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杀人回忆：老家回不去，城里留不下，你叫我去死？ | 北洋夜行记024

半个月前，一个河南朋友跟房东闹了点纠纷。讲到最后，房东突然撂出句话：“你有北京身份证吗？”

口气里带着股狠劲。似乎这是句压倒式的威胁。

网上有个说法，称外地人“王德彪”，意思是“外地逼”。我不太理解这种情绪。

如果“逼”是不好的意思，那这世上肯定也有不少“白德彪”（本地逼）。

好或坏，和地域没关系。

不过，地域观念和冲突，是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敏感，但要紧。

今天讲的故事，跟这话题有关。有点长，也很血腥，但要紧。

1923年5月，中国发生了件大事，临城的火车大劫案，一群山东人绑架了外国人。三月份，我曾在魔宙介绍过。

就在这件举世闻名的劫案刚刚曝出的第四天（1923年5月10日），北京灯市口金鱼胡同，有户人家一夜间惨遭灭门，死了是十个人。

当时，《白日新闻》的记者都派去了山东，编辑部就托金木调查。没想到，这件案子忙活了金木半年。

案发后，不少报纸都在社会版登了报道。图为《晨报》的报道，题为：金鱼胡同十口一夜遭屠戮，年纪最幼男童仅八岁。

案件发生后的半年，金木才在笔记中完整记录了调查。他写道——

“灯市口案发生后，我对凶手和死者一家，做了详尽的调查。这件灭门案的现场，是我十年来遇到最惨烈的，它发生的原因极其简单，又非常复杂。

“历时一百三十天，我调查了三十多个人。在凶手被审判之前的半个月，我每天去监狱和他们聊天，想更了解他们。

”除了事件报道，我还记了两本笔记，希望能够说出更多真相：究竟是什么，让一个年轻人做出杀人的决定。”

这是金木在笔记《夜行记》中的原记录，我在上文引述时翻译成了白话。

金木的采访笔记已经不见了，下面是他在1924年2月19日在《夜行记》中写下的全文。

大概因为外地读者对这件事了解较少，这篇案件回顾文章后来刊发在《白日新闻》上海分号。

为了方便阅读，我逐字逐句翻译成了更符合当下习惯的白话文。

事件名称：灯市口灭门案

事发时间：1923年5月底

事发地点：灯市口金鱼胡同

记录时间：1924年2月

案发地点在灯市口地区的金鱼胡同，这个地区的道路格局自明代到如今，变化都不大。其中，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和协和医院，对仍在如今的位置。

本文中所有引言，均来自警方记录和记者对当事人及知情者的采访。事件造成的影响巨大，出于对幸存者的保护和对死者的尊重，文中所有姓名均为化名。

猪市大街（今东四西大街）往南通向报房胡同，是一条从明代就有的胡同，叫大豆腐巷。

大豆腐巷长度不到八百米，却沿街开了十八家生猪铺子，其中十一家铺子有自己的屠宰场。

每天清晨，人们听见的不是公鸡打鸣，而是生猪的哀嚎。

大豆腐巷里的生猪铺子每天都要运输生猪，照片为美国社会学家甘博拍摄。

每天清晨，沿街的屠宰场都在门前杀猪，伙计用竹竿挑着生猪走过，四脚被捆在竹竿上的猪就盯着路边的正放血的，死命挣扎。

除了前清砍人头的菜市口刑场，这里是全北京最血腥的一条路。

大豆腐巷四周三四里的灯市口地区，曾被美国调查员（金醉注：指美国社会学家甘博）称作“社区”。

这个“社区”有124家店铺，10个公共厕所，两所学校，一家茶馆和一座前清的道观，还有协和医院、美国公立会教堂、警察局、幼儿园和4家新旧结合的旅馆。

这里有剃头的、卖布的、算命的、倒卖古董的、做陶壶陶罐的，还有钱庄、洗衣店、棺材铺和寿衣店。

内外城的人来到这里，除了杀猪和买肉，还可以买到全北京最好的弓箭、弹弓和刀剑。

民国北京灯市口地区，有个叫弓箭大院的地方，全北京最好的弓箭铺子都集中在这里。照片为美国社会学家甘博拍摄。

除了店铺老板和伙计、这里住着230名军人、86名学生、42名人力车夫、52名厨子、28名木匠、39名仆人婢女、3名飞行学校的学生，还有一些僧人、牧师、算命先生和刻字工人。

除了下雨天，胡同里总是人来人往，豆腐巷飘出的血腥味之中，还掺杂着木屑味儿、铁器味儿、陶土味儿和人身上的酸汗味儿。

去年（1923年）五月十号傍晚六点，刚下过雨，算命先生三麻子收了摊子，扛着家伙往北走，进了油坊胡同。

走着走着，他竟然迷路了，不留神岔进了大豆腐巷，一脚踩进路边的血水里。

十几年来，他都绕着大豆腐巷走，从没走差过。

“那天下午，一连卜了几个凶卦，我心里头老琢磨，给走岔了——然后就遇见个怪事儿。”

走进大豆腐巷，他想退出来。犹豫了一下，还是往北穿了过去。他看见路口有人杀猪，血淌了一地。

三麻子记得清楚：“平时不兴在路口杀，关键是，时辰也不对——太阳落山，阴气上升，不该杀生。”

那晚回到家，三麻子的鼻子里还总觉得有股子血腥味，直到第二天早上起床，他扛着家伙到金鱼胡同支起摊子，那味儿还在。

他问宝坻来的剃头匠，剃头匠笑他：“见天不都这味儿吗？北头杀猪的腥气。”

又问路边趴活的胶皮车夫，说刚从北边过来，杀猪正杀得欢。

俩人说的都没错。平时风大了，是能闻到些腥味儿，但那天一点风没有，老槐树叶子都给太阳晒蔫了，除了老鸹在顶上扑棱几下，什么动静没有。

那天从上午十点，灯市口美国公理会的寒暑表上显示，气温有三十三摄氏度。

民国时期，称温度计为寒暑表，当时的温度计量方法，和现在一样，分摄氏度和华氏度两种。

三麻子的算卦的摊子有时摆在金鱼胡同东头，挨着米市大街，有时摆在金鱼胡同西头，挨着莫理循大街。

莫理循，澳大利亚记者，政治家。1912年，莫理循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出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一直当到第四任总统徐世昌时期。袁世凯称帝后，将“王府井大街”改名为“莫理循大街”，该英文街道名一直保留到1949年。

三麻子丢下摊子，在附近胡同里来回溜达，心里烦得慌。

他从金鱼胡同串到西堂子胡同，路过几家三个下处（金醉注：指低等妓院），又串进椿树胡同和甘雨胡同，一直溜达到燕京大学女校。

最后，他走到学校对面的三层洋楼跟前，那是前交通总长曹汝霖家。他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歇了一会儿。

