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儿子生日那天，李海鹰办了一个小小的生日聚会。聚会上，她看到儿子Peter的脸上挠了很多血道子，触目惊心。
「晴天霹雳。」半年之后再提起，李海鹰依然难掩震惊，血道子是Peter自己抓的，在同学们七嘴八舌的讲述下，她才发现自己有多粗心：班里有一个男同学，在过去三个月中不断语言羞辱Peter。Peter不擅长反击，郁闷和愤怒没法纾解，开始自残。
那个晚上，李海鹰一夜没睡。创业十四年，她遇到过大大小小的问题，同事眼里的女老板性格强势也乐观，遇到问题就解决，没人见过她的眼泪。
只是这一次，原有的经验与人脉不再适用，她带着儿子不停跑医院，几次三番终于排除了器质性疾病，确诊为焦虑症。严重到一定程度，Peter出现了躯体化症状，手抖脚抖，无法克制，「像得了帕金森」。
李海鹰给孩子办了病退，她拿出做项目的较真劲儿，设计了三套方案，请了两位律师一起去学校协商。那是一所每年学费几十万的知名国际学校，校长向她保证，霸凌者下学期一定会转走。
结果，开学第一天，Peter带着校长和妈妈的保证走进教室，霸凌者坐在班里，看着他。
Peter当场就开始抖。他立刻打电话给李海鹰：妈妈，他还在。
更糟糕的是，体育课上，两个孩子又被体育老师分到了一个小组，需要协作完成很多任务。
「那一节课对他来说，就是地狱。」李海鹰发现，学校没有遭遇过同类情况，也没有一套处理的流程。很多老师，包括校长，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质疑受害者的感受：会不会是你儿子太敏感了？
她自己一度对儿子的求助不太敏感，甚至试着用更简单的思路解决问题。Peter说，有同学骂他，「我说他骂你，你就骂他啊，你骂回去。」还教给他一个五步反击法；Peter说，有同学抢他的文具，「我就劝Peter不要太小气，笔和橡皮值几个钱？你一天带十根笔、十块橡皮，你就让他抢，妈妈管够。」李海鹰就真的给孩子买了100个橡皮，100支笔，上学的时候抓一把给他放包里，以为这个事儿就解决了。
当时，她没有意识到，这是对方在一步步试探Peter的底线。后来带孩子去看专业的心理医生，她才逐渐明白，她的大大咧咧对孩子没有丝毫帮助，反而堵住了儿子向她求助的通路。Peter开始觉得，受欺负是自己的问题：怎么就我过不去呢？他怎么就欺负我呢？
Peter陷入巨大的恐惧中。在那堂体育课上，他总害怕下一秒就要被欺负，整个人脑子一片空白，晚上回到家，他的情绪失控了。
李海鹰也跟着崩溃了。终于，一切理性方法都失效了。
最让Peter难堪的辱骂，是那个男孩当着所有人说，「他没有爸爸。」
这句话让李海鹰对孩子充满歉疚。她是个单身母亲，在对孩子的教育上，一度竭尽全力弥补父亲角色的缺失。面对那个创业女性几乎都会面对的问题——事业和家庭你怎么做好平衡？李海鹰会下意识地回怼：为什么要平衡？凭什么要我来平衡？只是因为是女性，就天然需要背负对家庭的责任吗？
事业和家庭，她都想要。
几年前的一次女性创业论坛上，她分享过自己的育儿观念：把母职具体划分成七个部分，有几个部分可以请更专业的人代替自己完成：让司机带孩子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保姆阿姨解决孩子的一日三餐，家庭教师陪伴他写作业，专业择校的中介机构给他制定求学计划……
当时她的分享博得了满场掌声，现在回想起来，李海鹰觉得自己的想法「真的就是毒药」，她反思，当时的自己只看到了母亲功能性的一面，刻意忽略了专业人士给不了的东西，「就是妈妈的爱」。
Peter长大的过程几乎和李海鹰创业的过程重叠。她笃信着这样的育儿方法论，得以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创业。
2015年到2018年之间，公司处于上升期，大量优秀国产电视剧涌现出来，李海鹰的天海传媒和上游公司签了对赌协议，一年到头几乎都在工作。
她只在年三十晚上吃饺子到守岁那几个小时休息，平均每天睡不到六个小时，通宵也是常事。即便是下了班，她也忙着写工作邮件，开电话会，儿子就在一边安静地玩玩具、看动画片。
后来Peter在作文里写：妈妈每天要说很多很多话，但没有一句话是对我说的。
但工作的忙碌也带来了直观的回报，她的成绩有目共睹：营业额每年递增，流水连续过亿，推广的爆剧不断，她成了业内公认的「爆款女王」。
对赌结束之后，李海鹰甚至发现了北京市政工程的一个「惊人进步」：2019年夏天，她坐车路过四环，发现路边的隔离带上种满了月季花，「开了20多分钟还都是」。她当场拍了照片，向合伙人盛赞了绿化建设：现在北京的绿化做得真好！不一会儿，合伙人汤婕回了消息过来，「姐，您不知道吗，这个都快10年了。」
三四年了，每天上下班无数次经过的路旁，李海鹰总是在低头赶路，发信息、写方案、打电话，这一次她终于抬起了头。
以前，李海鹰没有因为陪伴儿子的时间太少而感觉羞愧，她生于70年代，父亲去世后，母亲独身一人抚养她和姐姐长大。她的母亲是政法大学的高材生，在那个年代，母亲牺牲了很多个人追求和自我发展，换取整个家庭的运转。
