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观史：中国历史“百世可知”

章太炎云：“孔子删定六经，与太史公、班孟坚辈初无高下，其书既为记事之书，其学惟为客观之学。”

提到孔子，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儒家学说、人伦、礼仪制度，读《论语》也是为了更深一步去领会怎样做人处世。我今天则想讲讲孔子的历史观，让大家了解一下孔子少有人知的一面。

中国古代有“一个人”和“一本书”引起了世界极大的兴趣。这个人是指孔子，这本书则是指《老子》。《老子》这本书，经常有西方的译本出现，过几年就有一本。这个“道”字不知有多少种译法，想方设法要把它译出来，但是都译得不准确。因为《老子》说过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你就是译不好，所以就很奇妙。孔子则是中国的大圣人，大家认为他的思想可以跟耶稣比、跟释迦牟尼相提并论。《论语》里的内容我们都可以听懂，教导好像不是很高深，但是都有道理，所以外国人也容易懂，就像《圣经》一样。相对而言，从印度传过来的佛经理解起来就比较麻烦一些，思想内容比较深一些。

不同文明，不同史观

埃及不要说公元前841年以前，再朝前一千年，他们也是一年一年有记载。我们没有那么细致的记录。而对于一件事的发生，印度人总想追问它的意义。至于这件事在哪一年发生，他们倒无所谓

传媒上经常说埃及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这句话初看没有错，实际上是有问题的。现在的这个埃及已经不是五千年前的那个古国了。现在的埃及人跟五千年以前的文明没有关系，不是一回事。

五千年以前的那个埃及属于法老文明，后来被希腊罗马化了。为大家所熟知的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CleopatraVII），就是埃及罗马化的关键人物之一。再后来，埃及又伊斯兰化了。现在生活在埃及的那些人、当地博物馆所存的那些东西，都跟他们的祖先没什么关系。因此，准确地说来，埃及这块土地上有五千年的文明存在，这是没错的。但如果说埃及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就不够严谨。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华文明就表现得相当不同。

如果要“算”明确的纪年，中华文明比不上埃及文明，这是有证据的。你到埃及去看，人家几千年，不要说公元前841年以前，再朝前一千年，他们也是一年一年有记载，很了不起。但是我们没有那么细致的记录。中国做过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目的就是要研究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年代，想把它一年一年排出来，起码要把“武王伐纣”那一年排出来。那么，到现在为止，“武王伐纣”在哪一年还不能说已经完全确定了。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这是一项需要将天文、考古和传世文献结合起来的研究，需要理科、文科一起合作，要花很大功夫。目前的进展是能够把武王伐纣年代大致确定，到这个程度其实已经不错了。

虽然关于我们的历史，有些事情尚且不一定能够搞清楚，但从长远来说，我们要尽量把它搞清楚。再者，由于各种原因，具体到一时一地，历史的真相不一定能够全部弄清楚。比如文献的缺失、传播过程当中的流变、政治因素对于历史记录的影响等，都会影响历史记录的准确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前大都认为近代史、当代史肯定最清楚了，古代史才会模糊啊，其实未必。

中国人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喜欢历史。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但并不是每个民族都这样。比如我们的邻居印度，他们对历史就不大看重。他们很看重思维、擅长思辨，喜欢争鸣、喜欢逻辑。中国人是不大讲逻辑的，当然，先秦的时候也曾经有过逻辑的苗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因为中国人有个很大的偏好，就是极端崇尚“经世致用”。这本来是个好事，但一旦走到极端，就变成坏事了。中国人经常要问，“这个有什么用？”乍一听，这问得很有道理啊。但是这也有毛病，它导致了对于那些看上去或者感觉上没有什么用的东西，我们就不研究、不愿意做了。也因此，在中国，就没有产生类似几何学这样的学问，就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实际上，中国人之所以对历史很感兴趣，也是因为要“用”。

对历史的兴趣，是普遍存在于思想家的思想里的。然而，印度也有很多思想家，但他们不大讲历史。印度也有很长的历史，但像我们这样统一的国家在印度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几回。印度次大陆经常是一个个分裂的土邦或者小王国。有两次比较重要的统一时期是外族入侵的时候。例如在莫卧儿帝国时期，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人的到来大致统一了印度。后来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来了，印度有了更大范围的统一。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全部起初都是在东印度公司治下，而不是在英国治下。但是，在印度的文化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对于一件事的发生，他们总想追问它的意义。至于这件事在哪一年发生，他们倒无所谓。在他们看来，一件事背后最要紧的，是它本身的道理。至于它是发生在五百年以前，还是一千年以前，没有多大关系。所以，他们在讲历史的时候，经常讲起某某国王，但如果我们问“哪一年呢”，他们不知道。法显到印度去的时候写了一本《佛国记》，也就是《法显传》。玄奘去的时候写了一部《大唐西域记》，记述了哪一年到了哪里，看到什么东西、碰到什么事情。印度古代史里最清楚就是这两段，所以来自中国的历史记载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