三麻子不知道，就在这当儿，他的摊子上出事了。

一滩血从算卦摊子后头三合院的大门底下淌出来，流到了桌子前，很快招来嗡嗡的绿头苍蝇。

这个三合院，是冰局掌柜黄老板家。冰局就在南边的冰渣胡同里，是黄家的祖业，光绪年就有了。

大户人家出事，一条胡同的人都聚过来看热闹。

清末民初，皇宫和百姓过夏天，都要用冰解暑。除了皇家自有的冰窑，北京城也有民办冰窖，大多在市内开设有售冰营业点，称作冰局。这种商业受季节性变化影响，只能在暑热的夏天挣钱。立秋之后，便改作其他营生。图为民国时期，冬天在河中取冰存储的照片。约翰·詹布鲁恩拍摄。

三麻子歇够了，起身拍拍屁股往回走，他更不知道，屁股底下坐的石头，就是黄家灭门案凶手每天休息的地方。

等他回到金鱼胡同，内城左二区的巡警已经封锁了三合院，宣布灯市口一带往南到长安街全部戒严。

除了协和医院对面的寿衣店和佟府夹道（今同福夹道）的棺材铺，其他店铺都关门回避。

侦缉队撬开黄家的院门，门里跌出个半死的女孩，右肩上插着把杀猪尖刀，手里拖着根一米多长的冰镩子。

冰镩子，是冬天在河里凿冰取冰用的铁质工具，古时候的跟现在的形状基本一样。

女孩名叫瑶瑶，是黄家的一名丫鬟。黄家上下老幼，就她活了下来。

巡警找来医生，给瑶瑶止了血，抬在担架上。三麻子杵在一旁，盯着那把杀猪刀说：“我就知道，昨天那猪杀的不对。”

杀猪的尖刀，用来刺猪心脏附近的动脉。

黄家院子半亩地大（300多平米），从外到里，被染成了血色，堂屋地上积了厚厚一层血水。

第一个进屋的巡警说，“一脚踩下去，鞋底黏在地上，抬不起脚。”

西厢房的屋梁上，吊着两颗人头，头发绑在一起。

一颗是黄家小姐，叫黄小萌。另一颗是她燕大女校的同班同学，也是这次案件中，唯一一个黄家以外的受害人。

两人的身体并排躺在黄小姐卧室的床上，脖子上冒出的血把被子和两人的丝绸睡衣全部泡透。

除此之外，屋里院里，发现了八具尸体。警署的案情描述中记录如下：

◆ 黄德兴，冰局老板，53岁。头部遭锤击，刀刺脖颈，腹部中两刀，头部有刀伤十一处，右眼珠突出。

◆ 张若璞，黄德兴妻子，50岁。太阳穴遭锤击死亡，无被性侵迹象。

◆ 黄小萌，黄德兴女儿，20岁，燕京大学女子部学生。右侧太阳穴遭锤子打击死亡，尸首分离，睡衣被撕开，无被性侵迹象。

◆ 黄小明，黄德兴次子，11岁，用锤击头部，以捣蒜式戳死，血肉模糊，难辨真容。

◆ 黄小聪，黄德兴长子，27岁，冰局经理。头部被利器刺穿，腹部、下体、大腿中刀无数。

◆ 马光丽，黄小聪妻子，25岁。头部遭锤击死亡，无被性侵迹象。

◆ 黄吴氏，黄德兴母亲，79岁。惊吓死亡，死后遭锤击。

◆ 黄乐，黄小聪之女，5岁。面部遭锤击死亡，死时两手交叉，遭垂击骨折。

◆ 黄二奎，黄家管家，60岁。后背遭刺数刀死亡。

◆ 何沅，黄小萌同学，19岁。胸腹中七刀，头颅上有锤子击打伤痕，尸首分离，无被性侵迹象。

所有人的死亡时间，都在五月十一号凌晨一点到四点之间。京师警察厅过去十年的犯罪记录中，最恶劣的仇杀，也没这么残忍的。 

案发当晚，黄家十口人遭杀害的大致分布点，院子中间的点，是幸免于难的婢女瑶瑶遭袭处。此图根据金木笔记中绘制的死者分布图复原的。

堂屋墙上喷了几片细小的血点子，十具尸体附近都有洒落的血迹。法医判断，凶手至少两个人，应该是第一次杀人。

“血没喷起来，颈部伤口多，这俩女人的头可能是一刀刀割下来的。”

1920年代，现代法医学和刑侦方法已在重大案件中使用，金木笔记中1924年发生在奉天的案子，就曾使用指纹学破案。按照一般法医经验，喷溅血液是由于人体的动脉血管破裂，破裂处血液在动脉血压作用下向外喷溅形成的，典型的形态就是在一定面积内呈均匀圆点状分布，其面积大小与破裂的动脉血管径成正比，而与喷溅的距离成反比。细小的喷溅血迹，可以推断动脉破裂较小，或出血较慢。

法医从黄家院子里出来，掏出一张地图，指着上横竖交错的胡同，问巡警：“知道人的血管啥样吗？跟这地图差不多。”

他掏出钢笔，找到黄家的位置，标记了案发点：“这里，就是动脉爆裂。”

婢女瑶瑶目睹了这场血案的开头和结尾。

五月十号晚上九点多，瑶瑶跟黄小萌说，想睡觉，不能再喝了。

黄小萌的同学何沅那天生日，带了几瓶张裕葡萄酒，三人在房里偷偷喝了一瓶半。

回去睡觉前，瑶瑶听见黄小萌跟何沅说，今晚就别走了。

她对小姐的这个同学记得清楚，“头发很短像男的，我还见她穿过男学生的衣服。”

十一点半，瑶瑶起来上厕所。回来时，她经过小姐房间，见灯还开着，就推门进去。

桌上的三瓶酒都喝完了，黄小萌跟何沅斜躺在床上，靠在一起睡着了。

给两人搭上被子，瑶瑶关了灯，又回房睡觉。

凌晨一点多，她起来找水喝。一进院子，就看见堂屋的房门开着。

“我马上觉得不对。”瑶瑶从十岁就在黄家干活，知道每个人的习惯，“老爷太太，少爷小姐，还有少奶奶，夜里要起来，都会叫我，要么叫奎叔（黄家管家）。”

她站在厨房门口，盯着堂屋瞅了一会儿。堂屋里出来个人，戴着帽子，穿着黑衣黑褂，腰里扎了条黄带子。

“我一害怕，差点喊，但又好奇。后来才知道，那人穿的是戏服。”

黑衣人从堂屋出来，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进了小姐房间。瑶瑶悄悄跟了过去。

夜里天晴，月亮也明。她从玻璃做的窗户眼往里看，黑衣人正站黄小萌床边，一动不动盯着床上。

清末民初，北方的有不少普通家庭已开始使用玻璃。1920年代以前，玻璃还很贵，大扇玻璃窗并未普及，很多家庭在窗户上安装小块玻璃，称之为“玻璃眼”。当时有诗云：明如冰鉴薄如蝉，圭自为方璧自圆。驹隙透來尘不到，家家争費一文钱。图片是1904年上海一户普通人家的窗户，门口站的是个老道。

