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生态文化建设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之所需，也是近年来的重要研究热点。对于西方生态文化而言，如何评价目前流行的生态中心主义？虽然生态中心主义是生态文化的重要内容，但同时也存在着反对现代科技、否定人的价值主体地位等非理性主义倾向。对于我国传统文化而言，其蕴含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是否就是生态文化？严格来说，传统文化虽然在结果上有利于实现生态和谐，但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思想。从马克思生态文化思想来看，“自然—人（社会）”涉及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是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从马克思实践论观点来说，生态文化可以分为生态物质文化和生态精神文化两个方面，前者的重要内容涉及生产方式的变革，后者的重要内容涉及法律制度的建构。
关键词：
生态文化；生态中心主义；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
徐瑾，男，哲学博士，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北武汉 430062），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
半个世纪以来，对生态文化的研究在全世界蓬勃兴起，其原因在于人类社会虽然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同时也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文化就是在对现代工业文化的反思中产生的，也是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那么，如何评价现代西方的生态中心主义？如何看待传统中国的生态和谐思想？从马克思主义看，什么是生态文化的应有内涵？本文就此进行探讨，以推进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如何评价现代西方的生态中心主义
“生态文化”一词最先在西方兴起，并与现代西方的生态中心主义密不可分。因此，对生态中心主义的客观考量是非常必要的。
生态中心主义的核心观点是以生态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为中心。生态中心主义是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背景中产生的，生态中心主义认为，之所以会产生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其根本就在于人类仅仅将自己当作了自然界的唯一主体，丝毫不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从而导致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因此，要想拯救地球，就必须抛弃以人类为唯一主体的思想。生态中心主义要求人类承认动（植）物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如泰勒认为：“采取尊重自然的态度就是把地球自然生态系中的野生动植物看作是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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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辛格看来：“鲸鱼、海豚、大象、猴子、狗、猪以及其他的一些动物都明显地表示出对其存在的意识和推理的能力，它们也应当被考虑为（像人一样的）理性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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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波德则不仅主张动物具有和人一样的地位，而且主张包括动植物、土地、河流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都是值得尊敬的对象，因此他主张：“扩展道德共同体的界线，使之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由它们组成的整体：土地，并把人的角色从土地共同体的征服者改变成其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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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罗尔斯顿这样说：“对莴苣的评价部分是基于我的有意识的偏好（我可以选择花椰菜来代替它），但部分是基于我身体的生物化学机制。这种机制与我的有意识的偏好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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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丁斯认为应当高扬生态学的价值：“深层生态学代表着提出系统的环境哲学的首次尝试，这种哲学应当是生态中心和非人类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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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生态中心主义看来，人类的理性越发达（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类对自然的破坏能力就越大，因此就必须坚决摈弃高扬人类理性、强调“人为万物之灵”的陈腐观点，而要尊重甚至敬畏自然界，并限制人类利用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僭越式开发，人类只有尊重自然才能构建生态文明。
尽管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影响甚大的生态中心主义是现代生态文化的重要来源，但是它本身也存在两方面的缺陷。
一方面，生态中心主义存在反对现代科技的非理性主义色彩，从而使其理论有走向乌托邦的倾向。生态中心主义主张降低人类的物质欲求，甚至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生直接推动了生态危机的产生。如“全球绿色运动”的主导思想就是反科技、反生产，主张人类返回到原始古朴的丛林生活中。包括辛格、罗尔斯顿在内的诸多生态学家也对科学技术持一种“保守的”态度，主张限制人类科学技术的应用。正是因为这种与现代科技文明相背离的观点，使得生态中心主义很难在现实中被世界各国所接受。事实也确实如此。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多元文化的背景中，生态中心主义的主张过于“浪漫化”，很难在经济社会中加以实践。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有脱离实践的唯心化倾向。
另一方面，生态中心主义对人类主体地位的否定，具有极大的片面性。我们无法否认人类主体的历史作用，正是由于始终以人为中心，所以人类才能从原始社会被自然奴役的状态中走出来，并通过自身的理性增强、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才使得我们终于能够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固然，生态危机的产生是人类过度掠夺自然引发的，本来应当是顺应自然规律的生态和谐走向了与自然对抗的极端处境，这是错误的。然而就此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完全否定人类的主体地位，也是非常片面的。实现生态和谐应当采用一种积极的态度，通过人类积极主动地改变生产及生活方式，采用更加先进的科学技术来保护生态，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采用一种极端地否定人类主体地位的消极方式。毕竟，进入人类文明社会之后，自然日益体现为“人化自然”而不再是“自在自然”，更不可能回到没有人类干涉的自在自然的状态。