中国历史记载对朝鲜、日本和越南也都很重要，中亚地区也受惠于中国的历史记载。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有重史的传统。这是我们的一个文化特点，也是一个宝贵的文化遗产。虽然我们上古的年代不能像埃及那样排得那么清楚，但我们对于具体的事情非常清楚。除了夏商周三代具体从哪一年开端不是很清楚，我们对于商以来的历史基本上是清楚的。尤其在甲骨文被发现以后，《史记》里商朝先王、先公的名号跟甲骨文可以对照得起来，地下的文物跟地上的记载完全可以吻合。这两重证据证明了，中国人的历史感是非常强的。

孔子还是个大历史学家

孔子写这个《春秋》当然是在著史，为什么偏偏强调它是“经”呢？因为，《春秋》的意义主要在于褒贬。孟子说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众所周知，孔子是一位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还是位大历史学家，而且是一位对中华文明而言很重要的历史学家。孔子因治鲁史而写《春秋》。但其实，《春秋》除了是一部编年史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在里面。那就是，寓褒贬之意于其中。所以，后世就将《春秋》归之于“经”，而不是“史”。

中国的正史里有六部附有“艺文志”或“经籍志”。它记载了在编纂该部断代史之前存在的所有图书典籍。比如《汉书·艺文志》里记载了《春秋》一书，但当时还没有历史类这样的分类法。当时历史类的功能尚且附在“经”里头，还没有独立出来。到南北朝的时候，历史类的书的地位提高了，才有独立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出来。到《隋书·经籍志》时，人们才算是把“四部分类法”正式利用了起来，才有了严格意义上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

那么，孔子写这个《春秋》当然是在著史，为什么偏偏强调它是“经”呢？因为，《春秋》的意义在于褒贬。孟子说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说的就是，之所以要写《春秋》，就是要让乱臣贼子心里感到畏惧，不敢随便做坏事。中国人这个“笔”、这个汉字都是很厉害的。

比如，同样是表达“杀”的意思，汉字里除了“杀”还有“弑”，但两者有所区别。比如写“赵盾弑其君”。它讲晋灵公是个很糟糕的君主，整天不务正业，拿弹弓打人。这个弹弓打出去打到人，他很愉快；打不到人，他很丧气。臣子当然劝他不要这样，尤其赵盾就老是劝，于是晋灵公就烦了，派人去杀赵盾，没杀成。但再后来，真的有人杀了晋灵公。结果，写史书的人不说那个人“杀”了晋灵公，而写“赵盾弑其君”。

明明杀了晋灵公的不是赵盾，那位史家为何还这样写呢？他的理由是，“子（赵盾）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说，有人杀晋灵公的时候，你为了逃避责任就走人了；既然你还没有走出国门，到国境就停了下来，而且你“反不讨贼”，回来以后没有利用权力把杀晋灵公的人给抓起来，所以“非子而谁”，不是你弑君，是谁弑君？要是让外国人来看“赵盾弑其君”这五个字，肯定就认为是赵盾一刀把晋灵公给杀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就是“一字寓褒贬”。一个字背后，蕴含着对一个人、一件事的观点，这也揭示出在中国著史何以如此重要。

正因为中国人喜欢历史、注重著史，这使得我们的文明能够长久，使得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够知道我们过往的文明是如何发展而来的。我们的文明并非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但是只有我们的文明是世界上没有中断过的文明。这一点是最最了不得的，足以让我们骄傲。就算是曾经异族入侵了中国后，也没有把中国在文化上给亡了，他们只是做了统治者，而且这些统治者在进入中原以后，大都学习、继承了原来就存在于中国国土之上的文化。

历史的“变”与“不变”

从租庸调制到两税制，再到明朝的一条鞭法、清朝的赋税制度，都是有“损”有“益”的。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演变就是这样一路走来，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孔子“百世可知”的观点