他呆呆站了有一分钟，解开腰上的黄带子，掀开戏服的衣襟，裤腰里别着把尖刀。

“他伸手摸刀，我就闭眼了。”

瑶瑶忍不住啊了一声，捂嘴跑回自己屋，抵住门，钻到了床下。

她没看见，除了尖刀，黑衣人还从伸手摸出了一把锤子。黄小萌跟何沅，都是被锤子敲死的。

民国时期的锤子，大小和造型，都跟现在差不多。

瑶瑶躲在床下的半小时，黄家死了十个人。惨叫声、打斗声、脑袋被砸的声音、刀子扎人的声音，她听得清清楚楚。

瑶瑶吓昏了头，尖叫一声爬出床底，开门冲进院子，往大门跑。

“（我）一下撞在水缸上，摔倒了。就过来一个人，不是黑衣服的。我一看，是小和尚，一手拿着个冰镩子，一手拿着个杀猪刀，都往下滴血。”

瑶瑶躺在地上，听见院子那头黑衣人问，还有人？快弄死。

“我听声音就知道，是杨小松，他说的北京话带河南口音。”

杨小松是黄家的车夫，送黄小萌上学。小和尚是冰局的伙计，给客人送冰。

瑶瑶说，那一瞬间，她竟然不害怕了，脑子里一团懵。“我有点不相信，他们看起来像中邪了。”

小和尚看着地上的瑶瑶，拿着冰镩子在她脖子里比划了几下，没往下扎。

瑶瑶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说：“小和尚？”

小和尚没吭声，哐当把冰镩子丢在了地上。

杨小松喊了一声，好了吗？

小和尚弯下腰，把杀猪刀攮进瑶瑶的肩膀，松开手扭头跑了。瑶瑶听见他用河南话对杨小松说，好了，咱走吧。

“他好像很害怕，声音在发抖。”

案发前三个月，杨小松还不是黄家的车夫，小和尚也没在黄家冰局当伙计。

黄老板做生意十几年，从来没雇过外地人，家里仆人、丫鬟和冰局掌柜、伙计，都是北京本地的，最远的也不出西郊海甸（今海淀区）。

杨小松当上黄家车夫，纯属意外。

三月底的一天，黄家去海甸祭祖，黄小萌得了风寒没去，和瑶瑶待在家。

快到中午，两人懒得做饭，就打电话在广和居订了饭菜，等馆子派人送来。

馆子送外卖和打包，在古代中国就有了。《水浒》中曾写武松派衙门士兵打包酒菜回家。有人考证，清明上河图里有个酒馆的伙计在给人送餐，汴京地区“市井经纪人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图为民国时期天津送外卖的小伙子。

订完吃的，瑶瑶出门抓药，黄小萌一人捂在床上发汗。

瑶瑶去了半个钟头，外头有人敲门，订的饭菜到了。黄小萌披上件褂子出去开了门。

送餐的伙计跟着黄小萌进了房，从食盒里掏出饭菜摆好，拎着食盒不走，站在房里四下瞅起来。

旧时候的外卖，用食盒送。当时，一些大户人家长期在饭庄包饭，有时还须一群伙计才能送完一顿饭，饭后还要回收碗盘。民国晚期的大城市街头，挑担子跑来跑去的外卖员，可能和现在差不多。

这伙计从前是个流氓，才去广和居当伙计没几天。见黄家没其他人，一时就昏了头，丢下食盒就去搂黄小萌，手往衣服里伸。

黄小萌当惯了小姐，哪见过这阵势，登时懵了。人被推在床头，才想起喊瑶瑶。

当时，瑶瑶刚抓完药，正坐胶皮车往回走。

黄小萌又哭又叫，流氓也怵，就转身去关门。黄小萌拿起床头的书就砸过去。流氓当头挨了一下，门没关上，黄小萌尖叫撞出来，跑进院里。

流氓追出来，却砰地被一块砖盖在脸上。

黄小萌停下一看，不知哪钻出个半大孩子，剃着平头，一张圆脸黑黝黝的，手里拎着块砖头。

流氓爬起来要还手，那孩子抡起砖头甩了过去。流氓躲开，跑出了院子。

这孩子就是杨小松。他今年十七岁，已经算不上“孩子”，只是长得矮了点。

杨小松盯了黄小萌一会儿，捡起掉在房间门口的书，翻了几下，还给黄小萌，问：“这里头是说啥的？”

黄小萌没吭声，拉紧睡衣，问他怎么进来的。杨小松说，门没关，听见喊声就进来了。

事情发生三天后，广和居那流氓被巡警抓到，进了号子。杨小松成了黄家包月车夫。

黄老板说，年轻人敢挺身而出，是个英雄，就买辆车给他拉。

拉车第一天，黄小萌告诉杨小松，那本书叫《侠隐记》，是写外国英雄的，还夸他就像书里的“火枪手”。

《侠隐记》，就是法国作家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出版于1844年，小说的背景设在十七世纪，记录了年轻人达达尼昂离家前往巴黎，加入火枪队的故事。达达尼昂提出了座右铭“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火枪手们都遵循这个原则。1907年中国的伍光建翻译为《侠隐记》。

瑶瑶心里却清楚，老爷雇杨小松做车夫，是要面子，怕他把女儿的事到处讲。

至于黄小萌，那是“念书念迷糊了”，“小姐成天看些小说，说什么火枪手、茶花女，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黄小萌在燕京大学女校念文科。

这所女校前身是所教会学校，除了文理专业，还有很多西式课程和学生活动。

黄小萌是个文艺女青年，读小说、听音乐、演话剧样样都喜欢，甚至连学校剧社每周排演京剧，也都去看一看。

燕京大学女校，位于灯市口东口的同福夹道胡同，前身为美国公里会1864年创建的贝满女塾，后来是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最后并入燕京大学成为女子部。图为女校大门口，拍摄于故事发生的前一年，1922年。当时黄小萌刚刚入学不到一年。

送黄小萌上学没多久，杨小松学会了很多新鲜词儿：新文化、新青年、德先生、赛先生、理想、浪漫。

除了这些不太懂的，还有一些洋人词：拜伦、罗素、泰戈尔，啤酒、咖啡、朱古力、布尔乔亚。

每天中午和傍晚，杨小松都去接黄小萌，在对面洋楼底下等着，累了就坐石头上看着学校发呆，琢磨那些词儿。

有时，杨小松会问，罗曼蒂克是什么东西？黄小萌就笑，说罗曼蒂克就是浪漫，浪漫就是罗曼蒂克。

杨小松一下就懵了。他只知道，梁山好汉里头，行者就是武松，武松就是行者。

杨小松从小听书听戏，梁山故事倒背如流，讲得起兴，还能唱上几句《快活林》。

每回黄小萌笑他，他就讲水浒。黄小萌就安静听。

她说，这些好汉，就像《侠隐记》的骑士剑客。

《醉打蒋门神》传统戏曲剧目，出自《水浒传》第二十九回。

瑶瑶说，小姐着了迷一样，“以前她给我讲过那些故事，我都不爱听——这下好了，她说杨小松懂，因为他讲义气。”

