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刀“节墨之法化”两枚
战国 三孔布“安阳”背“十二·一两”一枚
高：72.5mm， 重：10.20g，极美品 珍罕
此三孔布币文字俊逸挺拔，呈传世古色，保存之完整，实为罕见；再者，“安阳”背“十二·一两”大型三孔布系首次现世，孤品名珍。她的亮相不仅增添了三孔布的种类和数量，而且对研究战国时期赵国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经济提供了实物资料，可谓集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史料价值与收藏价值于一身，弥足珍贵。三孔布，中国古代钱币的一种，其形制一般为圆首、圆肩、圆足、圆裆，因其布首及两足各有一圆孔，特征独具，故称“三孔布”，旧时亦称“三窍布”。其铸造国别有赵国、秦国、中山国三说，铸行年代亦有公元前四世纪、三世纪的争议，分歧较大。其面文多为地名，背文有纪重、纪值及范次编号文字。三孔布因其形制具圆足布特征，故李佐贤《古泉汇》把它归为圆足布类。由于铸行数量少，流通区域小，故极难见到实物。自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金石名家初尚龄着《吉金所见录》十六卷，首次向世人介绍此种币形，此后近两百年来获藏者寥寥。又因为三孔布铸造精工，形制奇特，文字瑰丽奇异，品相端美，格外受人瞩目，属中国古钱“五十珍”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自清中期至今先后出土七十余枚，大部分在早年已流入日本，国内留存极罕，如上海博物馆庞大的钱币体系中都缺少此品种，可知其珍贵程度。此三孔布面文“安阳”背“一两”及级数编号“十二”，铭文清晰，保存完美。面文“安阳”当为铸造地。1995年出版的《中国钱币大辞典》之《平挡方足平首布》一节中，“安阳”条目下注明：“安阳，古地名，赵、燕、韩、魏皆有之，赵国又有东西二安阳。”而历代藏家均认为三孔布当属三晋货币，故与之相关的“安阳”有三：背文“一两”纪重，“十二”为范次编号。按古时量制，一两等于二十四朱，所以一枚大型三孔布可折抵二枚小型三孔布，和大、小圆足布及一釿、半釿布同。据已有记载，三孔布可见“安阳”背“两”者，迄今未见背“一两”者，此前所有钱币书刊、文献均未见记载，迄今仅发现此一枚。三孔布历来受到各大藏家的追捧，其无论残、全均被视为泉中珍品。2012年秋，原系道光时张延济所藏的“下阳”背“十七两”三孔布，可见其之珍贵。故有泉书认为三孔布“是布币中最稀少一种”，“实物多已湮没无闻，保存在私人手中或文物部门的寥若晨星”。
其保存完美，形状新奇，制作精美，通体水银古，显得敦实厚重；更难能可贵的是，此枚钱币周边留存有范母痕迹，为我们研究王莽铸币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质料。在传世量极微的“国宝金匮直万”中，此枚集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史料价值与收藏价值于一身，当属珍罕之极美品，可谓古泉之魁首奇珍。“国宝金匮直万”最早面世应该在清道光年间，据翁树培《古泉汇考》中刘燕庭附注曰：“道光戊申冬日，鲍子年孝廉自青门寄一拓本，文曰‘国宝金匮’，篆书，甚遒劲，亦当是汉魏六朝之别品，云陕西近时出土者。逾年已酉余归京师，适苏兆年自秦中寄售陈太史寿卿，寿卿以赠余，因附记之于此”。此钱仅存上部残件，拓本见于李佐贤《古泉汇》贞集无考品中。另据，高焕文《谈泉杂录》和蔡季襄《国宝金匮“时代”与“用途”之探讨》（《泉币》创刊号，1941年）都对的流传经过有记述；其时，“国宝金匮直万”已经被断为王莽所铸。“国宝金匮直万”收藏着前后涉及刘燕庭、余挺生、张叔驯、陈仁涛等众人，流传过程复杂，颇具神秘色彩。
国宝金匮直万”是王莽最后一次货币改革所铸造。传统历史中，王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从其大胆地实行改良政策来看，其不失为一位有胆略的政治家。虽然其货币改革是失败的，但其所发行的一系列钱币却是古钱史上的精品。“国宝金匮直万”即是一例，因其币值过高，发行时间短，故存世极罕，为中国古钱“五十名珍”之一；加之其近乎神化般的传奇经历，故即使历经百年沧桑，其仍被文博界和收藏界视为古泉魁首奇珍。
五代 “天策府宝”一枚
直径：40.5mm，小字版，平尾赞平旧藏 附孙仲汇先生拓片
天策府宝大铜钱简解：天策府宝铜钱为五代时楚地马殷政权所铸，大型厚重，文字雄浑，存世稀罕。久为泉界所重，平生所见实物及旧拓不下二十余枚，虽风格一致，但细观版别。每枚都不雷同，其中以上海博物馆通体鎏金者一枚最为精美，保得自戴葆庭先生旧藏。该钱笔划若刀削斧劈，直上直下，颇疑当时使用了多技术木质雕母。因五代战孔，铜材难得而木质又容易雕刻，但问题是即使由一个人雕刻，也无法刻得完全一模一样，再加上木质雕母在使用中容易磨损、磕伤，这就造成了天策府宝版别众多、精粗不一，厚薄参差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