她听着母亲的念叨长大。母亲会反复向她强调，我为了这个家做了什么，我为了你和你姐做了什么。这让长大后的李海鹰，即使见到了很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却总是对「享受」满怀愧疚。她会想，妈妈那么不容易，她还没享受过呢。
所以，人生的前半场就是搞钱，那会的李海鹰笃信：你要挣更多的钱，你才有能力去孝顺妈妈，有能力去照顾你的孩子，有能力真正地帮到那些一直追随你、相信你的小伙伴。「生病的时候不用给他一杯热水，生病的时候直接送到和睦家」，李海鹰那时候觉得「钱就是力量」，能够解决很多问题。
「我小时候是个穷孩子，在物质上极匮乏，经历过要每天扒着橱窗看一个玩具，看了一年，压岁钱攒够了，玩具没了的时候，也经历过寄人篱下，受亲戚白眼，不敢盛第二碗饭，只能把唯一的一碗饭默默压实的时刻。所以当Peter给我提出一些物质要求的时候，我觉得只要在我能力范围内能满足他，我也是很快乐的。」
因为这些，也因为被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影响，经常看到各种鼓吹「比你优秀的人比你还要努力，你有资格休息吗」，再看身边的朋友，也是每个都很拼，李海鹰无法停下来，从来不敢「浪费时间」。
她也有了后来登上热搜的「休息羞耻」，即便身体已经累到不行，大脑濒临停止运转，她也会对休息充满了负罪感，不好意思光明正大地给自己放假。
她不知道那些互联网上的「女强人」是怎么做到五点钟起床，锻炼、学习，带娃、做饭，然后转身再去职场驰骋的，「在我这的确是做不到，因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中等生，我的确在人生的一个阶段只能干好一件事。」
Peter生病之后，李海鹰不得不正视自己创业以来遇到的最大的坎儿，她必须抽出大量的时间，带孩子看病，陪伴他康复。
一次在等待医院叫号的间隙，李海鹰带着儿子去儿研所旁边的天坛公园散步，两个人拍了很多照片，笑得非常灿烂。但在这个过程里，她的眼光都要躲着他，不敢正视他抖动的身体，心里一直揪着，「心如刀割」。
后来Peter暂时休学治疗，母子俩一起做了一个性格测试。竟然是完全相反的性格。李海鹰学会了一件工作从来没能说服她的事情：这个世界上，存在「做不到」：每种人都有自己不擅长做的事情，而我的儿子，恰好不擅长解决冲突。」
李海鹰必须跨过这个坎儿。后来从学校里了解到的事情更加让她吃惊：那个欺负Peter的小男孩，以前也是个被欺负的角色。直到他忽然长高了不少，就开始以别人曾经对待他的方式来对待Peter。
「他也是个受害者。」在带着儿子康复的过程中，李海鹰恶补了大量校园霸凌相关的知识，也越来越感受到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校园霸凌的无知。这其中有孩子、有家长、有老师，有霸凌者，也有被霸凌但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什么的学生，「他们觉得没打伤没出血，就不是问题」。
李海鹰觉得，精神霸凌是比身体霸凌更深的伤害，她的心理医生也告诉她，孩童时期受到的精神上的伤害是一辈子不会被抹平的，它会变成一个泥潭，未来仍有可能会被激发。所以普及儿童心理学知识不能再等，李海鹰想给孩子们的泥潭里种满荷花，她萌生了一个新的思路：怎么才能让所有人都对校园霸凌有个准确的认知，再帮所有学校去完成监管机制的建立呢？
经营企业的思路让她确信，如果把一件事做得好与不好依托在个体的能力上，那这件事肯定是做不好的。必须引入更多投资、更多社会力量的关注，让反对校园霸凌成为一个可以系统运转的商业体，才能够可持续发展下去。
她立刻开始了行动，联系国家的一级基金会成立针对校园霸凌的专项基金，准备请最专业的心理医生来讲解校园霸凌的相关知识。李海鹰把学校退给她的30多万学费捐出来，但距离基金会要求的300万启动资金还有很大缺口，她积极筹募。
筹募的工作缓解了她对寻找第二曲线的焦虑。疫情开始后，她明显感受到市场的变化，2018年以前，公司平均每个项目都是五百万以上，也有不少千万级别的项目。最近两年，一个50万的项目都可能有十几家去比稿。
李海鹰已经多年没写过方案了，对于00后员工的想法，也不太能参透。这些事情都让她意识到，是时候离开一线，她应该拿出时间，做一点更想做的事情，给公司寻找更多的发展。
分出股权后，李海鹰开始逐渐淡化自己在公司里的存在感。例会从一周开四次逐渐减少到四周开一次，公司内的重大决策也放手让中高管去试错。她给自己定义为CGO（首席发展官），去做更多新的尝试，也得以抽出时间陪伴儿子，也重新启动了自己的人生。
她喜欢上了骑小布自行车，搞了个骑行俱乐部，认识一些年轻的新朋友。她想要多读书，朋友建议她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她就欣然开始准备，每天六点和Peter一起背单词。她也开始烫头发、做指甲、出国旅行，以前不好意思享受的人生，现在统统要开始享受，朋友说她开始「亲自生活」，悬浮了太久，她终于感受到了生活本来的精彩。
人生的旷野忽然在她「旷工」之后徐徐展开，每一个选择，她都跃跃欲试。