杨小松确实讲义气。拉了半个月车，他问黄小萌，能不能介绍个人做伙计。

“这人是他老乡，从小一块长大，在宣武门掏粪，脾气好，总受欺负。”

“老板本来不同意——不说了吗，他不喜欢外地人——但小姐开口说，他还是答应了。”

小和尚比杨小松小一岁，圆头圆脑，剃了个光头，手脚挺勤快，就是不爱说话。

他悄悄问杨小松，你不是要做神偷吗，咋成了车夫，还攀上这么个大户人家？

杨小松啪地搧了他一巴掌，说你瞎胡扯个啥？我那是说着玩——我，你，财哥，咱们也能当城里人。

小和尚给他打糊涂了。不让人说是贼，他理解，但“能当城里人”这话，他听不明白。

原本，杨小松确实是打算做个神偷的。

黄小萌出事的时候，他并不是正好路过，而是正蹲在黄家后墙根踩点。

当时，他已经悄悄观察了黄家大院四五天，就等着摸清这家人出门的规律，找机会吃恰子。

哪里想到，阴差阳错救了黄小萌。贼没当成，变成了英雄。

清末民初，专门“乘主人锁户外出，裂锁而入者”的盗窃行为，称为“吃恰子”，所谓“恰子”，即江湖黑话中的锁具。

在此之前，杨小松已经成功偷了八家大户。踩点吃恰子这招，是跟财哥学的。

财哥也是个河南人，在北京混了十几年，曾是上过通缉令的飞贼。杨小松和小和尚刚到北京时，认识了他。

去年（1922年）夏天，河南遭了水灾，不少人往北逃荒。杨小松和小和尚在归德车站（今河南商丘）扒火车到了北京。

杨小松说，要到北京城里找父亲，找着父亲，就能当城里人。

河南自古以来就常年遭遇水旱灾害，1922年春天，杨小松老家商丘一带遇到大旱，造成严重饥荒。《大公报》报道，“归德、陈州等处，确有饿毙之人，烹食之事。”据官方资料统计，仅1922年，河南受灾人数就有75万，到1930年前后，每年都有百万人受灾。在1942年，爆发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大饥荒。图为1943年2月《大公报》刊登的长篇纪实报道《豫灾实录》 ，据说，作者原题名《饥饿的河南》。

杨小松的父亲，是光绪十年（1884年）跑到北京的。那年，一支军阀队伍占了河南，出了个政策，家里的地一夜之间就给充了公。

村里人都说，种地活不下去，往城里跑就有活路。父亲跟着老乡跑到开封，又一路往北到了北京，在东郊的窦家庄（今北京豆各庄）落了脚。

那一带的窝棚里，住的都是河南老乡。

清末民国时期，水喊自然灾害和战乱造成大量流民从乡村涌向城市…书上的…1912年河南抗旱，申报报道“开封流民之塞途”情形：“汴垣旧日设有粥厂兼有教养局，专收无业贫民。近日各处饥民无地就食，群趋于汴，其数已达三万以上，充途塞巷，马车不能行驶。”图为四川画家蒋兆和1943年画的《流民图》（局部），是对民国流民状态记录的最佳文献。

在北京挑了十年粪，杨小松的父亲娶了个捡破烂的老乡，生下了他，但却没钱养活，一断奶就托人送回了老家。

来北京的火车上，杨小松对小和尚说，自己应该是北京人。人生在哪里，就算哪里人。

两人在通州下来火车，来到窦家庄，却没人认识父亲。老乡说，“河南村”里捡破烂的最多，满北京城跑着干活。

“每年都会跑丢几个，上哪找去？”

窦家庄地区位于北京内城东郊，后改名为豆各庄。图为美国学者张鹂研究北京流动人口时绘制的城中村地图。其中标号5是河南村，位于豆各庄一带。

幸亏遇到财哥，来人才有了活路。

财哥问他们：“没出息，就送你去挑粪。有出息，就跟我干。”

杨小松有出息，跟着财哥走了。他早就听说，挑水挑粪属于贱业——“我跟他（小和尚）不一样，我爸都在北京三十年了。”

财哥带了一群河南小孩，都会偷，各有本事。

有人最会上房揭瓦“开天窗”；有人能挖墙开洞；有人专在人多的地方当扒手；还有人专门偷鸡摸狗。

财哥自己是“翻高头”（金醉注：翻墙贼）出身的。他有个独门绝技，可以空手扒着砖头缝上墙。据说，遇上缝小的墙头，就在砖缝里嵌几个铜钱——踩着铜钱就上墙了。

《民国北京犯罪问题研究》一书中记载，有的窃贼可以用铜钱爬墙。

杨小松想见识见识，财哥指着鼻子骂他：“妈嘞个逼，你是说我诓你了——再说你看了能咋？就你那鳖孙样也学不会。”

杨小松也不生气，咧嘴一笑，说财哥说得对。后来，他说：“都是老乡，他跟我爸一辈人，哪能还嘴？”

杨小松也清楚，他也不是真想学“翻高头”——“我是要有出息，但不是像他，先偷东西弄点钱，才能做打算”。

财哥是个酒晕子，睡觉都揣着个酒瓶儿，翻身打滚时抿上几口。跟他混的小弟，每月得上供，要么送钱，要么送酒。

根据《漫话扒窃》和《近代中国江湖秘闻》记载，盗贼行帮都有拜师收徒的规矩。一开始做活的徒弟，要“敬师”，把偷来的钱都交给老师，或给老师上供。图为窃贼张德山（左四）的照片，北京市档案馆藏。

杨小松胆大心细，手脚利索，不到半个月就单独干了一票。最叫财哥相中的是，他爱学北京人说话，说得有模有样。

到黄家踩点，却是杨小松自己的主意。之前干的八回，偷的都是生意人，外地来的。

财哥有规矩，只偷外地人。这规矩，是为了不得罪人，真要撞上有钱有势的本地人，一失手就没了活路。

小和尚做了粪夫后，遇上阴天下雨，就跟住户涨价。每回多挣几个，就要歇上两天，来找杨小松。

财哥就拉两人喝酒，几毛钱一斤的散酒，一喝就上头，喝完酒吹牛，絮絮叨叨讲一天。

散酒解释，瓶装酒要一两块一瓶，散酒几毛钱一斤。

小和尚跟杨小松一样，爱听财哥吹牛，尤其是他蹲号子的故事。

八年前，财哥失了次手，给送进警署。丢东西的是家北京人，在参议院有人，一“运动”就把财哥判了刑，送进了南城的京师监狱。

财哥伸开五指，给俩人比划，“妈嘞个逼呀，一蹲就屌五年。所以说——咱嫑（biáo）惹北京人，弄谁嘞钱不是弄？”

