。男子不得不外出经营四方，人们往往要在群山中辟出野路，通向世外。如今成为徒步者天堂的绩溪徽杭古道，连接绩溪县伏岭镇与浙江临安市马啸乡，是古时徽商向外运输货物的重要通道。古时徽州，坐井观天是死路。
康熙《徽州府志》录明末休宁进士汪伟的奏疏：
徽州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赡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而商之通于徽者，取道有二：一从饶州鄱、浮，一从浙省杭、严，皆壤地相邻，溪流一线，小舟如叶，鱼贯尾衔，昼夜不息。
徽州男人童年透过老宅天井望见十几个春秋冬夏，还未成年，便从这里走出去。他们将木材、茶等供货稳定的乡土产品贩售出去，或是经营利润可观的盐业、典当。到明嘉靖之后，“徽商遍天下”“无徽不成镇”。从嘉靖到乾隆的一百多年中，在扬州的客籍商人中，著名的有八十人，徽商占了六十人。明清两代，浙江有名的盐商有三十五人，徽州人有二十八人。而经商成功者，也会提携家乡的亲友，让他们做帮工、店员、管账、代理，以至徽州外出商人越来越多。徽州六邑一同共同创造了光辉的徽州文化，也一起以“徽商”的名义，参与了明末之后中国商业资本的大发展。
徽商富甲江南，但在徽州村庄里走动，除祠堂等公共建筑，并不多见铺排奢华的豪院，多的还是中型住宅。（图2）
图2：关麓村五子令镳，同治年间在黟县一带从事营造业，为自己设计了别致的宅院“涵远楼”
归聚天井
徽州商人在淮扬地区经商，产业盛大，常常“盛宫室，美衣服，侈饮食”（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七十一），“连屋列肆，乘坚策肥。被绮，拥赵女，鸣琴砧屣”（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三）。他们赚到的巨大财富，都在外地城市投资于营造或购置大型宅院。《关麓村》一书记录了乾隆三十三年（ 1768年）关麓华桧家族在分家时的阄书（古人的财产分割证明）内容，其中列举了华家产业：“在潜山县的房产，有四进的宅子三座，在怀宁县有六进的宅子一座。”
尽管在外排场，然而在家中却行事朴素，他们多只建造规模适当的中型住宅。道光《黟县续志》卷十六记载了明代邑人黄士琪组诗《纪邑中风土》中一首咏“宅”的诗。
风俗等素朴，
考室常潦草。
聊以蔽风雨，
勤扫效有道。
曷不羡雕墙，
唯斯朝暮保。
满盛则必倾，
识者贵宜早。
在徽州人眼中，中型住宅已经足够体面，而且“适应乡村生活的尺度，使妻儿老小居住得更舒适安宁，更具有温馨的家庭生活气息”。在故乡亲人之间，他们也不需显富摆阔，何况当时还有盗匪横行。《关麓村》一书介绍，这座村庄土地并非十分局促，但村民在“大文化氛围下采用了这种住宅模式”。这种屋子的形制，在书中也有详细介绍：
中型住宅一般包括两部分：一是主体正房，为核心部分；一是附属的别厅、厨房、杂务房、柴房、前院、花园、菜园，等等。核心部分的格局代表住宅的形制，大量的是天井式的三合屋和四合屋。都是两层的。前后进式、前后天井及异体式的住宅数量很少。明人谢肇《五杂俎》卷四说：“余在新安，见人家多楼上架楼，未尝有无楼之屋也。计一室之居，可抵二三室，而犹无尺寸隙地。”
房屋不论如何建造，对有财富者来说，天井是不能缺少的。那些等级最低的、粗陋地建造起来的屋子，因为没有天井，被称作“暗三间”或“瞎眼三间”，大都是佃仆和庄户住的。
天井的建筑结构，本身是出于解决高墙深宅无外窗封闭建筑的通风采光、引水和排解心情压抑等需要。它充分利用自然能源，改善住宅的小气候，它引光入室，又可以承受大量雨水，减轻屋顶瓦面排水量，使坡顶雨水不致外泄，而流于天井明沟中。
光与水都是生存的珍贵元素，而天井对这二者的“聚拢”，演化为一种可以代表积聚财富的心理，所谓“肥水不外流，财气聚家中”。它也似乎成为一种象征：徽州商贾愿意让家这个根基成为财富聚集的目的地与最终点。
同时，徽州人讲求“民不染他姓”，喜欢聚族而居。上文所说的关麓村“八大家始祖”昭敩公，八个儿子成家之后，围绕祖屋，陆续建起自己的房屋。徽州其他地区也一样，随着子孙繁衍，房子鳞次栉比地建造起来，而这极紧密的民居，采光、通风就不得不依仗天井。久之，天井也就成为聚拢家族人气的象征。
天井空间在人精神上如此重要，所以常常需要精心装饰。多以石板铺地，安放水槽、水池或水缸，有的或添几方石凳石几，或建几处花坛果木、假山盆景。大户人家和宗族祠堂的天井上方周沿，还设有雕刻精美的门窗、撑拱、栏杆和俗称“美人靠”的弧形靠背座椅。天井能够较好满足采光、通风、排水等各方需要，组成了一个相对统一协调的整体，可以称之为“搬进室内的庭院”。（图3）
日本建筑美学家茂木计一郎在《中国民居研究》中感叹：
“穿过（徽州古民居）饰有精巧砖制门罩的大门，进入室内，令人吃惊的是，从上面射入明亮幽静的光线，洒满了整个空间，人似乎在这个空间里消失了”，“与入口相对的，是一块横卧青石板的地面，称作‘天井’。站在这里仰视，四周是房檐，天只有一长条，一种与外界完全隔绝的静谧充满其中”，“天井和堂浑然一体，这是内外起居室。这种共有空间，以及古朴的雕刻装饰，在西欧、日本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住宅里都没有见过，而这正是徽州民居的魅力，体现了徽州文化的特质”。
不过，这种幽美的景致，其中也暗藏着一丝昏暗。因为是深“井”，加之少窗，光线聚拢进来之后，并不能充分抵达各处厅堂、房间，我们时常会在阳光不足时，在徽州住宅中感到一种朦胧与忧郁的情绪。而徽州经商的男人常年在外，留在这种环境中的，是女人与孩子。以巨大财富为支撑的宗族观念及其控制手段，使女性的“节烈”观念成为一种集体意识，而各处林立的节孝牌坊，则是这种观念最直白的表达。
而徽州房屋结构，总体来说也正是“封闭的，内向的”，它们是“徽商禁锢妇女的牢笼，保藏财富的堡垒”。
但“财富堡垒”对徽州本地人民益处并不大。陈志华先生在他另一本著作《婺源》（《中华遗产 ·乡土建筑》丛书第二辑中的一种）中指出，徽商推动了各地的经济发展，但不能改变徽州不利的农业生产条件。
早期的工商业者，远远没有摆脱封建宗法制度，他们在族规和传统束缚之下，将眷属留在农村老家，把在外面积攒的钱财带回来，至无田地可买，就用来建造祠堂、庙宇、牌坊、文阁、住宅、园林、书院、学塾、道路、桥梁、路亭、义冢等等，甚至连官署、城池、文庙、学宫、试院、考棚等的修建也由他们捐资，以至徽州城市和农村建筑环境达到很高水平。但另一方面，却减弱了资本的积累增殖，阻滞了他们进一步的发展。
最终，到清晚期，现代化工商业资本在沿海兴起，徽商迅疾没落了。到今天，当我们从城市回到乡村，在精致的徽州住宅天井中驻足游览，那从天空向我们身上聚拢而来的光线，已经在讲述着另一种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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