我们现在多半认为《论语》是教人怎么处世的，但其实不是。《论语》里的内容非常丰富。在第二篇《为政》的倒数第二段，就有“百世可知”一语。

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张问道：“十世可知也？”这句话问得很有意思。孔子回答：“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就是说，殷朝的制度、礼仪是从夏朝来的，所以它删减了哪一些、增加了哪一些是可以知道的。那么同样，“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所在的时代是春秋末期，他看到了春秋的乱，知道这个周朝总有一天也是要被代替的，于是又说，“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一百世是多少时间？在中国，“一世”是30年，一百世就是3000年。孔子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他知道，自己眼前的这个社会跟前面的社会相比，只是略有损益而已，并没有太翻天覆地的变化。孔子的这样一个历史观，多少也能启发我们，怎么看中国的历史经数千年而没有中断的道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孔子看出来了中国历史的特点是“损益”。换言之，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把前面朝代的制度“一扫而光”。它一定是把前面朝代的制度接受一部分、改革一部分，然后形成自己的新制度。此后的朝代，差不多也是如此循环往复。孔子站在自己所处的时代，看出中国的历史基本上是由“损益”变迁而来的，于是他可以有把握地说“百世可知也”。然而，在西方学者看来，这样的一个历史脉络其实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的史学传统里面，若只是一个王朝替代另一个王朝，就意味着并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所以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就说，中国是没有历史的，因为中国历史没有什么变化，从古到今都是如此。但其实，我们自己知道，它是有变化的。变化是什么？就是孔子所说的“损益”。这就是中国历史变迁的奥妙所在，很要紧。

研究历史地理的人都知道，行政区划、地方制度就是慢慢变化的，不会一下子变过来：由郡县制变成州、郡、县，以后变成州、县，变成路、府、州、县，省、府、州、县，省、地级市、市、县……人们不会完全突然重新地创造一个制度。它一定是在前面的制度上进行调整，变成现在的制度。中央集权在中国历史上其实也有过很多变化，犹如“钟摆”一般。到宋朝的时候，它就发展为高度的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无论是调动军队、开仓赈灾，还是要调拨钱款，都要皇帝亲自下令。到了明朝，朱元璋非常羡慕宋朝的这种制度，就在此基础上作了改进，搞了一个皇帝内阁制，六部直接向皇帝汇报，使政权牢牢控制在了皇帝手里。所以，这个“损益”就是这样来的：前一个朝代是怎么样的，毛病出在什么地方，那么后一个朝代就会对它进行调整、改进，让它变得更合适。中国的政治是如此，经济也是这样。从租庸调制到两税制，再到明朝的一条鞭法、清朝的赋税制度，都是有“损”有“益”的。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演变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孔子“百世可知”的观点。

我曾写过一篇随笔《中国文化的变与不变》。这里面说到的“变”与“不变”，其实就是“损益”的意思。有损有益，就是变了，但这个“损益”是不断发生、逐步进行的。于是，在这个过程里，它就有变、有不变。在一些西方人的眼中，没有变化就没有历史。但事实上，如果变化太大，历史早就不是原来那个历史了。就拿诞生于尼罗河中下游的埃及文明来说，它的变化就非常大，因而早就变得面目全非。从今天来看，古埃及文明就是中断了，而我们中华文明就是有变、有不变。因为它从来没有全变，所以中华文明绵延至今。当然，如果一个文明完全不变，也不行。为什么要有损有益？因为要适应时代的变化。如果真的一点都不损、不益，那么你这个制度也就没有了弹性，也就可能夭折。

孔子说过的很多话，至今仍有一定的意义，所以我们要读《论语》。不单是为了学习处世之道，里面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智慧。如果我们想要使自己聪明起来，当然还要读读包括《老子》、《荀子》、《韩非子》、《墨子》、《管子》在内的诸子百家学说，中国文化最大的智慧都在里面。等把这些诸子百家读完了，你会感到有一些提高，而且感觉还要再读书。为什么呢？因为你会感到，两三千年前的人怎么那么聪明？！他们把我心里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有些恐怕比我们说得还要好一些。其实不单中国是这样，外国也一样。大家可能听说过“轴心时代”。世界上有大智慧的人都出现在那几百年间，西方、印度、中国概不例外。最聪明的大道理，那时候的古代人大都已经想到了。《金史》里有一句重要的话，“善吾师，恶亦吾师”。古人写史，其实就是为了让后来的统治者可以垂鉴资治。当然，除了这一点以外，历史还有惩恶劝善的功能。对一般人而言，读史会使人变得更聪明。

中国人最爱听历史故事，到现在简直是“历史热”了。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特点，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传统。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太注重“经世致用”，太强调这一点就会变成一个毛病，就可能以论代史，产生影射史学这样的东西。所以，若要读史书，就一定要多看几部，要尽量看原著，要对照着看，这样你才会得到接近历史真相的机会。追求百分之百的历史真相，应该说是不大可能的，但是接近历史真相是有可能的。尤其是那些跟人物的评论没有关系的典章制度，历史上的记载基本上是靠得住的。

章太炎还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学以求真，不在致用。用以济民，不在干禄。”对于历史的态度也应如此。研究历史首先是求真，而不是致用。当然历史天然有致用的一面，那也是用来服务人民，而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

今天我借着讲孔子的历史观，跟大家讲了讲历史里面有很多可以让我们思考的问题。希望跟各位进行讨论，共同提高。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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