杨小松心里不服——“北京人肯定比外地人有钱，不偷多的偷少的，那不是傻吗？”

他想着干大事，就自个儿转到城里，在灯市口溜达，摸到了黄家。

跟杨小松不一样，小和尚却记住了另一件事：在牢里顿顿能吃饱。

“财哥说，那个京师监狱（金醉注：指新式监狱京师第一监狱）是洋式监狱，给犯人吃饱。”

说这话时，他正坐在京师第二监狱的会客室里，举起锁着铁铐子的两手，慢慢挠着光头。

黄家灭门案发后第二天，侦缉队在窦家庄的窝棚里抓到了他。关进牢里时，他还问了一句：“这是哪个监狱？”

民国之后，北京政府参照国外，建造了几座新式监狱。社会学家甘博曾在北京调研过新式监狱的情况，图为他拍摄的犯人做工照片。

四月二十号，杨小松见识了一个新玩意：电影。

米市大街开了家电影院（金醉注：原青年会电影院），正在放电影《闫瑞生》。

晚上七点多，杨小松接了黄小萌放学，去了电影院。几天前，她就和同学约好了。

进场前，黄小萌给了杨小松一块钱，让他也买张票看看。

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根据与上海大学生闫瑞生谋杀妓女王莲英的真实案件改变。1921年7月1日在上海上映。首日票房收入就高达一千三百块大洋。这部片子当时只有十个拷贝，火爆之后在全国轮演，一直放映到1924年。当时票价分1块和5块两种。

杨小松没进过电影院，犹豫半天，买票进了场，在二楼侧边的座位坐下。

看了一会儿，他发现，“除了声音响画面大，电影就是拉洋片”。他越看越入迷，拍手叫好。

“我一喊，旁边那人就骂我，妈的北京人说话真难听——我是不知道看电影不让叫好？但干吗骂我孙子？还说外地人吊儿郎当，操。”

闫瑞生把王莲英骗到郊外麦田里，用迷药一闷脸，掏出绳子紧紧勒在她脖子上。

《闫瑞生》电影还原了真实的杀人场面，在当时引发极大震撼和争议，北洋政府曾一度发布禁令，不准影院放映《闫瑞生》。图为电影中杀人的镜头。

这场戏吓坏了不少女孩，电影院里一片喊叫。嘈杂中，杨小松听见了黄小萌的声音。

他趴在栏杆上往下看，黄小萌正靠在一个男人的肩膀上，那男人穿西装梳背头，一手搂着黄小萌，一手捂住她的眼睛。

回到座位上，杨小松电影看不进去了。呆呆坐了半晌，出了电影院，等在马路对过儿。

九点多，黄小萌从影院出来，在门口和那男人说话，两人拉起手。

内二警署的审讯记录中，杨小松这样说道——

“我就是看着，他不像好人。他看起来比小姐大，穿的也不像学生。小姐从来没说过她有认识什么男人。我想过要不要跟老爷说一说，但是，那不就害了小姐吗？”

“心里觉得很不带劲。喜欢？（停顿很久）我不知道。也没想啥，我就想，那是个坏人，我得救救小姐。那男的——就是个西门庆。”

直到二十天后的那天凌晨，他站在黄小萌的床前，也没意识到，这个“西门庆”就是何沅，王小蒙最要好的女同学。

那天晚上，何沅演完学校的话剧，来不及卸下男装，就去了电影院。

1920年代，燕京大学女校的校园生活非常丰富，常有学生演戏的活动。图为当时女学生排演莎士比亚话剧的照片。

警察把“西门庆”的身份告诉杨小松。他没说话，低头摸索了半天手上的铁铐子。

警察问他，要早知道那不是男人，还会杀人吗？

过了很久，杨小松说：“要知道是个女的，我可能就不花那些冤枉钱了。”

看完电影第二天是星期六（1921年4月21日），杨小松回窦家庄找财哥。这是他在城里拉车后第一次去找财哥。

财哥一点没怪他，照样拉他喝酒。

“这货是真有出息，不跟我干就算了。”

杨小松跟财哥借钱，说有点急事。财哥问干啥，他说想请黄家小姐去听天桥听书看戏，小姐请了看电影，他得回请一下。

财哥二话没说，摸出几块钱塞给他。临走，还扒出件衬衫给他，说穿好一点，别叫人看不起。

杨小松回到城里，照常送黄小萌上学放学。杨小松问她星期天有空吗。

“我一说去天桥，她楞了一下，然后就答应了。她说，早就听说杂耍好看，但黄老板不让去。

“小姐还说，我和她见过的车夫不一样，我很‘罗曼蒂克’——还是那个我听不懂的词儿。”

星期五晚上，杨小松穿上衬衫试了半宿，把胶皮车擦了三遍。

第二天（4月28日）一早，他揣上财哥借的钱和自己攒的三块钱，带黄小萌去了天桥。

“我俩看了耍大刀、拉硬弓、爬竹竿，还看了云里飞演的滑稽戏，小姐可高兴了。我最高兴的是，领她在王八茶馆听了场评书，说的是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说得可真好。我就是个书腻子，这段儿听过几十遍了，每回听都觉得好——林教头，多冤啊。

天桥的评书艺人最早是露天表演，立独脚棚即为场地。1920年后，评书被引入茶馆，王八茶馆是天桥西市场西大街的福海居茶馆。

“听完书，遇上个拉洋片的。我一看，就想起看电影，跟小姐说，这个和看小电影一样，要不要看。

“小姐说想看。我给了钱，她就坐那儿看。刚看一会儿，小姐站起来就走，我纳闷，就追。她一巴掌就搧我脸上了。

“我一着急，就伸手拉她——要搁平时哪敢碰小姐？刚揪住袖子，她就大叫起来，街上人都看我。

“我赶紧松手，跑回去往那拉洋片的盒子里看，里头都是光屁股的日本人，男的女的都有。我看过，知道这叫春宫图。”

日本传统春宫图，大英博物馆展出。

杨小松傻了眼，他没想到拉洋片的正好在放春宫，更没想到的是，黄小萌会有这么大反应。

“她可能没看过，但这不也挺好看的吗？小和尚我俩经常看，很多人都看啊。”

黄小萌也不坐车，沿着天桥大街往城里走，杨小松拉着车追，怎么叫她也不答应。

追了半晌，黄小萌停下脚，回头说：“父亲总说，你们外地来的坏人多，我不信。这回算知道了，我们和你们，是两种人，是不一样的阶级。”

说完，转身跑了。

杨小松呆在路中间，忘了追。他不明白，“阶级”是什么意思。

“阶级”一词，在汉语中的原意是台阶或官位层级的意思。后来，西方社会主义的日文文献里，该词就被赋予了“社会阶级”的含义，后传入中国文化界。

杨小松带着黄小萌在天桥听书的时候，小和尚正在崇文门大街的瓜子胡同（今已并入手帕胡同）挨揍。

那天早上，他扛着一桶冰经过瓜子胡同，迎面冲过来几个流氓，边跑边回头骂：“再追弄死你丫的臭脚巡！”

