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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29日，《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共同举办“新视野、新路径：构建中国特色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学术对话会。这是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科研机构与《中国社会科学》首次共同主办学术会议，就构建新闻传播学术话语体系展开讨论。本次会议形成良好的
学术反响，2019年7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五版整版报道了本次对话会的学者发言纪要。
中心微信公众号平台将陆续推送本次学术对话会的学者发言系列文章。
本期，我们推送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龙教授的《新传播研究：
超越大众传播的思维定式》一文。
今日传播研究的许多问题，尤其是新媒体条件下所暴露出的问题，多数缘自原有传播研究中概念及框架的思维定式。其中，最核心的当属“大众传播”概念。作为制约我们感知的 “观看之道”，其思维方式却牢牢地约束着研究者的视野、表达及思维习惯。因此，识别并反思我们语言、思维方式中的“大众传播”的定式就成为今天传播研究创新的一个前提。这一反思除了与新媒体有关，还与西方中心主义有关，辨别“大众传播”观念中想当然的西方视角，使其文化前提由不可见变得可见，是进行本土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
首先，关于概念翻译的问题。中国汉语中的“传”与“播”与西方的communication概念相抵牾早有讨论。communication概念与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个人主义观念有一定关系。汉语之所以缺乏一个精确的概念来转译这个概念，恰恰是因为中国的文化观念里缺乏这种交往方式，其交往必须嵌入家族、文化等级中才能被理解。如果从中国观念中寻找与西方“传播”观念相似的观念，可能要追溯到张光直所讨论过的青铜时代的巫觋与天沟通的观念。在“绝地天通”之后，宗教及政治首领代表民众与天沟通，同时具有了统治正当性。这种传播观念以人—天沟通代替了人—人沟通，或许是导致中国缺乏西方传播观念的一个原因。
关于媒介的概念也是这样。在西方的观念中，媒介是一个物，比如克莱默尔认为媒介是信差，具有他律性，不能对信息作加工处理，因此常常是透明的。正因为这个透明性，导致它被忽视。但是，在中国的观念中，媒（介）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角色，比如媒人。再如，《离骚》中说：“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顾”，“苟中情而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诗经》中的“娶妻如何？匪媒不得”。显然，这里的“媒”是积极的行动者而不是西方的消极的信差。
其次，来自工程学的信息论追求对交流的客观度量，忽略了文化。大众传播是一种浪费的撒播，导致其注重效率，忽略权力。但是，由于技术的变化，这种由施拉姆开创的基于信息论的传播理论便陷入困境。
再次，传统传播学中的媒介观也错误地理解了麦克卢汉的媒介观念，认为媒介只是一个内容或信息的载体，将内容放在中心，这也是信息论的思维定式的体现。而麦克卢汉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媒介只看成是一个信息的载体，而是视其为物、人、能量等的载体和人类生存的环境。信息论的媒介观缩小了媒介的概念，忽略了社会的基础设施及身体的媒介属性。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信息与物质的分野变得模糊，这种信息中心主义的媒介观便显得不合时宜。
最后，大众传播在人类的历史中，只占很小一部分，但是却占据了今天思维的中心。所以今天的“新媒体研究”概念本身就存在问题，它希望在大众传播概念的基础上进行修补。因此，与其称之为“新媒体研究”，不如反过来重构传统的传播研究，开创一种“新传播研究”，比如对于网络的研究，就必须打破内容中心主义的做法，引入物质性的观念。当从物质性的角度来理解传播时，就会看到媒介不仅传递信息，还可以传递物质和能量。研究互联网，不仅要研究它的内容及生产模式，还要研究网络基础设施、终端、支付体系、物流体系等，只有这样，才能够突破大众传播对于媒介物质性及其观念内容的二分法。
此外，传统的大众传播将传播仅仅视为一种精神交往，忽略了身体这一特殊媒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但是，随着远程交流技术（如即时通信软件、微信等）、虚拟现实（VR）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无身体的交流者）的出现，传统传播研究中对身体的忽略所造成的认知盲点就凸显出来了。
作者简介：
刘海龙，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版权声明]
本文章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7月23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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