综上所述，尽管生态文化的重要内容是现代西方的生态中心主义，但是我们对于生态中心主义也要客观看待，既看到其促使人类反思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积极一面，也要看到其否定人类主体地位、反对现代科技的消极一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生态文化的完整内涵。
二、如何看待传统中国的生态和谐思想
从西方传入的生态文化思想在我国方兴未艾，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试图在中国古典文化中寻找生态文化的传统根源。
传统中国有着丰富的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思想，可以为现代生态文化提供非常有益的借鉴。以儒家文化为例，儒家提倡“以孝为先”以及“仁者爱人”，并由此而将这种“爱人”的情怀从自己推及他人，进而推及万物（自然）。提倡以慈爱之心对待天地万物，这便是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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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爱护万物的生态思想的基础在于内在的道德修养，即如董仲舒所说：“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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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有“百善孝为先”之说，孔子甚至将对环境的保护上升到“孝道”：“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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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先秦时期，我国就有非常明确的生态保护思想。这种仁爱之心反映在生产和生活中，就是要“以时禁发”“取财有节”，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如管仲云：“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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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人们要顺应自然规律才能实现丰衣足食，否则就要承担破坏环境的苦果。由此荀子也强调：“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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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思想中也有这方面的丰富内容，因为道家以“道”为根本，而天地万物皆为道所育化，所以应当平等地对待一切生物。汉传佛教思想也有保护生态的内容，因为佛教讲究众生平等，以慈悲为怀（提倡不杀生就是爱护一切有情众生）。佛道两家还主张节制欲望，这有利于克制人们的贪欲，从而减少对自然资源的破坏。这一点和儒家克己复礼有相似之处，都有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
尽管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但我们认为这仅仅是生态文化的萌芽，和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生态文化还是相距甚远。
一方面，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和谐不是主观目的，而是附带的客观结果。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和谐思想从结果上来看，似乎确实有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但是从动机上来看，生态和谐根本不是主观目的。如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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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结果上来看，由于人们遵守了自然规律，所以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但是从目的上来看，孟子说这段话的动机是为了让老百姓“不违农时”，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利用自然规律实现谷、鱼鳖、林木不可胜食（用）。可以说，在这种思想下，生态和谐并非是目的而是某种“副产品”。就其根本而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和谐思想之所以与现代生态文化差距甚大，其最大的原因在于从价值观上来说，传统文化缺乏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的价值取向，所以生态保护就无法成为主观目的而只能成为附带结果。因而，当我们在传统文化中寻找生态文化的思想渊源时，需要仔细考量当时的历史背景，毕竟，在温饱都难以满足的古代社会是很难产生现代生态文化思想的。
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很难有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内涵。在由于科技发展而飞速提高的人类认识能力下，生态指的是作为物质性自然界。就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和谐思想而言，其所说的生态并非现代化语境下的自然界，而是一个包含内容颇为庞杂的概念。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一方面当然包含了物质性自然界的内涵，另一方面也包含了太多的神秘主义的内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时代背景所限，在鬼神崇拜非常盛行的古代中国，很难产生一个纯粹的自然界或生态概念。山上有山神、河里有河神，甚至还有狐仙、树精等各种带有迷信色彩的存在物，在这种认识条件下，传统生态和谐思想除了主观上顺应自然规律（顺应农时）外，还包括对鬼神（天命）等神秘之物的敬畏。对这种神秘之物的认知和体悟就产生了传统文化中非常著名的“天人合一”思想。然而，“天人合一”思想与现在生态文化仍旧大相径庭，因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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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强调的是一种精神境界，而并非强调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综上所述，传统中国有很多有关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思想，能够给现代生态文化提供非常有益的借鉴。但究其本来，传统文化由于时代背景的局限，使得其生态和谐思想与现代生态文化有着较大差距。因此，当我们在传统文化中寻求现代生态文化的素材时需要格外慎重，在很多情况下需要对传统文化作与时俱进的诠释。
三、从马克思主义看生态文化的应有内涵
生态文化的应有内涵是什么？我们从有着丰富生态文化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进行深入分析。