北洋时期，沿街巡逻的巡警很多没受过专业训练，常和小摊贩、拉车的起矛盾，行为素质也很差，被老百姓骂为“臭脚巡”。甘博拍摄。

流氓撞过去，桶翻到地上，冰块撒了一地。

一个巡警追着流氓进胡同，一脚踩在冰块上，撂了个跟头。小和尚忙赔不是，那巡警破口大骂，抡起警棍劈头就打。

小和尚捂着头，问为啥打我。巡警瞪着他，瞅瞅跑远的流氓，抬手又是一警棍。

“你丫挡我道，和小偷一伙儿的吧？”

小和尚眼泪流出来，说我不认识他们啊。巡警一脚把冰桶踢到墙根，说：“听你这口音，河南的吧？说不是小偷，谁他妈信啊！”

抡起警棍又是一顿抽。

这个“臭脚巡”，叫董驴子，是个落魄的旗人，考上巡警没俩月，头天早上，才领了正规警服穿。

这天早上，董驴子起床发现，口袋里五毛钱丢了，跟老婆一说，被臭骂了一顿。

他窝着火上街巡逻，一眼瞅见个烧饼摊子，摆在了不该摆的地方。董驴子闷声走过去，一把掀了摊子。

卖烧饼的想骂，没敢出声。董驴子把案板上的面团使劲摔地上，一棍打翻钱盒子。

钱掉了一地，旁边立马钻出几个流氓，抓起几把钱就跑。董驴子这下慌了，扯开嗓子大骂一声“操你奶奶”，去追流氓。

揍完小和尚三警棍，董驴子这窝子火才算消。他说，“我当时就是心烦，打完那小光头也知道不该，但我也委屈啊。”

董驴子后来知道小和尚杀人的事，瞪大眼说不信，“那小子是一怂包啊！”他转转眼珠儿，又说，“但也不好说，我们当差的就怕外地人，爱胡来。”

小和尚被揍得鼻青脸肿，耽误了生意。回到冰局，黄老板问也没问，直接骂走了他，当月工钱也没给。

这趟生意，本是要给莫理循大街上的惠丰堂饭庄送冰。惠丰堂是黄家冰局的大客。

瑶瑶说，每个伙计都耽误过事，但黄老板也没辞掉过谁。小和尚坏了生意，八成是得罪了惠丰堂。

惠丰堂，北京著名的“十大堂”之一，1858年创立，原址在前门外大栅栏观音寺街，饭庄以经营山东风味菜驰名，以烩菜最为拿手，如烩鸭丁鲜蘑、烩生鸡丝、糟烩鸭肝。

小和尚丢了工作没地方去，就去找杨小松。

他蹲在黄家大院门口，等到傍晚五点多，才见杨小松拖着车回来。

听小和尚讲完，杨小松半天没吭声，从口袋里摸出包烟，递了小和尚一根。

小和尚接过烟一看，是哈德门，问他，怎么买这么贵的烟？杨小松只顾抽，还是不说话。

小和尚学着他的样子，也把烟塞嘴里点着。他说：“小松，要不你找黄小姐帮说说情？”

杨小松使劲抽了几口，掐灭烟头，照着胶皮车的轮子连踹三脚：“明儿一块去找财哥。”

第二天（4月28日）中午，财哥带两人在朝阳门吃了顿羊霜肠。那顿饭，三人喝掉三斤二锅头。

羊霜肠起源于北京也叫羊霜霜、羊肚。北京传统小吃。卖羊霜肠的小贩在叫卖时，都呼：“羊肚开锅！” 当年，羊霜肠就像豆汁儿那么普及，庙会上、市场上、街道上都有卖的。

小和尚喝得晕乎乎，趴桌上又哭又闹。他说，要不咱回老家，就算不能顿顿吃饱，但也没人欺负。

财哥说回去也行，咱们老乡年年都有回去的。

杨小松不愿意，照自己脑门拍了几巴掌，说：“回去干啥？我连地都没有，你们想当农民你们当去，我死也得死北京！”

小和尚说现在没活儿干了，咋办？

“找那臭脚巡去！他不给个说法，咱就给他个说法！”

财哥呵呵笑，说俩人“太嫩”。

他抠着牙缝里的羊杂碎，“这事我见多了，就算把那警察弄死，也冇屌用——我跟恁俩（你们俩）说，咱们穷，叫人家欺负，赖不着警察。”

“那赖谁？”

“有钱人——黄老板说叫你滚就叫你滚，工钱也没给对吧？还不是因为嫌你是外地嘞。”

“那咋弄？”

“要弄，就弄大事。”

小和尚不明白，什么叫大事。

财哥眼珠翻了下，慢悠悠说：“咱们穷，他们富。光脚嘞不怕穿鞋嘞——明白不明白？有钱人怕啥，啥就是大事。”

杨小松问：“财哥你是说咱们去偷冰局？”

财哥瞪眼：“我可冇说啊！我嘞意思是：城里头越乱，你们年轻人机会越多。”他伸出手，指着杨小松，“你，回河南得饿死。想当城里人吧？人家不让啊！”

小和尚还是不懂：“要没咱外地人掏粪，那北京不就叫屎埋住了？”

财哥说你傻啊，你不掏肯定还有其他人掏，恁多山东人等着掏嘞，“但穷人有穷人嘞好处，出了乱子，穷人大不了还穷，但也有可能变富了，是不？”

清末民国时，北京粪夫十之八九来自山东，多为穷苦逃荒而来。

杨小松一拍桌子，打了个酒嗝：“财哥，我是弄懂了。妈嘞个逼，靠恁娘（操你妈）——老家回不去，城里头留不下来，恁叫我死去啊？”

说完，他打了小和尚一巴掌：“跟我去黄家干一票，保准你发大财。”

又跟财哥说：“财哥你也去，给露一手。”

财哥一楞，咧嘴笑摆摆手。

“咋？你真是个鳖孙啊？”杨小松抓起只碗撂地上，“你瞅瞅咱那些老乡都过啥样——你要是当自己大哥，咱就一起干！”

财哥张嘴发了会儿呆，嗨了一声，说去就去，又他娘不是去杀人。

那天晚上，三人正式决定，不偷冰局，直接去黄家大院。财哥说，有钱人家，一般把钱藏家里。

后来，财哥在牢里对警察说，当时一脑子全是酒，根本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

“我就记嘞，小松还给俺仨封了外号，我叫鼓上蚤时迁，他叫行者武松，小和尚叫花和尚鲁智深——他说，俺这叫三剑客。”

小和尚则说，他从来没偷过东西，但是想想也可以试试，大不了被抓了还能吃牢饭，顿顿管饱。

杨小松却很清醒。“我那天一点没喝多，我就想着——你（黄小萌）不是喜欢英雄侠客吗？我就是。”

