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进步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论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美国贸易战略

进步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

涓滴效应、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的时代已经结束。它大致从1980年罗纳德·里根总统当选开始，到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当选结束，在21世纪初随着对岸大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达到顶峰。但自那时以来，美国及其合作伙伴——以及经济学家和贸易政策官员——一直在努力制定战略，以定义和塑造下一个全球贸易时代。这并非完全出乎意料。挑战是巨大的。

在竞争异常激烈的环境中，决策者必须确定全球贸易的轮廓，以适当应对无约束、自由化贸易的负面影响，同时保持其带来的益处。而且，他们必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做到这一点：这个世界以互联互通为特征，其形态受到全球挑战的影响，而要解决这些挑战，就必须与世界各地的伙伴协调行动。

作者： Ryan Mulholland

编辑：阿K

与大多数事情一样，批评过去比为未来制定一个令人信服的战略要容易得多。然而，这正是本报告试图做的。它概述了一项新的渐进式贸易政策，旨在使后新自由主义时代更加公平、公正和可持续。该战略由三个相互促进的支柱组成：

1.贸易政策的制定应遵循一个简单的理念，即：包括工人权利、气候行动、尊重法治以及承诺采取联合行动抵制其他国家的非市场行为在内的各项高标准，应成为优先进入美国消费者市场的前提条件。

2.关税税率应更多地基于企业层面的决策，允许个别出口商根据其对待工人的方式、承认员工的集体谈判权、保护环境以及生产脱碳的情况获得更优惠的税率。

贸易政策应与国内投资战略紧密协调，最好能与志同道合的伙伴进行协调，以确保国内制造商及其工人始终处于定义未来的行业前沿，从而形成受益于贸易规则的工人和企业群体，激励“竞相争先”的行为。

3.每个支柱都将被视为对过去40年新自由主义基础的背离。它们共同构成了后新自由主义时代贸易政策的大胆愿景——既以价值观为基础，同时又具有广泛的务实性，旨在应对21世纪的现代挑战。该战略的核心是使世界各地的工人更加富裕、世界更加平等、气候更加可持续。它还建立在拜登-哈里斯政府已经采取的行动的基础上，尽管这些行动应该进一步推进，并比最初考虑时具有更大的战略一致性。

雄心勃勃的标准——包括工人权利、气候行动、尊重法治以及承诺采取联合行动来对抗其他人的非市场行为——应该是优先进入美国消费者市场的先决条件。

三管齐下的贸易战略显然并非对整个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的控诉。事实上，该战略明确承认基于规则的贸易的重要性，并承认如果与其他国家共同采取行动，那么这里呼吁采取的行动的影响力将相形见绌。我们的目标不是改变或颠覆二战后时代的一切，而是提出更新贸易政策工具、机构和目标的想法，使其符合现代进步价值观，并满足人们对更强大、更具韧性的经济的渴望。

正确处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仅去年一年，全球贸易额就超过了30万亿美元。贸易是一种力量，可以塑造市场、创造惊人的财富、影响政府，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价值观和习俗。但正如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所证明的那样，贸易也是一种力量，可以摧毁社区，造成重大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影响。因此，任何贸易政策现代化的尝试都应从对前一个时代的诚实评估开始，包括市场内部以及市场之间的积极和消极因素。

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放松管制、减税和涓滴效应总体上对跨国公司、富人、以及一些中低收入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有利。 数十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穷国农村农民涌向生产中心，寻找工厂工作。贸易壁垒降低提高了效率，使日益全球化的供应链得以扎根，因为企业将生产转移到成本越来越低的地区，消费品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使用来自世界各地的零部件和材料）。在许多行业，即使购买的产品不再在国内生产，消费者价格也下降了。对于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或市场而言，这意味着快速增长的潜力，因为寻求优势的投资者可以——而且确实——在任何地方投资。

这促使企业采取“逐底竞争”的贸易方式，即企业不惜以牺牲当地社区或环境为代价，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进行生产，从而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来获取市场份额。

然而，这些竞争优势往往基于非市场补贴、恶劣的劳动条件或环境破坏等因素，因为出口商除了价格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让自己脱颖而出的。这促使了“逐底竞争”贸易方式的出现，即那些能够以最低成本生产的企业，无论对当地社区或环境造成什么影响，往往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来获取市场份额。因此，工资和福利面临下行压力，脱碳或环保投资也经常被推迟。美国出口商以及其他高标准市场的出口商往往无法与中国同行竞争，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市场上都是如此。

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时代就像一种令人上瘾的药物，GDP增长和股市上涨掩盖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社区的缓慢但稳定的衰落， 特别是在美国。然而，最终，损害太大，不容忽视。在美国，由于所谓的“外国冲击”，150万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对工业工人集中的社区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在这些地方，贫困率上升，生育率下降，社会和政治规范被颠覆。前制造业工人往往被迫接受收入较低、福利较少且稳定性较差的工作。

贸易政策官员必须明白，这不是人类天生渴望贸易的错，而是糟糕的贸易政策导致的。这种观点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有害且普遍消极的，因此政府很少采取行动来应对其他国家的掠夺性出口行为，也没有投资于贸易敏感行业的竞争力。其实情况不必如此。但为了取得不同的结果，政府需要采取不同且更好的政策——这意味着需要采取新的贸易政策，以更好地反映21世纪的现实。

新自由主义贸易不利于美国经济的弹性。新自由主义贸易时代也对美国的供应链弹性和国家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例如，美国国防工业基地现在经常依赖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地方生产的零部件。过去几十年，美国制造业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产能大幅下降，目前仅占全球产能的17%，而上一代的比例为25%。在某些领域，情况甚至更糟。美国制造的太阳能电池板约占全球的2%，尽管这项技术是由美国发明的；美国制造的半导体占全球的12%（低于1990年的37%）；美国制造的电动汽车电池仅占全球的6%左右。因此，美国的关键供应链的弹性大大降低，更容易受到非法或不公平的非市场操纵、网络安全漏洞和其他威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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