马克思主义将自然与人（社会）视为统一的整体，人是能动性的生态主体，自然是作为认识和实践对象的生态客体。“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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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所以是类存在物，是因为人是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正是通过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有意识的活动，人类得以认识和改造自然，并通过实践达到生态主体与客体的有机统一。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人类固然改变了自然本来的面貌，使自然成为“人化自然”；但另一方面，自然也对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个双向的对立统一的过程，因此在如何看待自然的观点上，有两种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反对的：一种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而竭泽而渔的思想。马克思曾说：“这种事情发生的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受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这种观点是从古典古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的最大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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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正是现代工业社会所奉行的掠夺自然、导致生态危机的观点。因此只有充分认识到“人类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才能避免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才能自觉地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另一种是片面抬高自然界地位的观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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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否定人类的主观能动性、片面强调自然环境决定论的观点是错误的。可以说，第一种观点类似现代工业文明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由于过度强调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从而导致环境的破坏；第二种观点类似消极的生态中心主义观点，贬低了人的地位，不能实现积极的、能动的生态和谐。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自然—人（社会）”这一系统中存在着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三种价值，即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经济价值对于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是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的物质基础。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实现不能离开经济基础的支撑。社会价值是经济发展、生态价值实现的重要保障，尤其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现实存在的法律规章制度更是如此。生态价值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只有生态价值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的安定和谐、人类的繁衍生息才能实现。那种将人与自然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一味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的观点只会带来恶劣的后果。就这三种价值而言，片面注重经济价值是产生社会问题和生态危机的根源。因此，生态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解决，只有全面考虑经济、社会、生态三种价值，才能在其中找到一个合理的契合点，从而实现三者的共生共赢。
从马克思生态文化思想来看，我们认为生态文化可以分为两个基本方面：生态物质文化和生态精神文化。
生态物质文化是马克思生态文化思想超越于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生态中心主义的重要内容，因为这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实践品质之所在。如果说传统中国的生态和谐思想更多体现为因认识能力低下而导致的实践缺乏的话，那么生态中心主义则更多体现为消解人类价值主体地位而导致的乌托邦倾向。在马克思历史唯物论中，物质资料生产是核心范畴，因而在生态物质文化中，生产方式是最重要的内容。生态文化指引下的生产方式意味着绿色、低碳、循环经济模式的实现，意味着满足技术—产品—市场—消费整个链条的生态化要求，意味着通过生产方式的变革最终得以实现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生态旅游业等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形态。
生态精神文化是建立在生态物质文化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其核心是用整合的统一的观点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将人与自然的地位加以等同（如非人类中心主要做的那样）或予以差别（如工业文化导致的人对自然的掠夺）。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与自然是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人与自然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统一整体。因此，人类要自主自觉地通过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来改造自然，为失衡的自然生态重建平衡，从而保障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生态精神文化中，法律制度的建设是重要内容。因为生态精神文化的建设主体是人，作为价值赋予的唯一主体，只有通过主观能动的积极行动才能实现生态和谐，所以除了教育宣传的引导性手段外，用法律制度来加以规范（强制）就成为其中的关键步骤，这在当代法治社会更是如此。法律制度建设中需要实现的最重要原则是公正。公正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当代人与当代人之间，也体现在国与国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只有制定了国际上广泛认同并遵循的保护人与自然、兼顾当代人与后代人权益的法律制度，生态文明的实现才有现实基础。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思想比西方生态中心主义、传统中国的生态和谐思想更为先进的原因，在于其特有的辩证法、实践观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这些思想时至今日并没有过时，而且能够给予我们深刻的时代启示。
结 语
总的来说，对于生态文化而言，传统中国的生态和谐思想蕴含着现代生态文化的萌芽，能够提供给我们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有助于我们敬畏自然、保护生态。现代西方生态中心主义是生态文化的重要缘起，也是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仍然存在着否定人类价值主体、反对现代科技等非理性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思想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在“自然—人（社会）”辩证统一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可以将生态文化分为两个部分，生态物质文化与生态精神文化，其中生产方式是前者的重要内容，法律制度建设是后者的重要内容。当前生态文化建设既要注重物质文化的建设，从生产方式的变革入手建设绿色生态经济，也要注重精神文化的建设，从法律规章入手为绿色生态经济及公民生态意识的培养提供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