财哥和小和尚都没想到，杨小松是真把自己当成了武松。

他想干的大事，是杀掉黄老板。

案发后，天津《益世报》的记者曾在监狱里采访杨小松，他说：“其实没见过他（黄老板）几次，跟他没啥仇。我就是想，天下大乱。”

行动之前，杨小松先干了几件“对得住自己”的事。他去天桥抽了回福寿膏（鸦片）；在茶馆泡了两天，听说书；又去了趟百顺胡同，在四等下处嫖了一回。

灯市口弓箭大院卖弹弓的陆老板说，五月六号中午，杨小松曾去他店里问，有没有火枪卖。

“我骂了他两句，说想要那玩意去警署啊。他也没还嘴，笑笑就走了。”

同一天下午，甘雨胡同鸿星刀剑铺的伙计，卖给了杨小松两把杀猪刀。他知道杨小松是黄家的车夫，问他买刀做啥。

“他说，买刀还能做啥，杀猪啊。”

这两把刀，是买给财哥跟小和尚的。他自己准备了一把锤子——“你知道武松的故事吧？武松杀人用刀，但刀杀人慢，还会卷刃。”

他扬起双手比划，“锤子快，一下就行。”

在《水浒传》中，武松杀张监督一家时，有段血腥的描写：“武松的刀早飞起，劈面門剁著，倒在房前聲喚。武松按住，將去割時，刀切頭不入。武松心疑，就月光下看那刀時，已自都砍缺了。”图为上世纪末连环画《血溅鸳鸯楼》。

行动前两天，财哥不见了。杨小松在窦家庄和他常去的酒馆饭店找了个遍，也不见人。

跟他混的其他小弟说，财哥收拾东西回老家了。

杨小松在监狱里还骂他，“老家伙都是怂包，跟我爹一样。要是当初留我在北京，我不就真是城里人了？”

财哥知道杨小松这样说，呵呵一笑。他在监狱里没酒喝，但仍然像个酒晕子，说话慢悠悠。

“我其实不是啥神偷，都是诓小孩嘞，能弄点钱活一天算一天。你别看我晕了吧唧，我心里头清亮，我就是瞎鸡巴吹牛——哪知道这孩子（杨小松）他当真了。”

杨小松和小和尚判决死刑后，财哥讲了一件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财哥老家闹饥荒，村里先吃狗，再啃树皮，最后连人都吃。

“差一点，我就得俺闺女煮吃了。俺娘快饿死了，我看着难受啊。我就想，小闺女也长不大了，叫俺娘活吧。

“我把水都烧好了，下不了手啊。我看着俺闺女，才两岁，她也饿，见锅里头冒烟她还伸手摸，想吃东西。

“我把那锅一脚跺翻，跑了。俺娘跟俺闺女都饿死了——老家不能待了，我就一路跑，跑到北京。我为啥天天喝酒？心里头难受。”

财哥说，自己就是怂包，啥也干不了。他怕自己醉熏熏的，到时候坏了事，害了俩孩子（杨小松和小和尚）。

五月十号晚上十一点，杨小松带着小和尚躲在黄家大院后墙，等黄家熄灯。

小和尚回忆，那天看见杨小松穿了身黑衣服，还戴着个帽子，跟唱戏一样。

“问他哪弄的，也没说，他告诉我，这叫武生，大武生。”（金醉注：关于这件案子的现存文献里，没有找到关于杨小松这身衣服的来源，只能推测是他从哪偷来的。）

小和尚哆哆嗦嗦，一直问财哥去哪了。杨小松让他放心，说黄家我熟，摸到钱就走，用不了多久。

十一点半，黄小萌的房间灭了灯，黄家大院一团漆黑。

又等了一个多小时，院里没动静，胡同里的狗也不叫了。

“让小和尚驮我上了墙头，跳进院里给他开了门。这个法子，之前头一次来踩点就想好了。很简单，一点动静没有。

“他（小和尚）跟在后面。走到堂屋门口，我递了把刀给他。他害怕，不敢接，也不敢出声问。我就小声说，以防万一。就塞他手里了。

“我？我有把锤子，还有给财哥买那把刀，都别腰里了。先进的堂屋，黄老板和老板娘睡主房。我知道那屋，小和尚在堂屋等着。

“月亮好，正好照见床，他俩（黄老板和老板娘）一个躺着睡，一个歪着睡。黄老板还在打呼噜。就两锤，没声了。我怕死不透，就朝黄老板脖子上肚子上扎了几刀。头上？可能我有点慌，没看准，扎脸上了。

“他（小和尚）等着，不知道我弄死人了。我也没说，院里住了十个人（杨小松当时并不知道何沅住在黄小萌房间，院里共有十一人），怕有人醒了，就没多说话。

“我给小和尚摆摆手，出了堂屋。一出去我就发现不对，好像有人在看我。

“猫下腰沿着墙走，摆摆手叫小和尚在堂屋里别动。那人还在看我，我赶紧进了小姐那屋。

“没有，我就没想过要杀小姐。本来想偷点东西就走，反正已经弄死了俩。而且吧，小和尚没发现死了人也好，我怕他一害怕瞎叫。所以，本来就该走了——但那人肯定看见我了，我就进了小姐屋。

杨小松进了黄小萌房间，躲在梳妆台前。过了一会儿，他忍不住站起来往床上看了一眼。

“我一看，床上是俩人，就傻了。我走到床边上，也没看清那人的脸。说不清，当时脑子里就一阵响。”

杨小松呆站在黄小萌床前，他不知道床上的另一个人是何沅，也不知道这时瑶瑶正趴在窗户上往里看。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当时在想评书，脑子里净是天桥说书的声音——武松揪起那妇人，扯开胸脯衣裳，说时迟那时快，把尖刀往胸前一剜——没错，我就是武松，她就是潘金莲。

李翰祥执导、狄龙主演的《武松》中，武松杀嫂一场戏。

杨小松伸手扬起锤子，砰砰两下，黄小萌跟何沅没哼一声，都死了过去。他掏出尖刀，朝何沅身上连戳七刀。这时，才发现这是个女的。

杨小松不再是杨小松，他从床上拖下黄小萌的和何沅的尸体，用尖刀扎进脖子里，慢慢割下两人的头。

他散开两人的头发，捆在一处。提了两颗脑袋爬上床，挂在房梁上。

“我不太记得做了什么，脑子一团糟，一会儿唱戏一会儿说书，一会儿又想起看电影。我走出去，看见小和尚站在院里。他等了很久，害怕，想走。

这时候，东屋的小孩突然哭起来，小和尚吓得转身就跑，一下摔趴下了。杨小松拉他起来。

“他一看我，又扑通坐地上了。吓得了，我一身血。我就说，我被发现了，不都杀了，咱们就得死。”

这时，堂屋里出来个男的，喊了一声“谁？”

杨小松看也没看，就一锤抡过去，却被抓住了胳膊。

“我看出这人是大少爷（黄小聪），心里一阵害怕，他比我劲大，我赶紧锤子就要掉了。小和尚也没帮我，跟傻了一样站着。

“我腾出只手掏出刀子，在他腿上肚子上扎，他还是一动不动，大喊一声，想把我按倒，又使劲喊抓贼。

“他一喊，我也喊，突然一下子他就没声了，一根铁条从他脸上扎进去，穿透了。小和尚不知道哪里捡了根冰镩子。

黄小聪的喊声惊醒了管家黄二奎。他拎着个棍子从房子跑出来，杨小松上去一脚踢倒他，朝后背连刺七八刀。

小和尚也冲过来，跪在地上刺。

“他（小和尚）厉害，比我还狠，把冰镩子从大少爷头上拔出来拿着。不过，后来都是我杀的——瑶瑶？我以为小和尚弄死她了。”

杀了黄小聪和黄二奎之后，杨小松拿着刀子锤子，挨个进屋，见人就杀，连两个小孩也没放过。黄老板的母亲黄吴氏见当场吓死，还是被当头敲了一锤。

杨小松杀完了能找到的人，听见院里还有声音，他隔着院子问：还有人？快弄死。

小和尚丢下冰镩子，一刀捅进瑶瑶的肩膀。

他是故意的，以为这样就不算杀人，要是能蹲监狱，至少能吃得饱。

民国十一年七月初，京师高级审判厅公开审理了杨小松、小和尚和财哥。杨小松和小和尚判处死刑，财哥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七月十六号下午，杨小松和小和尚被执行枪决。

在去先农坛刑场的路上，我以《白日新闻》记者的身份一路跟着刑车。两人一路没说话。

快到刑场时，杨小松跟我说：“你是记者，本事大，能不能帮忙找找我爹。告诉他，别当北京人了。”

我没说话，点了一根烟卷，塞进他嘴里。

过去北京的刑场，明朝设在西四牌楼，清朝设在宣武门外的菜市口，中华民国成立后废除了用刀杀人，刑场改设在南纬路东端路南的先农坛根。

行刑前，我离开先农坛，沿着大道往回走，一直走了一个小时。天气很热，一点风也没有，老鸹叫得心烦。

走到景山附近，我在阴凉里坐下歇着。不远处城墙根底下坐了二三十个人，个个扛着大包小包，竟全是宫里的太监。

一打听，这些太监是给皇帝赶了出来。他们常年在宫里生活，早就以皇宫为家，突然来到宫外，就成了流民。

1923年夏天，清宫内频发盗窃案，6月底，建福宫发生大火，后调查是太监所为。末代皇帝溥仪一怒之下，于7月167日中午下令裁撤太监，当天即将700多名太监驱逐出宫。大部分太监在北京没有家，只得露宿街头。后来，很多太监被安置在地安门雁翅楼，和流落北京的难民境况一样。

回到家，我和助手小宝说起遇见的太监。

他问我，还记不记得民国八年（1919年）那些丢了宝贝的太监。我说记得，前阵子还听说那个叫赖小辫的太监结婚了，娶了个妓女。

那赖小辫是天津人，小时候家里闹水灾跟父亲逃荒到北京，在天桥混流氓，一心想入宫做太监，觉得有地方落脚能踏实。（金醉注：详见《北洋夜行记008》）

小宝说，他也有五十多岁了，这下算踏踏实实落在北京了。

我点上烟抽了一会儿，说：“世道和人天天变，什么叫踏实呢？”

我拿起桌上的报纸给小宝看，“大总统给赶到天津去了，这回北京地盘八成是又要换主子了。”

1923年6月，曹锟派人恐吓大总统黎元洪，迫使黎元洪逃往天津，并交出大总统印并签署辞职书。又通过大批收买或威胁国会议员，于1923年10月6日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图为黎元洪（门内穿西装者）离开北京时在东厂胡同住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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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木留下的笔记本里，夹着一些民国十一年（1923年）的杂志剪报，都是当时的“社会”评论。

中文里的“社会”一词 ，在古代是指迎神集会，如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八月秋社……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还有志趣者结合而成的团体，如《金瓶梅词话》第三八回：“观境内所属州郡，各立社会，行结粜俵籴之法。”日本学者福泽谕吉在1876年的《学问のすゝめ》第17编用作society的半和制汉语翻译，这个用法后传入中国，使用至今。图为民国刊物《小说日报》1924年1月的社会评论版，扫描自金木笔记中留存的剪报。

就像故事里提到的“罗曼蒂克”，“社会”一词，是当时的新文化用词，来源于日制汉语对society一词的翻译。

如此密集的社会评论，是有原因的。民国早期，经济有过一段持续增长，到了1920年，北洋政府内部掐架，军阀火并，经济也不行了。

各种“社会”问题突然升温，所谓“阶层”或“阶级”意识愈加明显。

严复曾认为，society应该翻译成“群学”更恰当，很有道理。社会是网状和链条式的，没有哪个问题是非黑即白的。

每个角色都以自己为中心观看，信息片面，人人都有自己的归因方式。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将一切归因于小明的“背叛”，提出解决办法：杀人。

台湾导演杨德昌1991年拍摄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改编自台湾一件真实的少年杀人案件。结尾处，小明告诉小四：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

《出租车司机》中的崔维斯，将一切归因于犯罪分子，他要“拯救”少女，却陷入一个新的荒诞中。

美国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拍摄于1976年的电影《出租车司机》，讲述了一个越战退伍军人在纽约的故事。

灯市口灭门案里，杨小松把问题归因于他与城里人的差距，解决办法是“干大事”。

干大事个危险的。

2015年，中国流动家庭在全国占比已接近20%，大城市像吸铁石，大量省份的人口被吸附，无数人的故乡消失。

我采访过一个南方山村的年轻人，他说，自己第一次去上海，“觉得上海人走路飞快，我就让自己也使劲快走，不能落后。”

传统的宗族系统瓦解，城市是人们重寻安全感的地方，也是引发心理落差和恐慌的地方。

大城市经济上接纳外来者，却在社会上排斥，结果就是冲突。

为什么？写《中国在梁庄》的梁鸿在书中提到“知识鸿沟”的说法：

“知识上的鸿沟和数字鸿沟一样，是隐形的，只是会在一些事的节点上爆发出来，形成城里人和农村人的隔阂，使双方都产生仇恨心理，最后，人民和人民火并起来了。 ”

用现在的词来说，100年前的杨小松算是个“留守儿童”，他对城市有种热切的期望，遭遇挫败时，便想通过“干大事”改变命运。

有件事一直没跟大家讲过，其实金家祖上是河南籍，从太爷爷上一辈才去的北京。

世道变迁，人在流动，你说我算河南人还是北京人呢？一点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如果再出现些张小松，刘小松，高小松，家家装一百个防盗门也没用。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李志这首歌，贴在这里，送给1923年的杨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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